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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6章

陈忠实文集-第2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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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走出门去了。 
  屋子里很静,父母亲不知做啥去了,屋里没人,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开始抱怨父亲,如果当初不是他用剃头刀威胁,何至于此!这个张淑娥,过去像个绵软的蛾子,总是怯怯地看我,从来也没有高声说过一句气话,开口总是叫我“先生”,像旧戏里的侍女一样低声下气地服侍我。现在,她变成一只凶恶的黑蛾了!扑拉着翅膀,大喊大叫着要和我离婚,从门口沿着街巷喊过去了!我想,这下子,杨徐村人都知道我们的家丑了。 
  父亲和母亲走进院子,脸色惊恐,问问我和她闹仗的原因,唉叹一声,也不再说谁是谁非,只是母亲连连挥手:“快去快去!把她拉回来。让她在街道里大喊大叫,打粪场上的人跟戏台下一样,真是丢尽人了……” 
  直到天黑,母亲也没能把她拉回来。她在粪场喊,说她坚决要离婚,随之又赶到社主任家,哭一阵子喊一阵子,说要是社主任不给她开离婚介绍信,她就不回家…… 
  连续三天,她从早骂到晚,到社主任家要离婚介绍信。我的父亲是个好面皮的人,这下气得躺下了,茶饭不进。母亲跟前撵后,给儿媳妇说好话,劝解,急得都哭了,仍然不济事。俩老人惊叹:怎么也想不到腼腼腆腆的淑娥,一眨眼变成羞耻不顾的母老虎了。唉唉! 
  最后只得由我出面,去给社主任说话,我说了话,他才给她开了介绍信。 
  第二天一早,她洗脸梳头,催我到县法院去离婚,我心里冷冷地跟她上了路。 
  走进县城,走过一家饭馆,她说:“给我买饭,我饿了!” 
  我忽然有点难受,可怜起她来了。她跟我结婚成十年了,这是第一次进饭馆吃饭。我忽然觉得我过去对她太……我买好饭,炒了几个小饭馆里最好的菜,从窗口取出来,放到桌子上。她倒神气,右腿压着左腿,二郎担山坐在桌旁,等着我端来菜又端来米饭,像是报复似地瞅着我:你来服侍一回我吧! 
  “给我取盐来!”她支使我。 
  我从另一张桌子上取来盐碟儿,给她。 
  吃罢饭,她率先走出去,我在后面跟着。走到县百货公司跟前,她走进去了,站在柜台前,对售货员说:“取一双雨鞋。”她试试大小,然后对我说:“开钱!”我连忙给售货员开了钱,心里不由地又酸酸地像潮起醋了,这是我跟她结婚以来第一次亲手给她买东西。 
  “走,你领路。”她出得门来,精神抖擞,“你认得法院的路。” 
  我走到法院门口,回头一看,不见她的影子,她大约是第一次进县城,该不是在大十字走错路了吧?我慌忙去找,跑遍了县城的东关西关,又跑了南关和北关,没见她的踪影。从午间找到午后,我的两腿酸困,只好往回走。走过十里平川,路经一条小河的时候,我在桥头上看见她冻得发紫的脸。 
  “你……”我站在她跟前,气呼呼地说不出话,“你……怎么在这儿?” 
  她缓缓地站起来:“我在这儿等你。” 
  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说话也柔气儿了,忙问:“你不是要我跟你到法院吗?” 
  “到法院做啥?”她装傻卖呆。 
  “离婚呀!”我说。 
  “离婚?我才不干那号傻事!”她说,“我要叫杨徐人都知道,我也敢离婚!这几年你要跟我离婚,女人们都下眼看我,说男人不要我了。现时,我也不要男人了!其实,我哪能真儿去离婚哩!” 
  我一下子瘫坐在河边的枯草地上,她在村子大叫大喊,到社主任家大哭大闹,原来是为了挽回她的可怜的面子啊! 
  她哭了,用袖子揩揩眼泪,一甩头,就踏上了木板搭成的独木桥。 
  我从干枯的草地上站起,走过去,踏上小桥。冬日惨淡的夕阳的红光,在蓝色的河水里投下淡淡的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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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那间小房子


  牛王砭小学座落在一道砭坡下,门前是一条小河,砭坡上排列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村庄。缓坡上是纵横摆列着的极不规则的田地。陡坡上生长着一岁一枯荣的杂草酸枣棵子。那些随处可见的红石子堆砌的卯坎,一年四季都裸露着干燥的红色,令人看了难受。村庄周围那些低洼的土层厚而水分足的地方,一团团桃杏的花云,象征着这贫瘠砭坡地带四季中最轻松活泼的季节,冬天里有大雪降落的日子,这贬坡也会呈现出刚柔互济的气魄。顶入不得眼的是夏末秋初,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旱,把坡地上的草木渴死了,干枯了,树木早早落了叶子,玉米苗儿尚未抽出缨花来,就拔掉喂牛了。整个山坡上,像火烧火燎过一样,看去使人难受。 
  只有学校门前的这条河川,一年四季里都使人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的韵味。即使在干旱炙烤得贬坡上到处冒烟起火的焦灼时节,河川里也生机盎然。 
  一条条自流灌渠,把河水曲曲折折地引进玉米地、棉花田和瓜园里。一架架黄牛或青骡拉着的叮当叮当响着的解放式水车,把清凉的地下水车上来,灌进刚刚显旱的田地。 
  我常常打开后窗,坐在我的小房子里,看砭坡和河川四季景色的自然转换。 
  学校座南向北,三排土木结构的房舍,用木橼裹打起来的黄土围墙上,春天有小草小蒿冒出来,入夏稍遇干旱,便率先枯死。校园里有粗大的洋槐,荫凉极厚,春五月的洋槐花香透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晚饭后常有教师在树荫下品茶或下棋。三排房舍,教室与教室之间夹着教师的寝室兼办公室,因为房舍欠少,皆是三人或四人一室,一人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中间只留一个走道出入。似乎没有谁嫌太挤,条件限制,只能如此。只有校长刘建国一人一室,因为是一校之长,负有某些秘密的工作责任的需要,大家也没有异议,也更不会说成特殊化。 
  我最初在后排的一间房子,因为是小学高年级的班主任,所以稍为优待,三人一室。初年级的老师和科任老师,一般是四人聚居。自从我当了右派以后,就搬出了那个三人一室的办公室,颇有点依依不舍。三人虽然拥挤点儿,因为脾气相投,处得挺和睦,早晨不怕睡过头,晚上熄灯后可以聊天听闲话,从来不觉得孤寂。 
  学校的东边,有一排坐东向西的小房子,不作教室,只让人住的小房间。南头两间是灶房,接住两间是水房,第五间就是我后来搬入的房子。第六间是原来的工友韩民民的住房,他因为我的替代而升为事务员了,最后一间是炊事员的住屋。 
  韩民民是从农村招聘的工友,只在扫盲班里粗识一些常用字,会拨算盘珠儿,人却极灵聪。除了打铃搞卫生,因为上级没有拨调专职事务员,每逢开学结业的大忙日子,常是韩民民帮助买课本以及教案、粉笔、墨水一类杂物。他最喜欢的是替校长刘建国传达开会或什么临时通知,到各个房子去说一遍。小伙子年青,有点爱面子,常在上衣口袋里插两根钢笔,小分头用水抿得熨熨帖帖,努力要把自己提高到一个教员的规格,而不致使人觉得他不过是勤杂工。我的落难,使他得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天赐良机。我来打铃、烧水、扫地之后,他就成为专职事务员了。他住在隔壁,杂物却依旧堆在我住的房子里,不腾不挪,每逢给教员发教案、粉笔和笤帚,就到我住的房子里来拿。令我感到安慰的是,他尚相信我这个右派不会破坏公物,也不担心我偷盗。 
  “徐慎行——”他过去一直称我徐老师,说不上尊敬,这是学校里教师之间的习惯称呼。现在他直呼其名了,我也能想得通,“我在供销社把炭买好了,你去拉回来,这是票据。我还要去……”要去办的事自然很多,他很忙。 
  我就拉起那辆学校里甚为宝贵的架子车,从牛王砭供销社把炭拉回来。 
  每一次我做改造汇报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交待不彻底的总是韩民民。他说某日某次我的铃儿晚打了整整一分钟,又说某日我打扫过的厕所里把脏物遗在了站台上,还有某一回的开水没有足滚。他是看见刘校长把鸡蛋冲成了一碗糊汤得到反证的,因为足滚的开水冲出的鸡蛋是呈絮状的。他的揭发往往使刘建国显出不耐烦,大约是他的讨好太显露,又在众人面前,而且讨好讨不到向上。不管怎样,我也无法记清某日某次的铃儿是否准时,水是不是足开,厕所里是否遗落下脏物,我都一律做出诚恳接受的姿态:我一定改正,欢迎大家监督…… 
  出门干活,闭门思过,谁的房子我也不想去,怕因此而玷污别人,于自己也惹是生非。我关住门,躺在窄窄的床铺上,看吊着蛛网的顶棚,看房子里堆得满满的杂物,废弃的粗壮的麻拧的井绳,破了口的蔫瘪的篮球,散了架的克朗球盘,缺杆少珠儿的毛算盘,都从墙壁上,地角里,桌子下朝我瞪着可笑的眼睛。我初来时的寂寞,而今觉得这堆积有用和无用物品的小库房,是我借以安身立命的最恬静的角落了。 
  如果韩民民推门进来取什么东西,我立即从床上翻起来,站到地上,等着他取到东西走出门去,我再闭上门。他进这间小房,从来也不打招呼,推门而入,端直而出,如入无人之境,我也不觉得他对我有什么不恭。我有一条理由可以排解这种疑惑:房子本来就是韩民民的库房,他进自己的库房,自然不必敲门或打招呼这一套麻烦手续了。 
  我躺在床铺上,不由地思索回味我的父亲给我起下的这个名子:慎行,由此又连想到弟弟的名字慎言,以及父亲临别时嘱咐我的座右铭:慎独。言语和行为,在一个人单身独处的时候,应该慎而又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我只有现在才体味到它的颠扑不破的正确性。回想在师范学校的生活,我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我多么轻狂啊!想唱就唱,想说就说,想玩就玩个痛快,简直跟疯了一样啊!如果我当时起码在心里给父亲的嘱言保留下一个小小的角落,在“鸣放”会上有一点警策的作用,我就对自己的言论谨慎了,就不至于说出刘建国“好大喜功”的意见来,就不会有今天的这种蹲不下又站不直的难受处境了。 
  我如果彻底被打成右派,不是“中右”,跟右派们一起劳改,也许猪崽不笑老鸦黑了。唯其因为我是“中右”,比右派在性质上有轻重的差别,倒成了糟事,把我继续留在学校使用,改造,生活在许多好人中间,我就愈加顾影自怜了。我的体会是,站不直也蹲不下的这种屈腿弯腰的姿势,比站着或蹲着都更难忍受,大约是人的姿势中最难耐久的一种姿势了。 
  我再不能不慎言慎行了。 
  我取出笔和墨盒,墨盒干涸了,毛笔也干涸了,用水泡一泡。我找到一块书页大小的硬纸蘸了墨,写下了对自己的警告:慎独。我把它贴在床头,使我无论坐着或躺着都能看到。我感到了内心的惶恐,绝对需要这样一张护身护心的神符来佑护我,再甭出乱子。 
  过后两天,刘建国走进我的房子,一来就瞪着两只煞有介事的眼睛,在我桌边的墙上睃巡,而终于停在床头的墙上。他严肃地看一阵子,并不是欣赏我的书法,转过身说:“这个东西给我。”他未经我应诺,已经从墙上撕下来了,一句话也未说,径自走出门去了。 
  当天晚上,临时召开教师会,提前让我作改造汇报。没有人对我的汇报感兴趣,对“慎独”两字的批判一下子就成为会议的中心主题。我预知,会议之前,教员们早已得到批判的目标了。其余人的分析可以略去,刘建国的分析是校长的水平,自然高了一筹,深了一层—— 
  “‘慎’什么‘独’?你的错误难道是不‘慎’的结果吗?如果不从思想根源,阶级立场上彻底改造,怎么‘慎’得住呢?这种封建修养的方法,怎么能救得了你的反动灵魂呢?” 
  我的头上冒汗了。这些尖锐深刻的批判,使我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我回到房子,躺在床上,我父亲尊为至明的处世哲学,也不管用了,我想钻在这张护身符下求得安宁,反而招灾惹祸了,怎样才能拯救我的小命? 
  我清楚记得,这张座右铭贴上床头后,只有韩民民来过我的房子,一定是他报告了,为了这个座右铭,我整整交待了三个晚上…… 
  三、四年过去了。 
  我被通知说,可以任课,按教师对待了。 
  我竟然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过,半月没过,我就陷入自身的烦恼。为了体现按教师对待的精神,把我从那间小库房调出来,插入一个二人居住的教师宿舍。学校里增添了一些房舍,教员住得稍松了。我在这个宿舍里不仅黑天睡不着,白天也不自在。我总是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惶惶不可终日。莫名其妙地对人家笑,对同宿舍的老师或到这个宿舍来的老师说下的话,一律说:“对对对!”其实许多话我根本就没听清内容,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对对对”地应诺着,惹得大伙发笑。我愈发窘了,也愈紧张了。 
  我去上课,突然觉得我不会说话了。我的脑子里的语言仓库全部关闭了,一个词儿也拿不出来,而且十分紧张。尽管我带的是地理课,也不敢讲,急得头上冒汗,只会照课本往下念,学生已经乱得像一窝雀儿了。 
  一按教师对待,我就要参加许多会议,这是更难受的时刻,往常,我是右派,一月里做一次改造汇报,坐在一个偏旁的角落。现在,和别人坐得近了,我很紧张;坐得远了,又显出我不太合群,会议室没有我坐的座位了。尤其是非做不可的表态性发言,我未说先流汗,总怕说错了什么…… 
  我向校长赵永华提出要求:让我做事务工作,让我再回到我的那间兼作库房的小房子。我再三解释,不是使性儿,也不是有什么不满意见,而是事务工作更适宜于我干,保证干好。 
  刘建国在一年多以前,调县文教局当人事干部去了。赵永华调来也一年多了,我很少跟他有什么接触,只是偶尔听见韩民民在炊事员杨师傅跟前嘟嘟哝哝新校长的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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