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唐再续-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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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曜对佛家研究根本不深，他倒是把这“八戒”记住了，但没完全弄懂，实际上所谓“八戒”，乃是八关戒斋的简称。佛教指在家男女信徒于一日一夜中所受的八种斋戒法。
这八种中，前七为戒，后一为斋，总称八戒斋。南朝梁宝唱《比丘尼传·道容》：“帝遣使往乌江迎道容，以事访之。容曰：‘唯有清斋七日，受持八戒，自当消耳。’”《太平广记》卷九五引读刘肃《纪闻。洪昉禅师》：“王因跪曰：‘师既惠顾，无他供养，有绢五百匹奉师，请为受八关斋戒。’”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一：“张生心迷，着色事破了八关戒。”明梵琦《西斋净土诗中品观》：“求生定满众生意，五戒兼持八戒斋。”
所以实际上最后一条，乃是一种礼节性的要求，倒也不是说要求谁都是过了时候就不吃饭，那万一有事耽搁了，岂不是还非得挨饿不可？佛门慈悲，哪里会有这等要求？
但是李曜对佛事是个半吊子水平，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事就没法解释清楚，他想了想，干脆道：“八戒还叫八戒，改了就不好听了……不过既然你做不到，我念你说的诚实，就不要求得这么严格了，这三条你不去管便是。”
憨娃儿一听可以通融，大喜道：“郎君果是好人，既然犯了也不打紧，那俺还叫八戒。”
这时候卢三过来，说道：“郎君，安排好了，俺现在就带人偷偷摸过去。俺留二十个人给郎君，再有憨娃儿在侧，该当可策郎君万全。”
李曜一愣：“什么叫留二十……啊，你说什么呢，我是领队的郎君，你们都去了，我怎能躲在这后头不动？此番便是我带了大伙儿过去，你和憨娃儿都跟着我便是。”
卢三急道：“郎君不可！郎君贵体，不可亲临险境……”
“胡说八道！”李曜面色一寒：“我李曜何曾把你们看得轻贱过了？我与你们有何不同？不都是爹生娘养的？不必多说，就这般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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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十四太保 第021章 执迷不悟
潞州兵临时军营之中，两批人马相视而立，李元审面色之黑犹如锅底，看着对面面沉如水的冯霸，厉声喝道：“冯霸！你裹挟兵马，莫非要造反不成！须知节帅刀下容不得尔等！”
冯霸嗤笑一声：“李慎思，真难为你能把这话说得这般大义凛然，某家倒想问问，你李将军莫非没有造过反？诸位，俺想问大伙儿一句，俺们河北的军镇，底下兵将没有造过反的，有几个呐？几年没有造反的军镇，有几个呐？造反成功的有几成，造反失败的有几成？即便是造反失败的，也只有领兵将校被杀，可曾见到朝廷或者节帅府能把全部参加造反的兵将都斩杀的？啊？！”
李元审一时语塞，脸色越发铁青一片。
说到唐朝，大多数人都必曰“盛唐”，将其与汉朝并列，所谓“强汉盛唐”，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唐朝的文治武功及其影响力，是完全配得上这个名声的。但是唐朝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前后反差巨大，它的耻辱与光荣是同样的出类拔萃。所以“盛唐”两个字并不能概括唐朝全貌，相反，这两个字造成了对唐朝历史的片面认识。
事实上，唐朝后一半的历史是耻辱的历史，但唐朝的耻辱又与晋朝宋朝这些朝代不一样。所谓“夷狄之夺，晋宋是也；奸臣之篡，汉唐是也。”唐朝之耻来自内乱，而且乱得空前绝后，没有哪个朝代的内乱能比得上唐朝。举个简单的例子，唐朝首都共九次沦陷（严格讲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数字在历朝历代中遥遥领先，其余没有一个朝代的首都沦陷次数能达到唐朝的一半。仅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唐朝的耻辱有多么严重。
在这九次首都沦陷中，有七次是藩镇导致的，但唐朝的内乱还远不止藩镇，此外还有宦官、朋党、佛教、仙丹，每一项在中国朝代中都差不多可排No。1，名副其实的“五毒俱全”。如此问题就出来了，在别的朝代，首都沦陷等同于亡国丧钟，他们首都沦陷次数远低于唐朝的原因就是一旦沦陷基本上就挂了，别说收复京城东山再起，能暂时不死多活几天就很不错了。而唐朝这么一个“五毒俱全”的朝代，虽然首都一次次丢失，但居然还能一次次夺回，并且一坚挺就是150年，更牛的它对外能依旧保持相对的强势，这是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两个字：藩镇。
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新唐书》中就说“唐自中世以后，收功弭乱，常倚镇兵”。北宋人尹源也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但是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藩镇消极一面，忽略了藩镇其实也有积极的一面。赵匡胤因此采纳赵普的建议，将“强干弱枝”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实则未免矫枉过正。你把枝枝蔓蔓都砍了，那谁来给你遮风挡雨呢？所以大宋朝不为藩镇头疼，但却为辽金蒙元郁闷。
尹源就批评这种政策“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然后对比了唐宋两朝“唐自中世以来，诸侯皆自募兵训练，出攻入守，上下一志，……故所至多有功。……外兵所习尚皆疆场战斗劳苦之事，死生之命制之于将，故勇，勇而使之战则多利。”而宋朝“内兵居京师，日享安逸，加之以赏赉，未尝服甲胄、荷戈戟，不知将帅号令之严，故骄，骄而劳之则怨，以之战则多钝……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所以尹源建议朝廷部分效仿唐朝“重边将之任，使专一军之事”。
尹源的话从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唐朝首都屡次沦陷却还能坚挺150年，为什么唐朝后期国力衰弱却依然能败吐蕃、复河湟、击南诏、定安南、驱回鹘。原因除了唐朝前期积攒的老本过于雄厚，一时半会挥霍不了之外，藩镇的存在的确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唐朝之耻，是朝廷之耻，却未必是中国之耻。
可是在一般人眼里，“藩镇”俨然成了分裂割据的代名词，唐朝后期150年历史被简化为四个字“藩镇之乱”，甚至于“名存实亡”。
就像用“盛唐”概括整个唐朝历史一样，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藩镇绝非唐代独有，藩镇之乱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西汉七国之乱，东汉军阀混战，西晋八王之乱，甚至于春秋战国，其实都是藩镇之乱。不知什么原因，藩镇在现代却变成了安史之乱到宋朝建国这200年历史的专有名词，以至于很多人认为藩镇之乱是唐朝独有，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藩镇的产生和藩镇之乱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基本的原因就两个，一是古代通信手段落后；二是中国地大物博。中国土地面积广阔，各地区间的差异很大，而通信手段又很落后，那么中央如何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就成了一个让历代统治者都很纠结的问题。秦朝是郡县制，汉初是郡国制，后来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中央为了防止地方权重难制，就要对地方实力进行削弱，于是乎州郡县的数目是越来越多，辖区是越来越小，天下州郡县多得数都数不清。
隋朝统一后废掉了郡这一级行政单位，实行州（郡）县二级制。但州县数目仍然庞大，州的单位论百，县的单位论千。中央直接管辖就是累死也管不过来啊。既要对地方有效控制，又要防止地方权重难制，于是二者就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隋朝速亡，这个令人纠结的问题就摆在了唐朝统治者面前。现代通信技术发达，地方上有什么事几分钟后全国都能知道，但即便如此，倘若废了省，全国地级以上近三百个市归中央直接管辖，很明显中央也是会抓狂的。
所以在古代，州县之上另设一级行政单位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唐代设“道”，宋代叫“路”，元代叫“行省”，然后“省”这个名称就一直延续到今天。唐代的藩镇就由“道”演变而来，所以唐代藩镇本质上是一级行政单位，等同于今天的省。区别在于唐朝的“省”权利过大，军事权和行政权统一，所谓“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倘若今天的省也有这种权利，那也是藩镇。譬如说海峡那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可以看成是一个藩镇。
但唐朝的“道”并不等同于后来的藩镇，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最初的“道”只是监察区，不是行政区，朝廷派人巡视天下，检查州县的工作。可既然划分了统治层次，就要给予相应的层次以相应的权利，否则和没划分有什么区别？划了一个省，省长一点权利都没有，那这个省的意义何在？这样和中央直辖有什么区别？所以“道”就自然而然的从监察区变成了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通过“道”，朝廷实现对庞大国土的有效控制。
在“道”变成行政实体之后，军政是分开的，武将管军事，文官管行政，很简单也很合理。军事主官叫“行军大总管”、“大都督”后来叫“节度使”。行政主官名号就更多了，什么“按察使”、“观察使”、“采访使”、“处置使”，这使那使的。唐朝立国前50年，对外战争是开疆扩土威风八面。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灭高丽，武功达于极盛。但不料两年后（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创，积蓄力量后，唐朝于678年再伐吐蕃，结果兵败承风岭。
这两次大败，迫使唐高宗开始重新思考对外用兵政策。朝廷上有三派声音，一派主张和亲罢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派主张继续进攻，一举灭之。唐高宗一时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采纳了保守派的意见。从此唐朝对外战争的指导思想由“开疆”转为“守边”。尽管看上去后来的武则天时期，唐玄宗时期，甚至唐武宗时期，唐朝对外依然保持积极攻势，但这个进攻已经是战术上的进攻，而不是战略上的进攻了。简言之，以进攻为手段，以防守为目的。
因为对外战争形势的这种变化，在边境地区，唐朝广设军镇，划战区。到了玄宗朝，边境共划分了九个战区，设立了七八十个军镇。战区谁都和道，就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和省。到了玄宗朝后期，边将开始兼任政府行政职位。比如安禄山除了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大战区节度使之外，还身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云中太守。就连史思明，除了平卢兵马使之外，还兼北平太守。于是唐代的“道”和“战区”间的区别，开始变得模糊，最后合二为一，没有区别。
可见，在玄宗朝后期，边将权利膨胀，军政合一，战区开始变身藩镇。安禄山于是野心暴涨，一闷棍将唐朝砸的晕头转向，所以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藩镇叛乱。由于当时中原少兵，为了抵御叛军，朝廷于是在中原地区广设战区。命节度使自行招兵买马，成立领导班子，政府和军队的所有消费由“当路自供”。于是乎，安禄山起兵前，全国九大战区；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战区；安禄山起兵前，全国就他这一个藩镇；起兵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藩镇。
巍巍大唐总共有多少个藩镇？李吉甫《元和国计薄》统计为48，《新唐书·方镇表》统计为42个，可见不同时期，藩镇的数目是有变化的，总之就是四十多个。后世历史学家将这四十多个藩镇分为了四个类型：
其一为“割据型”，以魏博、成德、卢龙为代表，号称“河北三镇”，属于安史老巢的安史余党，此外也有少数藩镇短暂加入割据行列。
其二为“防遏型”，以河东、宣武、义武、义成、昭义、武宁等为代表，这类主要在中原地区。安史之乱期间，中原藩镇与叛军厮杀最为激烈，所以安史乱后，这些藩镇继续担负着保卫京师，威慑河朔的任务，也是削藩战争的主力。
其三为“御边型”，以泾原、邠宁、鄜坊、凤翔、西川等为代表，这类藩镇主要位于西北西南边疆，负责抵御外敌入寇。
其四为“财赋型”，指浙东、浙西、江南、淮南、福建等东南藩镇，这类藩镇是唐朝的命根，为朝廷提供赋税，也对朝廷最为忠心。
通过这个分类，可以看出，藩镇割据只是极少数藩镇的行为，主要是河北三镇，列入《新唐书·藩镇传》的也不过八个，只是唐代藩镇总数的零头。而且据统计，从安史乱平的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到王仙芝、黄巢起兵的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这111年间发生藩镇动乱足足171起，但其中与中央对抗的还不到三十起，其余都是藩镇内乱，多数便是士兵杀逐主帅。一可见“藩镇之乱”确实是唐朝后半段历史的主要特征，但“藩镇之乱”并不等同于“分裂割据”；二可见藩镇内部生变，杀逐主帅几乎已成常态，主帅一个弄不好，就有可能被其麾下将校杀之废之。
经过七年苦战，安史之乱被平定了，但并不是由唐朝武力打平的。朝廷奉行姑息政策，平叛其实是靠与叛军达成妥协来实现的，叛军被打败了，被招安了，但并没有被消灭。朝廷不仅对外姑息，对内也姑息。平叛期间，平卢节度使死了，朝廷不是新派人接任，而是先派人去军中“体察民情”，看士兵们想立谁，就把旌节授给谁。唐朝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从此士兵杀逐主帅司空见惯，甚至发展到“变易主帅，有同儿戏”、“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这种程度。
为了平定安史之乱，朝廷放任权力下移，以至于“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天子听命于藩镇，藩镇听命于将士”。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月，唐军向叛军发起最后进攻，不久后便攻入叛军老巢河北。叛将田承嗣，张忠志，薛嵩，李怀仙举手投降，朝廷将其原地任命为节度使，安史乱平。但河北割据，长达二百年的藩镇动乱史拉开了序幕。虽然绝大多数藩镇不是割据型，绝大多数藩镇动乱也不是对抗中央，但割据藩镇与中央的较量却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李曜之所以看不上李晔这个死后被谥为“昭宗”的大唐天子，原因就在于这个莽撞天子数次轻易动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