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第4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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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入了堂一瞧，大司马竟然主动站起身来，向自己行礼，倒吓了虞喜一大跳。他虽然曾被举为贤良，还被征召为博士，但因为不肯赴任，至今仍为布衣庶民，就从来没啥当官儿的当面执礼如此之恭过。诸葛恢为会稽郡守，强召其担任功曹，那也是派人登门，间接下的命令；虞仲宁有时候也在想，倘若诸葛道明亲驾草庐来辟，自己还会不会一口回绝他呢？我这人心肠终究很软啊……
谁想到了长安大司马府上，王贡的书信还没递上去，大司马就能起身相迎——难道曾经听说过我的名字吗？然我本无远名，又好天文而久弃经典，大司马北人也，听说过我的可能性本就很低，因为闻名遂导致态度有所不同，那就更不靠谱了。
赶紧跪拜，施以大礼，然后侧身坐下，这才就袖中抽出王贡的书信来，双手呈递上去。裴熊恰在裴该身边，就充了侍从之任，接过书信，转交给裴该。裴该展开来一目十行，不禁暗惊。
王贡信上把虞喜夸得跟朵花儿似的，说此人虽然醉心于观星，而不喜俗务，却于天下大势，每多真知灼见，就连我也经常要向他请教，受益良多。他希望裴该可以录用虞喜，必能有所补益；但同时也说了，虞喜无宦意，倘若坚决不允，明公可以请他在关中观星为辞，尽量挽留，作为布衣之交。
王贡只是随口一提，并没有重点说明虞喜观星的喜好，及其成就——因为他自己也不懂啊——裴该见了，却不禁略有所思。于是卷上书信，抬起头来，朝虞喜笑笑，问他：“仲宁自青州千里而至长安，为王子赐传书，辛苦了。”
虞喜回答说：“吾好观星，乃望遍行天下，观各处星空之微差，此行虽行千里而所获颇丰，不敢言辛苦二字。”他这是特意说明，我不是为了见你而来的，即便为王贡送信，也属顺手之举，我一门心思都在天象上，实在无益于治国安邦，你可千万别起意录用我——估计王贡信上，就是向你推荐我来着，你可别信。
裴该便问：“子赐信中云，仲宁通经典，曾释《毛诗略》，注《孝经》，更为《志林》三十篇，不知何故而释儒经，转观天象啊？”你是纯粹的爱好呢，还是真打算钻研天文呢？
这一问倒是正搔到了虞喜的痒处，当即回复道：“吾读古志书，知汉初沿用古六历，以冬至起于牵牛初度，后制《太初历》，实测之，则以牵牛西斗宿之间建冬至。于此西移之事，刘子骏｛刘歆｝含糊其辞，不知其解。吾因此疑惑，乃自观星，求其根源，于今已十有四岁矣。”
——我都抛下儒经十四年之久了，你可千万别把我当颗菜啊！
实话说虞喜的话，裴该根本就有听没有懂，只得假模假式捻捻胡须，若有所思，并且顺口问道：“然而，不知仲宁十四年观星，可得其缘由否？”
虞喜回答说：“为天自为天，而岁自为岁也，冬至一周岁，实较日行一周天为短，是故冬至日才每岁西移——吾乃名之为‘岁差’。”
其实这就是虞喜发现了恒星年和回归年的不同，裴该虽然也明白其间差异，却并未能直接对应上虞喜这番话，他只是突然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词汇——岁差。你说啥，“岁差”是你发明……不对，发现，这词儿是你生造的？那看起来这位虞仲宁挺有两把刷子的嘛。
想了一想，便即问道：“今世沿用魏之《景初历》，其颁行至今，将近百年矣，而我于关中劝农，却觉四时未必俱准，难道是‘岁差’的原因吗？卿可有计算岁差大小呢？”
虞喜点头道：“吾据《尧典》所记，知其时冬至日短星昴，而今实测，在东壁中，二千七百年间，其退五十余度，乃因此核算，应为五十岁余退一度也。”
什么“日短星昴”，什么“在东壁中”，裴该完全的一头雾水，但他大致听明白了，虞喜是根据古书上对当时冬至日星象的记载，推算出来，“岁差”为五十年退一度，听起来蛮靠谱的。但问题是，先不提《尧典》是不是真是上古的资料，帝尧即有其人，具体生活在哪个年代，就连后世都没能考证出来，则今儒的话完全不可信啊！
数式再对，这参数不靠谱，能够得出哪怕接近正确的答案来么？
干脆先不理会星象了，乃笼而统之地问虞喜：“则卿以为，何者为地，何者为天，日月星辰，俱在何处啊？”你要是跟我说天圆地方，那马上就可以滚蛋了。
虞喜闻言，略略愣了一下，便即回答道：“在我以为，汉zhāngping子｛张衡｝之‘浑天说’，及秘书郄萌所传‘宣夜说’，近乎于善。盖天高而至于无穷，地深而不可测量，无所谓方圆。至于日月星辰，光耀布列于虚无之中，各自运行，犹如江海之有潮汐。”
裴该笑问道：“按zhāngping子‘浑天说’，云‘天如鸡子，而地如鸡中黄’——既为鸡中黄，自当为卵形，我常有不解，大地如何类卵？卿可能为我解惑么？”
虞喜想了一想，回答说：“按zhāngping子所言，不过譬喻而已，未必是说大地如卵。固然，大地非平，舍山泽不论，即于旷野之上，极目而望，或不能得见远山之根；我籍于会稽，常眺望归航之舟，先见其帆，再见其橹——由此可见，大地实有曲度。唯其是否如卵，是否如zhāngping子所言，空悬于天表之水中，我尚不敢妄言……”
裴该心说可惜啊，你都已经能够接受“浑天说”和“宣夜说”了，却不能更进一步……不过也对，根据王贡所言，此人一直在会稽闭门造车，前此为逃避诸葛恢的征召，才会跑去青州依附王贡，这回到长安来，大概是此生第一次跨越大经度……唯其居于海隅，倒是已经发现大地有弧度了。
想要提示虞喜，大地实际上是个圆球……可是又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论据来。沉吟少顷，玩心忽起，心说我干脆给你透ludiǎn儿更奥妙的内容吧！
于是便问虞喜：“若如‘浑天说’，及卿所言，日月五星实悬于虚空之中，则其因何而动哪？”
虞喜不禁哑然，心说大司马的思路真是出人意表……从前他也跟朋友讨论过自己的宇宙观——后世名为“安天说”——对方第一反应，就是：日月星辰怎么可能悬在虚空中，而不掉下来呢？本以为裴大司马也会这么问，却不料问起了日月和五星靠什么来运行……这可该怎么回答才好？
于是拱手道：“我不知也，还望大司马教诲。”皮球踢回去，你也不明白吧？
裴该笑笑，再度站起，虞喜也赶紧离席起身。就见裴该走下来，距离三尺之遥，直面虞仲宁，然后就保持这个距离，围着他转了一整圈。虞喜完全搞不懂对方是什么意思——打量人你上下瞧就得了呗，干嘛还想看我屁股……只得拱着手，跟随裴该转身——终究以背朝向贵人，太不恭敬了。
就听裴该说道：“譬如卿为大地，而我为日月，乃绕卿而转。”
虞喜心说明白了，原来你是做动作来打比方——点一点头，躬聆教诲。
裴该突然间笑了起来：“倘若此处并非府中正堂，而空旷无一物，漆黑若星空；我也非自行，而随车马所转，乃不知是我在行啊，是卿在行啊？或者在我看来，其实是卿在绕我而行呢。”
响鼓不用重捶，虞喜闻言，当场就愣住了。
有些人是榆木脑袋，为固见所惑，根本不会去考虑更多的可能性；但虞仲宁不同，他通过长期观察星空，逐渐接受了貌似荒诞不经的“浑天”和“宣夜”两种学说，思路一被打开，自然知道仅靠日常经验难以真正探究天地之理。所以裴该一打比方，他就明白了，物体是相向运动的，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研究日月之行嘛。
大司马的意思，是人们都认定了日月五星围绕大地而转，那么能不能反过来想，其实是大地在围绕日月五星而转呢——其它星辰动静不大，暂可不论。这自然是异想天开，但在对于日月五星运行轨道的计算上，换一个相反思路，是不是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数值来啊？两相对照，或许能够发现从前总也算不对的那些公式，究竟疏漏在何处……
愣怔少顷，便即朝裴该深深一揖：“多承大司马教诲，喜受益匪浅，便当告退。”
裴该察言观色，一瞧虞喜抓耳挠腮的毛躁劲儿，就知道他忙着回去重新计算各种天文参数，不禁心说：去算吧，你要真能算准喽，说不定就能提前阐发“日心说”。
但他却并未放虞喜就此离去，而是缓步归坐，虞仲宁没办法，也只得重新坐下。就听裴该开口问道：“王子赐实荐卿于长安，然又云卿无宦意，唯好观星——不知我今日欲征辟仲宁，可肯应命否？”
虞喜心说来了，果然问到这事儿了，赶紧拱手推拒：“正如王子赐所言，喜无宦意，且不治经典久矣，又无理民的经验，倘若滥竽充数，必然有负大司马所托……”
裴该打断他的话，说：“然我今方有一要事，恐怕非仲宁不能任也。”
虞喜闻言一愣，心说还有什么事儿必须要我去做的吗？大司马既然如此礼贤下士，倘若寄望甚殷，我也不便拒人于千里之外，还是先听听是啥事儿再说吧——“吾不敏，且实无才德，不知大司马所言要事是指……”
裴该就说了：“如前所言，今用《景初历》已近百年，据卿所算，则冬至将偏两度，于农时未免有所妨碍。前人制历，不知‘岁差’，今既知之，岂可不因而改订啊？此事舍仲宁，其谁可任呢？”
裴该是想让虞喜修订历法，这话一出口，虞仲宁不禁感觉有些心痒难耐。要知道那时候研究天文，主要目的是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也就是说天文学最主要的应用范畴，是在历法的制定。虞喜既好天文，必然不希望自己最终只拿出一篇没几个人瞧得懂的理论和算式来吧，若能根据自己新的演算——尤其加上“岁差”的影响——修订旧有历法，甚至于制定新的历法，这无疑是很有youhuo力的一件事啊。
终究虞喜虽然没有做官的想法，于俗务并不感兴趣，纯粹是个学者，但既为开蒙就读儒经的士人，这事功之心，也是不可能彻底抹消掉的。
但这事儿太大了，他不敢当场应承下来，只是反问裴该：“关中行台，应无权修历啊，大司马此命，期期以为不可……”
。。。
第六章、大司马之心
裴该想命虞喜修订历法，虞喜却以此事并非行台所可擅为来推拒，对此，裴该笑笑说：“行台自无修历之权，但国家并不禁私人制历啊。//全本小说网，HTTPS：//。）//倘若卿能修订旧历，甚至于更制新历，于关中指导农时，试之可用，我自然会奏明天子，用卿之历。”顿了一顿，又说：“况且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
所谓“正朔”就是“正统”的意思，用以彰显本王朝受命于天，根据儒家的研究其实是附会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换言之，就是重订历法。
据说，夏朝用夏历，建寅也就是说以一月为正月，作为一年的开端；商朝用殷历，建丑以十二月作为岁首；周朝用周历，建子以十一月作为岁首。
其实改朝换代就要改正朔，这估计是战国时代阴阳家和方士的某些理论，被儒家吸纳后所得出的结果，所以第一个正式因此理论而改正朔的，实为秦朝。秦用颛顼历，建亥，即以十月作为岁首，名为端月｛避始皇帝政讳｝。
西楚项羽没搞过类似花样或者搞了，但其事未传于世一直到汉朝统一天下之后，方才根据儒生们所请，明改正朔，重新建寅，也就是仿效夏朝之例。只是高祖刘邦和跟着他打天下的多为粗人，儒生初亦不得重用，更没有合适的天文历法人才，所以仍旧沿用的秦代的颛顼历。
相关理论，儒生们也是逐渐完善的，逮董仲舒终于基本圆满，因此西汉到武帝太初年间，才新制《太初历》，颁行天下。其后的改朝换代，就该王莽登场了，王巨君本身就是大儒，身边儿又有一个学究天人的国师刘歆刘子骏，当然要把这禅让之事彻底做足了。因此王莽代汉后就“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仿效商朝，建丑至于有没有新制历法，史无所载。
根据董仲舒的说法，古来正朔分黑、白、赤三统，于历则对应建寅、建丑和建子秦朝建亥，完全是瞎搞，所以才国祚不长。只是不用一月当岁首，怎么着也感觉怪怪的，是以中国自东汉复辟以降，大多数时间还是用的建寅历代历法，直到今天的农历，也才会被统称为“夏历”。
故此曹魏汉后，仍然沿用东汉《四分历》和建寅，未改正朔。
直到魏明帝曹登基后，小年轻突然间又想起此事来了，于是在与群臣反复磋商过后，便即放弃《四分历》，正式颁行《景初历》主要是《四分历》运行一百多年以后，偏差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了农时并且改用建丑，也即以十一月为正月。
还是那话，不以一月为岁首，实在麻烦，所以没过几年，便又改回了建寅。然而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学者们纷纷起而修改旧说，比如王肃就主张夏、殷、周三代互改正朔，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且夏代以前包括传说中的炎黄啊、颛顼啊、尧舜啊之类全是用的建寅。于是倾向于王学的司马家在篡魏以后，就并未更改正朔。
因而裴该今日欲命虞喜制历，随口就说了：“我晋肇基之时，并未明改正朔。”本来不过拿改正朔之说来给自己编造理由罢了，然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虞喜是聪明人，聪明人就难免脑补。在他想来，原来大司马是这个意思……晋朝肇建，未改正朔，所以才跟秦朝似的，多灾多难，还差点儿就断了根儿，可见正朔当改。再往深里琢磨，所谓改正朔乃权宜之计，最正统的还应该建寅云云，这是王肃的主张，而听说大司马在关中重用董景道，比较倾向于郑学……他这是打算通过改正朔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