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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李国文读史-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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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皇上;要报喜,而无喜可报,怎么办?就不得不编喜,造喜,制造喜的假象来哄骗主子,一句话,还是要靠谎言。所以,一位西哲说过,“宫廷是谎言的黑暗渊薮”,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唐代从太宗时的魏征起,各个朝代都幸而有一两位贤相,魏征死得早,算他命大,其余的,结果都不大好。有的更悲惨,不是杀头,就是贬谪。这给做臣下的长了教训,为了说真话,而付出充军发配,满门抄斩的代价,就不如撒谎哄皇帝开心,还能升官发财,来得实惠了。
  陆贽为什么想起来给德宗说这番话呢?也是感触实在太深的缘故。因为在唐代历朝大臣中,若要评选出一名说谎冠军的话,这枚金牌非他的同僚,德宗当政时的裴延龄莫属。此人撒起谎来,真是风云变色,天昏地暗,其离谱,其没边没沿,其瞎说八道的程度,令人张口结舌。而他脸不红,心不跳,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上欲修神龙寺,须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龄曰:‘臣近见同州一谷,木数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开元、天宝间,求美材于近畿犹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对曰:‘天生珍材,固待圣君乃出,开元天宝,何从得之?’”
  虽然历代皇帝,弱智者多,这也是中国有许多昏君、暴君主外,还有更多无能庸君的缘故,不过,这个德宗,至少能知道同州,即今之大荔县,离长安不远,属京畿之地,从他曾祖玄宗那一辈,就难以采伐到巨材来盖宫殿,所以表示不信,说明他还不能算最糟的庸君。然而,被那张拍马溜须的嘴巴,捧成圣君以后,竟也就对裴延龄说的,森林好像豆芽菜似的,一夜之间,就能长成栋梁之材的谎话,也不置疑了。
  
谎话大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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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年,这位说谎冠军又上奏一本:“左藏库司多有失落,近因检阅使置簿书,乃于粪土之中,得银十三万两,其匹段杂货百万有余。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羡余,悉应移入杂库,以供别敕支用。”胡三省注云:“匹段杂货,使在粪土之中,已应腐烂不可用,虽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诞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龄复何所忌惮乎!”
  德宗竟然相信这类鬼话连篇,到了连常识都不顾的地步,也真让人咋舌。可见古往今来的皇帝,很容易被一些巧言令色的骗子包围蒙蔽,而上当,而执迷不悟,直到民不聊生,国破家亡,到断头台为止。丹麦的安徒生,写过一篇《皇帝的新衣》,在外国,叫做童话,在这里,童话就成为荒唐的现实。那个裁缝骗子以无作有,装模作样,不过只做一袭皇帝的新装,比之这个裴延龄,在粪土下发现百万有余匹段杂货,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皇上一旦喜欢听谎,老百姓也就水深火热,只好没脾气了。
  到底不愧为撒谎冠军,就在前一年,裴延龄已经充分展现了睁眼说瞎话的专长。“京城西污湿地生芦苇数亩。”可到了他的嘴里,这数亩地变成了“长安、咸阳有陂泽数百顷”。并且奏称:该地“可牧厩马”。从数亩到数百顷,这种荒唐的膨胀系数,不竟使我们想起大跃进、放卫星的年代,那亩产万斤粮,炉炼万吨钢,超英又赶美,公社万年长的现代神话。到了恢复理智后的现在,假如从图书馆,翻出当时的旧报纸,看到那些沸沸扬扬的套红大字标题,无论编造奇迹的人也好,相信奇迹的人也好,一定会觉得那种行径是很可笑的了。
  结果,德宗还信以为真,还挺当回事,还派有司到那里去阅视。回来一汇报,哪里能放养牧马?纯系天方夜谭,根本没有这回事。本是该追究他欺君之罪的,可是德宗不了了之。正因为有这把大保护伞罩着,他才肆无忌惮地“恣为诡谲,皆众所不敢言亦未尝闻者,延龄处之不疑。上亦颇知其诞妄,但以其好诋毁人,冀闻外事,故亲厚之”。
  有说谎者,必有信谎者。惟其有信谎者,说谎者才得售其奸,若无信谎者,说谎者没有市场,谎言也就寝息。可是德宗皇帝信谎,需要谎,这种供求关系,决定了裴延龄在他的位置上得其所哉,谁也奈何不了他。
  陆贽早就对德宗说过,裴延龄是“诞妄小人”,不可用,“用之交骇物听”。到了这种地步,他不得不上书,直抒己见:“……移东就西,便为课绩,取此适彼,遂号羡余,愚弄朝廷,有同儿戏。”也许是气急败坏的缘故,竟语不择句,把德宗比作了秦二世。他说:“昔赵高指鹿为马,臣谓鹿之与马,物理犹同,岂若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
  然而,德宗的耳朵,和其他许多皇帝一样,也患严重的偏听症,自然听不进去这番忠言。而那个集吹牛、撒谎、胡说八道与恬不知耻于一身的裴延龄,照旧当他的官,撒他的谎,拍他的马,悠哉游哉。忠诚正直的陆贽,却不得不吞下一个单人独骑,逐出长安,踽踽孓行,贬往远州的苦果。等到德宗驾崩,顺宗接位,才想起把他召回,可是未抵京师,就命逝黄泉了。
  历史从来都把说谎者,绑在耻辱柱上,这也是应有的绝不宽贷的判决,然而,那些相信谎言,需要谎言,还为无耻之徒,卑鄙小人提供孳生土壤的统治者,正义之剑,总是很少刺及。其实,要没有唐德宗的信谎,会有裴延龄的说谎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握有权柄的信谎者,由于流毒所及,祸殃一方的灾害性,是尤其不能高抬贵手的。
  
长安城闹虎(1)
虎在中国,中世纪以前,曾经相当繁衍过,踪迹遍布各地。
  在宋人编纂的类书《太平广记》中,收录宋和宋之前的年代里关虎的实录、记事、传说、轶闻达七十九篇之多。唐宋数百年间,此物之啸窜山林,频繁出没,占据要津,扰民不安,其猖獗,其肆虐,其残暴,其祸祟,是很让政府挠头,百姓遭殃的。
  这种与人类有着密切关系和久远历史的猛兽,如今只能在动物园和马戏团看到,一个个蔫头耷耳,没精打采。那些野生的老虎,如果不是濒临灭绝,予以保护,早就像恐龙一样成化石了。因此,世间万物,发生发展,都逃脱不了盛极而衰的规律,然而,这并不是所有的强者,在其处于巅峰状态时能够感悟到的,能够觉醒到的,所以,常常在伸手时想不到有一天要缩手,在仰脸时想不到有一天会低头。这种再简单不过的“日中即移,月满则亏”的道理,也是在探讨唐代元载这个历史人物时,必然会马上想到的。
  虎在中国,自远古起,就有记载。《诗经》中的《小雅》,有一首《何草不黄》,就提到了它:“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看来,在边外草莽蛮荒之地,虎和野牛,成群活动。到公元二世纪,西晋的周处,一位勇士,为家乡除害,则是在江苏阳羡,即今之宜兴的南山,射杀了一条白额猛兽。由此可见,老虎之噬人食畜,已渐渐成为贻患一方的祸害。
  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其中脍炙人口的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的故事,更是说明虎患之严重。一般来说,虎类繁殖,受到人类发展的影响至大。在唐朝极盛时期,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人口为四千八百一十四万,天宝十四年(755年),人口为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经过唐末到五代的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到北宋元丰三年(1018年),全国总人口还只有三千三百万,地广人稀,虎有活动空间,遂也演绎出“三碗不过冈”和“李逵碰李鬼”的精彩段子。
  武松打虎,在阳谷县的景阳冈,李逵打虎,在沂水县的沂岭,前者属聊城地区,后者属临沂地区,看来,不但整个山东,几乎无处不虎,南至五岭,西至巴蜀,东至江南,北至大河上下,山右山左,整个中国,到处都有百兽之王的踪影。据《太平广记》记述,虎患为祸,固属严重,但它们大都活动于人迹罕至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地带。动物凶猛,终究惧人,这也是诸多野生动物避开人口密集地区求生的原因。
  但也有例外,770年,唐朝大历年间,京师长安,竟也沸沸扬扬地闹起虎来。当我们聚焦于这位与代宗皇帝不埒上下,几乎等于一位影子帝王,权力极度膨胀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元载,从这条出现在首都的吊睛白额,王字当顶的大虫谈起,倒也比较贴切。
  因为这两者有很大的共同点。
  一头老虎在首都的一条大街上随便闲逛,亘古以来,谁可见过如此场面?这当然是很荒唐,很离谱,很骇人听闻,很不可思议。尤其安史之乱以后,首都军民,已如惊弓之鸟,稍有###,满城恐慌。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这位虎大爷,正不疾不徐地,从春明门大摇大摆地进来。
  虽然首善之区的平头百姓,算是小民。可在天子脚下讨生活,什么大世面没经过?没见过?身毒国进贡的长颈鹿,波斯国进贡的火狮子,诏南国进贡的郁林象,天竺国进贡的白犀牛,都从这条大街走过,或笼或槛,或骑或驯,总是有人驾驭着,制服着,哪像这头信步而来的老虎,有点市容卫生巡视团,或门前三包检查组的架势,走走停停,来来回回,可把长安市民给“虎”住了。
  这条贯穿整个长安的御前大街,有如今日北京的长安街,路北为宫殿衙司,路南为市廛街坊。顷刻之间,比代宗李豫的圣驾出宫,还要庄严肃穆,还要鸦雀无声。居民闭户,商店打烊,官员无计,军士束手。这只老虎弄得长安城一下子定格在那里,傻了。
  大家躲在门缝后,看着它走过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宏伟高大的朱雀门,没有右转要进皇宫会晤谁的意思,径直前行。人们默祷,赶快穿城而过,出金光门,回你终南山的巢穴吧!因为据《太平广记》所记,终南山也闹过虎,成了精的虎,变成道士模样,坐在那里,等着你去讨教,然后把你吃掉,干净利落。就像我们那些坐而论道的文学评论家们,收作家孝敬的红包一样,不着一字,不露痕迹。
  
长安城闹虎(2)
可是,虎大爷突然左转弯,拐了。
  眼前就是相当于今日北京王府井的西市,那是李白经常喝得烂醉,杜甫经常兜售药品的热闹地界。大家不由得犯糊涂,难道这位虎大爷会有喝小酒,听小曲,找小姐,做几首小诗的雅兴吗?幸好事情还没有变得太糟,它对商品的兴趣不大,对美女的兴趣也不大,对文学的兴趣肯定更不大了。穿过西市,经过怀远坊,直奔长寿坊而去。
  我的天啊!长安市民的眼睛都直了,这只老虎,太不知道马王爷长有几只眼了,鬼使神差地进到了相公元载家的祖庙。时当盛暑,也许祠堂的寝殿,轩敞清凉,于是,逛得有点累的这头老虎,卧在元载所供的列祖列宗牌位前,打起盹来。
  这事透着蹊跷。第一,没有人敢这样跟当朝一品的相爷,开如此可怕的玩笑;第二,即使朝野上下非常恼火元载,想出他的洋相,老虎会乖乖听话吗?于是,事后得出来的结论,只能是天意了。
  史官这样不动声色,不着感情地写道:
  “四年九月己卯,虎入京城长寿坊元载私庙,将军周皓格杀之。”(《旧唐书?五行志》)“大历四年八月己卯,虎入京师长寿坊元载家庙,射杀之。”(《新唐书?五行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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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虎之可怕,固然在于它的威猛,但最具震慑力的地方,是它那百兽之王的霸气。元载在代宗朝,简直活脱脱的一条老虎,而且始终张着血盆大口,雄霸天下,威掌朝政。按坊间阴骘迷信之说,这头老虎闯进他家祖庙,其实就是真身出现。也就意味着他的结局,即将来临。
  元载何许人也?有一首七律《河湟》,这样写到他:“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遣弓箭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晚唐诗人杜牧,写这首诗,已是元载死后半个多世纪了。他之所以以“元载举箸”为诗的起首句,说明这位在肃宗李亨、代宗李豫两朝,位极人臣,权倾一时的铁腕人物也曾经想为收复河西失地出过一点好主意的。
  然而,在中国极讲等级的封建社会里,门第之高下,宗族之荣陋,阶级之贵贱,仕途之正鄙,不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命运,也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性格。元载之攀附名流,之巴结权贵,之投靠阉宦,之投机发迹,是与他的劣势出身所形成的卑微心态分不开的。
  元载(?—777),陕西凤翔岐山人。一个做到宰相的大人物,连生年都不著史册,可见其来路不明。我想,这使他很痛苦,正如一个名作家,别人怎么想,也想不起他的什么名作品一样,因此,虽人五人六,其实心底里,大概有点不那么仗义似的。
  腿上残存的泥巴,身上寒酸的神气,脸上太多的紫外线痕迹,岐山哨子面那生蒜的气味,尽管这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心理阴影,成了他一辈子的病态。据《旧唐书》:“家本寒微。父景升,任员外官,不理产业,常居岐山。载母携载适景升,冒姓元氏。”《新唐书》说得更详细一点:“元载字公辅,父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赐田在扶风,升主其租入,有劳,请于妃,冒为元氏。”
  当然,别看不起这个假冒伪劣的发家史,对他很有实用价值。后来,他混迹官场,正是这个“元”姓,才能拉下脸来,投靠肃宗的嬖臣李辅国,一下子拉近了与这位权贵的距离,也一下子拍屁拍响一步登天。“五郎大人,论亲戚关系,我还应该称呼您一声姑姥爷呢!”
  “这是从何说起?元先生!”
  因为元载“性敏悟,善应对,肃宗嘉之”。李辅国本也高看一眼,听他这一说,不由大悦。原来这个太监,因拥立有功,肃宗还都后,不但予以重用,格外赐他娶妻元氏。元载得以混进府邸,成为娘家人,得以与当道者“相昵狎”,在“权倾海内,举无违者”的姑丈栽培下,中了头彩似的,想不发迹也不行了,便一天胜似一天的飞黄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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