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第1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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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看起来跟别的店面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围墙格外的高，怕不得有三丈多了，大门也很高，却是很窄，只能容一个人通过来回。而大门是大青砖砌成的，周围的则是大石砌成的底子。
这一切，自然都是为了防盗。
其实这个年代，防盗的措施还不止这些，晋商其实是很精明的一个群体，也非常的有创造力。他们开办钱庄，而为了周转资金，难免就要在各个钱庄之间来回运输金银等贵重金属，就算是不开钱庄的，一个大商队拉出去贩卖货物的时候，少不得也要随身携带者大笔大笔的金银。
为了防止强盗土匪，他们便把白银融了，铸成三千斤，五千斤重的大银球，一个足有大瓮大小，这玩意儿叫做没奈何。如此一来，就算是路上被土匪打劫了，那些土匪着急离去，也根本无法携带这等重物，只能没奈何的叹气，然后赶紧离去。到时候循着地点找过去，这大银球就还在。
没奈何之名，当真是名副其实。
而到了后世，尤其是清朝中晚期，依托着张库大道，张家口的商埠，晋商更是得到了一个极大的飞跃式发展，其财力还要远远超过明朝。那时候的钱庄，只要是大一些的，便都会造两个没奈何，就放在钱庄门口，也不派人看管。这等行为，就纯属是彰显财力了。
这会儿门口还没有没奈何，董策眯着眼瞧着那高墙里头，心里想着怕是这钱庄里头会有不少。
门口有两个穿着棉袄的大汉，一脸的凶恶，这会儿见到董策等人过来，脸上却是露出笑容。只是那凶神恶煞的脸上挤出来的生硬笑容，实在是让人瞧了别扭。
一个青衣大汉迎上来，笑道：“贵客，是要存款还是取款，亦或是汇兑？”
他看起来凶恶，讲话倒还是有些条理。
董策笑道：“存款。”
那大汉手一引：“请贵客里面说话。”
进去之后，是一处不大的空间，正对着门的是一处高高的柜台，柜台上面竟还有上的铁栅栏。这不由得让董策想起了后世的银行，果然金融机构总是有相同之处的。
那掌柜的正自在柜台后面噼里啪啦的拨着算盘不知道算着什么，抬头瞧见董策，衣衫华贵，气质不凡，也不敢怠慢，急忙招呼道：“贵客是要存款么？”
董策问道：“我在此地存款，流程如何？若是在异地取款，流程如何？”
那掌柜笑道：“贵客存五千两以下，本号要收取一定利息，为每年千五之数。不满一年按照一年算，有一日，即算是一年。也就是说，若公子存入一千两，时间为一年又一日，则到时候取出之时，需扣银十两。若是存入五千两以上，一万两之下，则不收取任何利息。若是存一万两以上，则本号每年反倒给贵客利息，每年亦是为千五之数。存入之后，本号会给您发给会票，会票数目，面额，由贵客您指定。同时给贵客您一个密押。到时候只要在本号递上会票，说出密押即可。至于取款么……”
他顿了顿，微微一笑，脸上露出矜持之色：“我茂德钱庄树大根深，在山陕、大同、宣府、乃至京中、天津等地，都有分号，共有一十三家之多，最是方便，若是当地没有的，则去临近大城亦是可以。”
在银行业务没有引进之前，钱庄几乎是没有利息的，而且还要收手续费。即使是现代银行进入中国之后，在一战前后大额存款才有利息，小额存款是没有的，而且因为当时银行正规化不如现在，许多银行根本就不受理小额存款。
从唐朝到明朝，基本上是存款人要给钱庄交利息，除非是很大宗的存款。
这也是钱庄赚钱暴利的原因，存款人要交利息，而钱庄手里这么多钱，自然是大量放贷，其中不少就是那等最恨的驴打滚，利滚利。放贷的收入，又是极高。两厢加起来，暴利惊人。
董策听完点点头，这个年代的钱庄无论如何不能与后世网点遍天下的银行比，能有十三家分号已经是实力非常雄厚了。
“我存五千两。”
董策说了一句，回头示意王通等人把银子拿来。
这时候，那青衣大汉却是打开了另外一扇门，这屋里灯光暗淡，再加上那扇门的颜色和墙壁一般无二，因此以董策的眼神儿也没能分辨出来。
那门开在柜台的外侧边儿上，进去之后便是一件挺大的房间。青砖漫地，摆放着小叶紫檀等名贵木头打造的桌椅，看上去却是个休息的所在一般。青衣大汉请董策坐下，又有小厮进来奉上茶水。然后王通等人把银子拿出来，有两个中年人进来验看了银子的成色。
大约一盏茶的时间过去，那青衣大汉进来道：“贵客，办完了。”
然后便给董策递上一张汇票，并且送上一张纸，上面写着此次的密押。董策敲完密押，便把那张纸放在烛火上烧掉，淡淡笑道：“有劳。”
大汉赶紧道：“不敢当，不敢当。”
按照董策的意思，会票只开了一张，但是密押，却是随机的。
他手里的是会票，而不是银票。
这两者是略有相同，但是绝大部分不一样的两种存在。
银票，到了后期已经逐渐变化为一种货币形式，上面有面额，可以花销，可以找零。其和会票，最大的区别就是可以直接使用，在某些常所。
而会票，只是一种汇兑的凭证而已。
办事经商，带着一褡兜一褡兜的银锭、铜钞出门，既沉重、不方便又笨拙危险，加上很多地区遇到“钱荒”——也就是缺银少铜——地方官员下令设关造卡，禁止金属钱币出境，以图地方保护主义的实行。因此，一种名叫“合券”的异地兑取现款方式在大唐诞生了，这就是所谓的“飞钱”。
飞钱的出现大大方便了往来商贾，促进了唐代商业和社会各界的繁荣发达，其特点是携带方便，降低成本，避免现款运送的风险。合券的意思是一张票券，分成两半，收款人出具一张票券递寄到汇款人的原籍地，商贾携合券的另一半回到本地时，两张合券核对无误，即可到指定地点兑取现款。到了宋代，把唐代发明的这种飞钱，发展为“便换”。到了明朝，就成了会票，它比唐宋时期的“飞钱”、“便换”适用范围更加广泛。“飞钱”、“便换”的性质是以现金汇兑现金，即以现银铜钞等在甲地存入，到乙地凭券兑取，只不过汇款人要付出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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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二七八 不敢比和大人
换句话说，此时的商人外出经商，如手头银根紧缺或者身无分文，完全可以凭借其多年来树立的良好信誉——当然，有时也需要有现金、实物保证或请中间人担保——在宗族和熟人之间以会票的形式凭以借贷，这也是最原始的民间异地融资的一种手段。
一般来说，若是熟人借贷，打个借条也就是了，但是这会票还和借条不一样。会票具有在“一地借款，凭票到异地还款”的功能，它同时兼有借贷文书和异地汇兑凭证两种作用，而借条仅有借贷功能而无汇兑“本领”，虽两者的功能不尽一致，但内容相近。
其次，借条的借贷手续繁杂，需要一定的保证金或相同的实物作担保，然后凭以缴纳官税诸如印花税之类，并附带高额利息，限时一并还清，这样，借条就促成了双方当事人成为一种公认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它就成为借贷之间的法律文书，成为可作申控的原始司法凭据。而借贷型会票则不然，它是人与人之间互利互助的一种形式，可以有现金、信物、中保，也可以什么都不要，仅凭一纸会票文书，不必缴纳印花税，没有法律文书效应，在特定的人群内部用以兑取本金和较低的利息，它是民间信誉文书，因而借贷型会票还贷的自我约束力要高于借条——只有互利双赢的诚信，才是民间会票生存的基石。
抛开私人借贷来说，这种凭证，一般是某个钱庄发行的，证明该人在该钱庄有多少银子，可以在该钱庄的所有分号，随时随地的把银子取出来。当然，去取的时候，除了这个凭证之外，还要有密押，也就是类似于后世的密码了。
这个年代的保密手段，其实已经是相当的先进。
像是董策手里拿的这张会票，上面除了写的密密麻麻的字之外，还有水印的存在。
水印，在这个年代，已经存在了。
水印，是在造纸过程中形成的，“夹”在纸中而不是在纸的表面，迎光透视时可以清晰看到有明暗纹理的图形、人像或文字，它是纸张在生产过程中用改变纸浆纤维密度的方法而制成的。当在光线照射下看，水印图案便会呈現相对浅色或半透明的效果，除非把纸张烧毁，否则不能把水印除去。
其主要目的就是防伪。就拿董策手中的这张汇票来说，水印都是有一定规律的，外行人看来肯定是乱七八糟，但是在钱庄那些有经验的掌柜看来，一目了然。而若是谁敢拿着仿造的会票去取，定然是会被轻易识破。就算是这些人刻意的仿造这种水印，也绝不会做到天衣无缝。
这是在纸面上的防伪，而更严密的当属是在密押上的防伪。
单单靠着势力的支撑是做不成生意的。
像是茂德钱庄这种在太原有分号，在大同有分号，在京城也有分号的大型钱庄，其会票的制作和书写，对保密性有极为严格的要求，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除了使用了大明，也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水印印刷，并在关键部位加盖戳印之外，还有另外两个法子。
其一是字迹。由某一地钱庄的专职人员用毛笔书写会票内容。其笔迹同时通报‘茂德钱庄’遍布北地的一十三家大小票号。
其二就是密押，这密押，几乎是类似于密码本的存在。
“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表示一至十二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私，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表示每个月的一至三十天。“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表示银两的一至十位。“国宝流通”，表示万千百两。
董策这张汇票的密押是‘章最看宝通’，其实指的便是董策在十二月初八这一日，汇入了五千两银子。而这些银子，是各地都可以取出来的。若是在存入的时候加上只有某地钱庄才能取这一条的话，密押还会更长。
像是这等密押，外人是绝对无法解密的。
银钱是准备好了，只是却还缺了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人，一个极其重要的人。
一个引荐人。
此人须得和你想要拜访的人相熟，至少是认识，得有些交情，能够让你顺利的进入府中，见到你想见的人。而若是没有这个引荐人的话，你别说是送银子运作了，根本连府门都进不去。就算是你送再多的银子，对方根本不会要，更不会给你办事儿。
明末官场，尤其如此。无论是拜访京中的大员，还是皇帝身边信任的太监，亦或是封疆大吏，一方权臣，都是须得有中人的引荐。是以许多去京里跑关系的人，往往都是要呆上个一年半载。比如说先找一个同乡或是同年或是和父辈交情不错的长者，请这位带着他去拜访另一外，然后这另一外又带着他拜访下一位……如此经过三五个人之后，才会见到那想见的，能帮到自己的人。
这等案例极多，不胜枚举。
这个中人，倒是不怎么拘泥身份。比如说可以是你那位目标的同僚，同年，同乡，或者一起共过事的曾经的同僚。此人的子侄辈，此人的幕僚，甚至是此人的管家都可以……总归一句话，得脸儿熟，说的上话。
更何况此次董策要见的不是别人，乃是宣大总督杨嗣昌。这位辖理宣府、大同、山西三抚三镇，授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衔儿的老大人，可是这片土地上的最高主宰。也是整个大明朝最有权势的煊赫人物之一，想要见到他，更是难上加难。
这便是一个大麻烦。
其实若是抛开这个因素的话，别的还都算是好解决，尤其比较让人欣慰的一点是，在明朝，哪怕是奢靡成风的明朝末年，请托办事儿的花销也并不是极大。
几百年官场下来，文官系统中对于什么级别须送多少礼金，已经有了一个各人都心知肚明，约定俗成的规矩了。
阁老级别的，也就是两千两银子。而景泰三年，景泰帝想要废掉哥哥，前任皇帝英宗朱祁镇的儿子，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这件事儿遭到了朝臣的剧烈反对，以至于景泰帝甚至不得不拿出金银钱财来贿赂臣子们——那些朝中数得上号儿的文官大臣，每个人送了一百两白银，一百两黄金，折合下来，大约是一千六百两白银左右。一方面可见土木之变后文官势力庞大到何等程度以及景泰帝实在不是什么强硬的主儿，一方面也可以得见，这些银钱，已经算是很拿的出手的礼物了。
在贿赂上官这方面，明朝比之满清可是差了太多。
像是乾隆年间，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在任期，与下属共同以多报受灾之方式侵吞救济款。各州县也是频频多报受灾，为的是多贪污，只是这些话招儿能瞒得过朝廷，却瞒不过顶头上司王亶望。于是不得不向王亶望行贿，金县知县邱大英，行贿一万一千四百两银，平番知县何汝楠，行贿一万八千两银。
此外各州县行贿乃是被索贿者不胜枚举，时人编顺口溜曰：“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类似于后世交一千两银子仅见上一面，打个招呼；交两千两才与你共同吃顿便饭，有个印象；交三千两才会与你一块游玩，射射箭啦，打打高尔夫啦等等。
至于万古第一贪和痛笕烁挥盟盗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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