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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陈忠实文集-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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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提建议?我倒忘咧……”
  “胡说!你是狐狸给鸡拜年!”
  “……”七爷又闭上嘴,不吭了。
  马队长更得意了,挖苦说:“没见过,四类分子倒关心起集体来了?纯粹是想笼络人心!”
  七爷仍然沉默着,咬得腮帮上又暴出一道梁来。他大概永远也无法使马队长理解他的话,干脆不吭,任你说什么也不想分辩了。
  “为了篡权,收买人心!”马队长再一次重复他的话,逼近七爷,对住脸问:“是不是?”
  七爷微微扬起头,盯着马队长的眼睛,不紧不慢,说:“人心,那是笼络不来的。想笼络人心的人,结果一个好人的心也笼络不去;有的人不用笼络,人心打也打不散!咋说呢?全看自个儿的德行……”
  “放毒!”马队长的脸由黄变红,又由红变黄,受不了了,喊了起来,“你不甘心下台,企图篡权、复辟!”
  “篡什么权!篡缠马那个小队长的权?”七爷说,“太小哩!缠马那个权确实太小哩!要篡,就篡大权,起码像县长……”
  “你……”马队长脸上像挨了一鞋底儿,攥紧拳头,简直要动手了。
  这当儿,刘主任拿着我的那个日记本,和田支书头挨头在一块翻看。看着看着,他把本子轻轻合起,又放到桌子上,大约这才弄清了这场风波的根由。他站起来,面对盛怒的队长,虚叹着:“啊呀!想不到,实在想不到,一个富农分子,竟然会干这种事!”他转过身,又对七爷斥责说:“你怎么敢和马主任顶嘴?回去写检讨,认真交待你的动机。”
  七爷转过身,出了门,走下石阶。
  刘主任给马队长圆场子:“马主任,你今天一来就发现了这事,觉悟比我们高!这事,交给我们处理吧!严肃处理!”
  “要给我狠狠地批!”马主任也就此下台阶,“把情况向县委写出书面报告。”
  “行呀!行呀!”刘主任点头。
  田支书却苦丧着脸,为难地说:“这事,要是公布到群众当中,谁也不会批他!这算啥破坏活动嘛,是好事喀!”
  “看看看!根子就扎在这儿!表现在敌人身上,根子扎在党内!”马队长说,“春天对你路线教育了一来回,你总不见提高!我看你这思想,确实跟不上趟儿……”
  刘主任又呼呼啦啦说:“马副主任,甭费你的宝贵时间咧!这些人的问题,都交给我!以后再出问题,你寻我!老田,别吭咧!”
  马队长一生气,在我家的饭也不吃了,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屑再说。他大约就象老鼠钻进蜂箱,蜜没偷吃着,倒被蛰得鼻青脸肿……
   


  刘主任和田支书去送马队长和秘书,我没动弹。他们出了门,我一下躺在炕上,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下来了。
  难怪这几年人都说:好人挨铐,瞎熊坐轿。田七爷从土改革命革到四清运动,在田庄真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临了却扣上了一顶富农分子帽子!志良叔是七爷手下的一员虎将,合作化培养起来的扎实队长,四清运动打下台,多年来三队烂得一锅粥!前年众人硬把他举出来,三队的生产刚刚还了阳,今年春天又挨了整!志德叔四清时整了个半死,恓恓惶惶保留下来,如今也是运动一来就头疼……我呢?才当了半年队长,现在又出了“路线问题”……
  我不想干了!当着公社刘主任和田支书的面,把话说明,正好。
  听见街巷里一阵汽车响,估计马队长起身回衙了,果然,刘主任和田支书回我的厦房。
  田支书这阵无所顾忌,诉起难场,摊着两手,牢骚满腔:“刘主任,你说,我这支书咋当?马队长春天来,把田庄捣弄得乱咕咚咚,社员整天围着我的屁股嗡嗡!把几个队的班子叫他戳得散里散伙,我好容易才拢到一堆,今天一来又戳了一杠子!你回去和公社党委商量一下,把我免了!我越干越不会干,也不敢干咧!”他委屈得要哭出来。
  “好啊!不想干就撂!”刘主任挪揄说。他不给支书解释,也不批评,随随便便:“撂吧!都撂套吧!干革命原来还要受委屈呀?天!我明天也撂他妈的套了!我凭啥给马二球赔笑脸!不当这主任,不受这份气!”
  田支书倒没词了,愣愣地瞧着这个领导者。
  我一时摸不透刘主任话里的意思,看看他正在生气,尽管话说得豁达,眼睛迷不过人。我就把话咽下。
  刘主任转过脸,问我:“小伙子,表扬话还没凉下,耳光又挨上了——撑得住哇?”
  我说不出话,眼泪又涌上来。
  “想到撂套了吧?”刘主任说,“当干部出力受气又挨整!农村干部又不挣工资,当这干屁呢!去他妈的!凭我这一吊子,哪儿挣不来工分!”
  我低下头。他把我的想法全端出来,还说什么呢?
  刘主任点燃一支烟,喷出浓浓的一口,换了口气,满怀感情地说:
  “从今天的事,你们想没想一下那个田学厚?他为啥要写纸条?要是一般思想不纯净的人,他下了台,看见你田庄越烂,才越高兴呢!他,看见三队乱套了,出来补窟窿,这事,实在少有!论压力,说委屈,我们谁比得他……”
  刘主任停顿住了,眼白里泛起一层粉红的丝膜:“我和田老七最熟咧!俺俩一块逃壮了,在三原一家轧花厂踏了三年轧花机子,村里人都当我死了呢!解放了,我在俺村办合作社,他在田庄办,他比我本事强!他之所以没抽调到乡上去,是考虑田庄村大,工作复杂,需得一个强手儿!那顶帽子,凭啥给他扣上?俺俩逃壮了走了,他家里没劳力,忙时雇雇短工,收麦时,叫过几个麦客,谁不清楚?怎么能算雇长工?别说他不服,我也不服!我没办法给他解脱,只是想信,总有一天……”
  田支书打断刘主任的话:“那你还给马主任答应,批斗老七?”
  刘主任释然一笑,不屑地说:“让他等着我给他写报告吧!好好儿等去吧!”
  田志德睁大眼睛;“你哄他?”
  “对那个货,不能多粘!越粘越麻烦!哄得他快点滚蛋,耳目清静。”
  田支书还不放心,啰啰嗦嗦:“那人家再追问这事?”
  “你甭管,我应付。我耍他小子像耍猴!”刘主任说着,拍着老支书的肩膀,深情地说:“你看得对,谁在田庄批田老七,谁就要倒霉!”
  田支书忽地也动了感情,惋惜地说:“俺俩在田庄搭手办事多少年,我不知他啥人品吗?好人!能干人!他当支书,坐阵,稳得很哪!咱不是帅才!咱光能干!现时叫我在田庄坐阵,我才知道我不是帅才……”
  这当儿,门口走进一个人来,我一惊,实在想不到,竟是志良叔。
  他的脸上很明显地呈现着愧色,一进门就对刘主任说,“事情怪我……”
  刘主任瞪起眼:“怎么怪你?”
  “我要是不撂套,七叔也不会写纸条,哪来这场……”
  “算了吧!伙计!谁想听你的忏悔!”刘主任的脾气真怪,性格生动极了,“回去吧!给老婆抱娃收鸡蛋去吧!这儿是是非之地啊!”
  我真替志良叔难为情,这刘主任咋是这样给人做思想工作啊!全不象电影上演的:坐在树下,正儿八经……
  志良红着脸,不好意思笑着:“你甭酿制我!刘主任!我来寻你,就是想说……要是社员同意,我……干……”
  实在出人意料!想到我和田支书到他家那一回,他的话说得多难听啊!
  刘主任哈哈一笑:“你不怕再挨挫吗?”
  田支书惊喜地笑着,说:“志良,你这算做啥?‘闹本县’嘛!”
  “不!我今晌午听说七叔写纸条的事,连饭也吃不下!我对不住他的培养!他背着黑锅,想的啥?我挂着党员的牌子,想的啥?愧心……”
  “好了好了!”刘主任说,“这才算说了一句人话!”
  刘主任哈哈一笑,感慨地说:“志德!还是人家老七厉害。你看嘛!志良不干了,给你赌咒发誓不干!我给人家做工作,也没说服得下。老七挨了县上马主任一顿批评,志良跳起来上阵咧!你说,谁厉害?老七厉害?背着黑锅,还在田庄的事业里,起着榜样的影响的力量,厉害不厉害?”
  田志德老汉笑了,说:“老刘,你看,经过七七四十九,一难又一难,志良上了阵,俺的班子又齐全咧!趁这机会你今黑给俺开个会,给大家鼓鼓劲儿……”
  “好!”刘主任满口答应,又悄声说,“今黑,咱们先去看看老七。你们敢去不敢去?”
  志良笑说:“我从不把他当富农看!在他家进进出出,家常便饭。你是公社的刘主任,你不怕落罪名,我们谁怕?”
  志德老汉也笑了。我这时才看见,一直笼罩在他脸上的忧愁的神色,烟消云散。我这才听到他一声干脆的、充满自信的调门:“走走走!咱几个人一搭走!”
                      1979。8。小寨

     桥




  夜里落了一层雪,天明时又放晴了,一片乌蓝的天。雪下得太少了,比浓霜厚不了多少,勉强蒙住了地面、道路、河堤、沙滩,冻得僵硬的麦叶露在薄薄的雪被上面,芜芜杂杂的。河岸边的杨树和柳树的枝条也冻僵了,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抖抖索索地颤。寒冷而又干旱的北方,隆冬时节的清晨,常常就是这种景象。
  河水小到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称其为河了,再小就该断流了。河滩显得格外开阔,裸露的沙滩和密密实实的河卵石,现在都蒙上一指厚的薄雪,显得柔气了。一弯细流,在沙滩上恣意流淌,曲曲弯弯,时宽时窄,时紧时慢,淌出一条人工难以描摹的曲线。水是蓝极了,也清极了;到狭窄的水道上流得紧了,在河石上就撞击了水花;撞起的一串串水花,变成了水晶似的透亮,落下水里时,又是蓝色了。
  河面上有一座小桥,木板搭成的。河心里有一只四条腿的木马架,往南搭一块木板,往北搭一块木板,南边的木板够不到岸上,又在浅水里摞着两只装满沙子的稻草袋子,木板就搭在沙袋上,往南再搭一小块木板,接到南岸的沙滩上,一只木马架,两长一短三块木板,架通了小河,勾连起南岸和北岸被河水阻断的交通。对于小河两岸的人来说,这座小木板桥比南京长江大桥重要得多,实用得多。
  二尺宽的桥板上,也落了一层雪。一位中年男人,手握一把稻黍笤帚,弯着腰,一下一下扫着,雪粒纷纷落进桥下的水里。他扫得认真,扫得踏实,扫得木板上不留一星雪粒,干干净净。他从南岸扫到北岸,丢下笤帚,双手抓住木板,摇摇,再摇摇,直到断定它两头都搭得稳当,才放心地松了手,提起笤帚又走回南岸来。照样,把南岸一长一短的两块木板也摇一摇,终于查看出那块短板的一头不大稳当,他用脚踢下一块冻结在沙滩上的石头,支到木板下,木板稳实了。
  他拍搓一下手指,从破旧的草绿色军大衣里摸出一根纸烟,划着火柴,双手捂着小小的火苗儿,点着了,一股蓝色的烟气在他眼前飘散。看看再无事可做,他叼起烟卷,双手袖进油渍渍的大衣袖筒里,在桥头的沙地上踱步,停下来脚冻哇!
  天色大亮了,乌蓝的天变得蓝茵茵的了,昨夜那一场小雪,把多日来弥漫的雾气凝结了,降到地面来,天空晴朗洁净,太阳该出山了。
  河北岸,堤坝上冒出一个戴着栽绒帽子的脑袋。那人好阔气,穿一件乡间少见的灰色呢大衣,推着一辆自行车,走下河堤斜坡,急急地走过沙滩,踏上木板桥了,小心地推着车子,谨慎地挪着双脚。他猜断,这肯定是一位在西安干事儿的乡里人,派头不小,一定当着什么官儿。那人终于走过小桥,跨上南岸的沙地,轻轻舒了一口气,便推动车子,准备跨上车子赶路。
  “慢——”他上前两步,站在自行车轱辘前头。
  那人扬起头,脸颊皮肤细柔,眼目和善,然而不无惊疑,问:“做什么?”
  “往这儿瞅——”他从袖筒里抽出右手,不慌不忙,指着桥头的旁侧,那儿立着一块木牌,不大,用毛笔写着很醒目的一行字:过桥交费壹毛。
  那人一看,和善的眼睛立时变得不大和善了,泛起一缕愠怒之色:“过河……怎么还要钱?”
  “过河不要钱,过桥要钱。你过的是桥。”他纠正那人语言上的混淆部分,把该强调的关键性词汇强调了一下,语气却平平静静,甚至和颜悦色,耐心十足。
  “几辈子过桥也没要过钱!”那人说。
  “是啊!几辈子没要过,今辈子可要哩!”他仍然不急不躁,“老黄历用不上啰!”
  那人脸上又泛出不屑于纠缠的卑夷神色,想说什么而终于没有再张口,缓缓地抬起手,从呢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一毛票儿,塞到他手里时却带着一股劲儿,鼻腔里“哼”了一下,跨上车子走了。
  见得多了!掏一毛钱,就损失掉一毛钱了,凡是掏腰包的人,大都是这种模样,这号神气。他经得多了,不生气也不在乎。他回过头,看见两个推着独轮小车的人走上木板桥上。
  独轮小车推过来了,推车的是个小伙,车上装着两扇冻成冰碴的猪肉。后面跟着一位老汉,胳膊上挂着秤杆。这两位大约是爷儿俩,一早过河来,赶到南工地去卖猪肉的。村子南边,沿着山根,有一家大工厂,居住着几千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门前那条宽阔的水泥路两边,形成了一个农贸市场。工厂兴建之初,称做南工地,工厂建成二十多年了,当地村民仍然习惯称呼南工地而不习惯叫XXX号信箱。
  小伙推着独轮小车,下了桥,一步不停,反倒加快脚步了。提秤杆的老汉,也匆匆跟上去,似乎谁也没看见桥头插着的那块牌子。
  “交费。”他喊。
  推车的小伙仍然不答话,也不停步。老汉回过头来,强装笑着:“兄弟,你看,肉还没开刀哩,没钱交喀!等卖了肉,回来时交双份。”
  “不行。”他说,“现时就交清白。”
  “真没钱交喀!”老汉摊开双手。
  “没钱?那好办——”他走前两步,冷冷地对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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