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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9章

现代奇人续-第3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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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较详的,有立契时间、缔约双方名字、标的、契价和交割、见证人等内容,与“万民约”基树目同。在日后土地国有制破坏,土地私有制产生发展,土地买卖关系发展的情况下,此“邦国约”之名不复存在,使用于土地转让关系之中的契约也是“万民约”。青铜器上的契约资料的发现,为研究先秦契约和土地制度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李强的话,满足的点点头笑着说道:“李叔叔,我想我以后都不会寂寞了,因为有这么多我学不完,发现不完的东西,我会用我所有的时间来发现这些,还是太爷爷说得对,既可以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还可以让自己多学到一点东西,如果以后学得有李叔叔那样好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别人一问我也就知道了”。
    钟文秀点点头笑道:“你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啊!你的李叔叔的确学得很好,只是你不知道的是,你的李叔叔不管是在哪一个方面,都是很厉害的,以后你要记得,你想要学会有样东西,会的东西就必须要多,因为其他的知识也很重要,他们都是联系到一起的,不能够只选择一样,而不去学其他的东西”。
    扎西多吉的孙子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孩子,正是因为他的懂事,才会惹得这么多人都喜欢他,不要看同样是小孩子,如果只是一般的小孩子,我想没有人愿意和这个小孩子说这些事情的吧!况且还如此的惹人喜欢,对于钟文秀的话,扎西多吉的孙子全部都记在了心里面,对着钟文秀笑了笑,亲切的说道:“谢谢姐姐,我会记住的”。
    李强看了看时间,现在也不早了,直接对着钟文秀和扎西多吉说道:“扎西多吉老爷子,我们现在也该走了,外面的车还在等着我们”,钟文秀听完李强的话,再和扎西多吉客套了几句便离开了这里,望着钟文秀和李强的背影,年幼的扎西多吉孙子,也显得十分的不舍,不过还是站在了原地,看着这两个人的离开。
    扎西多吉见自己的孙子心里面不高兴,眼神之周还流露出少许的忧愁和伤心,这才笑着说道:“其实没有什么的,因为李主席和他的夫人都是一个大忙人,他们和我们可不一样啊,他们每天面对着很多的事情,你自己也很清楚吧!李主席懂的东西有多么的多,他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就有多少,现在你就乖乖在家里,大不了爷爷去给你请一个老师回来”。
    “请回来教我这些考古的东西吗?”扎西多吉的孙子激动的问道。
    扎西多吉点点头,笑了笑说道:“其实现在想起来,李主席说得还真是对啊!如果现在就将你送到那样专业的地方去学习,还会造成你的其他成绩不好,这样反而就是一种拔苗助长,我扎西多吉的孙子可不能够这样,如果你以后站出来,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不是丢人吗?况且你还不知道吧!考古本来就是一门文学”。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扎西多吉的话,皱起了他那幼稚的眉头,不解的说道:“爷爷,在学校里面,老师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和考古的事情是一点边都巴不上,怎么考古会是一门文学呢?如果考古真的就是一门文学的话,我想现在我们学习的课程里面就应该有了吧!我觉得考古本身只是一颗,不能够算是什么文学”。
    扎西多吉听完自己孙子的话,摇了摇头叹道:“你这个傻小子,难道你刚才没有听那个姐姐告诉你吗?这些东西都是以后考古需要的基础,如果你没有打好这些基础,以后怎么学考古,你知道不知道,考古最重要的就是文献资料和文字资料,没有文字的东西,我们只能够从文献上面得到答案,有文字的东西,我们就要从这些难懂的文字上面得到答案”。
    扎西多吉的孙子听完扎西多吉的话,眼睛顿时就亮起来,笑着对扎西多吉说道:“爷爷,你以前一直都是管理这些文献资料的,我想你也应该知道吧!文献当中有难题记载着契约的事情啊!”看来这小子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只要遇到自己想要知道的事情,就一直会问到底,这也许就是天才和普通人的不一样吧!
    天才可以充分的利用自己身边的一切事情,将这些事情看到它的最重点之处,但是一个普通人只能够看到事情的表面,永远也不会看到最深邃的地方,天才和普通人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多少的天分,而是他付出的努力有多少,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事情的领悟能力,这些也与后天多少有些关系。
    扎西多吉笑了笑说道:“其实我们的文献就是一部大型的历史资料,历史资料上面记载的只是一些大的,或者是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文献却是连最细微的东西都记载进了里面去,你说的这些契约,在我们的文献之中也会记录到一些的,只是李主席还有一种契约没有告诉你,那就是摩崖碑记中的契约。
    摩崖碑记中的契约资料以汉代的为最早,也以这时的为最珍贵,因为此时的契约原件保存下来的实在太少,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也不多,能有摩崖碑记为之补充,确是难得之事。
    摩崖以西汉地节二年(前铭年)的《扬,买山刻石》为最早,稍晚的是东汉建初元年(历年)《大吉买山地记》冈。这是两则记事刻石,也像是简化了的契约录文。
    碑记中最宝贵的是,仍年发现于河南偃师县缑氏公社郑瑶大队南村的汉碑《东汉建初二年(刀年)侍廷里父老,约柬石券》固,这是里民为轮流担任里父老时得使用集体所购田地而立的合同。参与合同的里民二十五人都在券上署,唐碑中最宝贵的是《唐大中五年(蚓)赖内庄宅使牒》,刻在玄秘塔碑碑阴,文字基本完好网。唐朝实行均田制,规定田地不许买卖。《唐律琉议》卷口《户婚上,诸卖口分田》曰:“《礼》云:(田里不鬻,。受之于公,不得私自鬻卖。”《唐律》又规定,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卖时,要“投状申牒”,即由业主赴官报告,由官府发给一准许出卖此产业的文牒,才可出卖。《通典,食货,田制》下:开元二十五年(召年)令:“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酬若无文牒轨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这种文牒是很重要的,但唐代的有关田地买卖的文牒原件已经无存,其本来面貌已不易得知,此碑之存在,使我们得知当年的田地文牒上除一般公文之外,还具体载录业主、拟卖产业的坐落、四至、价钱等等,契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具备。
    佘代《佘大安元年“劲年)真清观牒》碑也很重要。碑身巨大,“高七尺一寸五分,广三尺八寸八分”,两截书写,上截是牒文,下截载“本观置买地土文契”,即《金大定二十八年“隗年)怀州马愈卖地契》“刮,两件的文字都基本完好,真是双璧生挥。明清时期照录契约原文的碑记很多,亦有重要史料价值,反映城市经济生活的尤为可贵。
    我国的古文献浩若烟海,其中与契约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内容极多。因此,要深入研究契约问题,必须充分利用文献资料。
    开始李主席所说的现存的契约原件和金石文字中的契约资料,都未接触到原始社会的契约问题,因为这些资料所反映的都是后代的契约,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交换关系产生并发展,萌芽状态的契约也已产生。中原地区当时的人类使用什么样的契约,目前还无具体资料可供论证。考古工作中虽发现了一些画在陶器上的符号,但表示何种意向,无从考查,再从文献记载来看,许慎《说文解字,后叙》曰:“古者庖牺氏酬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此八卦、结绳是否已用于契约关系中,也不得而知,可是,孔子曾说过: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近干年来,许多少数民族经历或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这些民族使用契约的情况在汉族文献中有所反映。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两广“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云南“土人(傣族)缔约,取一木杖,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画二三符记于上,每方各执一片,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则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片收回。”
    清代袁枚《子不语》曰:海南岛“黎民买卖田土,无文契票约:但用竹签一片,售价若干,用刀划数目于签上对劈为二,买者卖者各执其半以为信,日久转卖,则取原主之半签合而验之。”旧让述三个民族当时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所用契约虽有一些差别,但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都无文字,而是以剖分竹签木片为信物,这种契约形式叫做判书。《周礼,秋官,朝土》曰:“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郑玄曰:“判,半分而合。”由此看来,判书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比较普遍采用的契约形式。汉族祖先在原始社会末期可能也是用这种契约。西周至两汉时期的契约之所以也为判书制度,渊源于此。
    西周至两汉时期,已用文字书写契约。这时契约的形式虽仍为判书制度,但比原始社会的判书有很大的进步。此时契约的形式因用途不同,分为三种:即《周礼,天官,小宰》所说:“听称责以傅别”,“听卖买以质剂”,“听取予以书契”。这就是说,借贷契约用傅别,买卖契约用质剂,授予收受契约用书契。关于傅别的形式,郑玄曰:“傅别,谓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侧熙曰:“别,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口关于质剂的形式,郑玄曰:“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
    关于书契的形式,郑玄曰:“书契,六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侧熙曰:“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清代孙治让对这三种判书做过这样的比较说明:“盖质剂,傅别、书契,同为券书,特质剂,手书一札,前后文同,而中别之,使各执其半札,傅别则为手书大字,中字而别其札,使各执其半字。书契则书两札,使各执其一札。傅别札、字半别:质剂,则唯札半别,而字全具,不半别:书契,则书两札,札亦不半别也。”这三种形式的判书在今存汉简中可以找到事例。
    魏晋以后,纸契的使用日广,判书也起了变化。傅别,质剂之制逐渐不用,合同形式在产生发展,合同形式脱胎于书契,又吸收傅别之长,发展而来,其形式是“书两札”,将两札并起。合写一个大“同”字,后来合并大写“合同”二字。每一札上都有“同”的半字或“合同”的两半字,为合券的验证。这是最早的“缝制度”。后来,在买卖关系中广泛使用单契,由卖主一方出具。
    官府为了保障人们合法的权利,消除财产等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视契约的内容书写和形式制作。《周礼,地官,司市》曰:“以质剂结信而止讼。”《明公书判清明集》曰:”在法,交易只凭契照。”凡人论诉田业,只凭契照。”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契约的财产证明作用。官府为了使契约更好地起到这种作用,曾设法使契约规范化,因之契约的内容和形式时有改进。但使契约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不是契约内容的法律作用,而主要是历代税契政策的作用。如“红契”的出现就是如此。
    有的学者认为,红契“就是皇权所订的法律的替身”,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回附证明,这是一种误解。其实,红契之所以“红”是由于盖了朱色官印。盖此官印与土地所有权没有关系,更不是土地国有制的证明。如上所述,而是税契的作用。《隋书,食货志》曰:“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这是中国古代税契制度的开始。“文券”就是在缔约双方缴纳契税时,官府加盖官印的契约,后代叫做红契、赤契或官契。元代陶宗仪曰:“红契,买到者则其无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南宋李心传曰:买卖田宅,“人多惮费,隐不告官:谓之白契。”可见契约的这一大变化是由税契制产生引起的。所以要在契约上加盖官印,主要是为了保证契税的征收。契约大约在宋元时期,又发生过第二次大的变化,就是契尾的产生。所以这样,是由于红契之制不易防止官僚吏员侵吞契税,因之另创契尾之制。契尾就是纳契税的收据,元代叫做“税给”,一契尾分大尾与坐尾两联,大尾为收据,坐尾为存根,以备查究,此法实行后,对防止官吏贪污契税起了一定的作用。从此后,官府规定,凡投税者,“止铃契纸,不连用契尾者”。违法。是红契之后又多了一张契尾,一份合法的契约必须一契一尾。
    在先秦的文献中不见有契约录文。两汉的文献有叙事摘引契约文字的情况,但比较简单。如西汉初年,陆贾与五个儿子相约曰:“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月而更。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川西汉后期,沛郡有一豪富在病危时为遗令曰“悉以财属女,但以一创与男,年五十以付之。”还有西汉神爵三年(前纠年)王褒写的一篇游戏文字《僮约》。这些资料虽不是契约的录文,但都接近于当时的契约原件,很有参考价值。文献中载有完整的契约录文是宋朝以后的事。要有两种情况:一为契约式样,一为契约原文。契约式样大约开始流传于唐代后期。上述敦煌契约中有契约式样多种就是证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国家制定典卖契约式样函I,作办标准契约”,由地方官府刊印,叫做“官板契纸,或“印纸”。民间缔约时,要向官府购买印纸,填写后,再投税印契。此种印纸制产生,对契约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文献中载录契约式样之事大增。代的《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明代的《尺牍双鱼》和《万宝全书》等,都载有各种契约,为民间书写契约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契约形式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文献载录契约原文,主要见于“家谱”之记述族产、墓地部分中。但今天所见的家谱以清代修的为最多,明代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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