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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网游之超级掌门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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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桂始终保留大量军队,也是借鉴历史教训的结果和谙熟政治的表现,因此,“怀‘藏弓烹狗’之虑,深‘市权固位’之念”'19'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康熙撤藩,要剥夺其一切军政权力时,非但三桂本人,其部下的抵触情绪也是很大的。所以,撤藩令一下,“全藩震动”'20',他周围的一些核心人物不甘心俯首听命。其侄儿吴应期劝道:“就迁于辽东,他日吹毛索瘢,只就戮耳,岂若举兵而父子俱全哉?”'21'这从侧面也可看出三桂反清是无奈之举。更直接反映叛清实非其所愿的实例,是在其子吴应熊被康熙杀掉后,“三桂善持两端,反后颇中悔。及闻应熊讣,时方饮,停杯涕泣曰:今日乃真骑虎矣”'22'。说明吴三桂有些后悔叛清,面对既成事实,颇感骑虎难下。

可见,所谓“三藩之乱”,并非早有预谋。只是因为康熙的撤藩政策,操之过急或过猛,损害了他们及其集团的既得利益,才导致叛乱的发生。

二、撤藩得失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康熙撤藩无疑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之举。当时三藩的存在,的确已经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不小威胁,也成为国家经济上的巨大负担。三藩的作为也多不得民心,引起驻镇地区民众的广泛不满。但康熙撤藩却失之于轻率,具体做法有很大的缺陷。

(一)三藩的危害。这从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1,三藩兵权在握,拥兵自重。其旗下兵将皆跟随各藩征战多年,早带有私人武装性质。这在事实上已形成了与中央政权对立的军事割据状态,不能不与国家的集权与统一产生矛盾。

2,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负担。三藩自己搜刮来的财富都窃为己有,养兵和行政开支则从朝廷索取。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一省岁需俸饷九百余万两,加上福建、广东两省的饷银,共需二千余万两。而本年度全国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康熙五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23'。因此,“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24',实非虚语。三藩需求之巨,不仅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此项差使的户部疲于应付,整个财政为此时常陷入措手不及的困难境地。

3,横征暴敛,非法聚财,广设苛捐杂税,并用搜刮来的钱财广泛培植私人势力。如吴三桂在云贵就抛赠巨金,广招四方豪杰之士,凡“有才望素著者,及仪表伟岸者,百计罗致,命投藩下,蓄为私人”'25'。刘健的《庭闻录》卷四记载有关于他父亲刘昆的一件事:康熙十一年(1672),刘昆由束鹿知县擢云南府同知,十一月上任,三天后按例拜谒平西王府。“(三桂)目矚先公。。。谓胡国柱(三桂女婿)曰:科甲中有此一人,大奇。。。明日,国柱代王报谒,随遣客道意。先公曰:我投身久矣,若不知耶?客愕然问故。先公曰:己亥年,廷试之日,太和殿中投身矣。客掩耳走。当客來时,袖出冯某投身契一紙云:立卖身婚书楚雄府知府冯某,本藉浙江临海县人。今同母某买卖到平西王藩下,当日得受身价银一萬七千两。后署媒人胡国柱”。

到平西王府的“卖身者,皆师事国柱”,所以刘昆说:“滇中有三好:吴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26'。

三桂的部属倚仗平西王府的权势,目空一切。一次,三桂派官押送贡品进京,中途宿店,遇一朝廷命官,携皇帝诏书已先住店。可这个解役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挥起手中鞭子,驱赶这位钦命官,大叫:“天下更有何人大于我家(指平西王)者哉”'27'!三桂的勋庄“管庄者杀人夺货,滋为民患”。凡人命、盗窃案,三桂“兵居半”'28'。

(二)撤藩方式的失误处

此处并非说撤藩本身算是失误,而是方式选择的不好,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可以有更好的方案。毕竟,康熙的方式造成了中国长达八年的内战,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也给民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痛苦。

李治亭在《吴三桂大传中》提供了五种撤藩方案,包括康熙施行的“三藩并撤”。李认为康熙的方案是最不成功的一种,本文倾向于接受李对康熙方案的认识,但对李所提供的第一种方案即“世镇边疆”和第二种方案借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却并不认同。

1,“世镇边疆”,在元代有蒙古亲王及明代沐英世守云南的先例。但元明两代世守云南的王公和皇族的关系,却并非三藩与满清皇族的关系所能比拟的,况且三藩和满清最高统治者之间还有复杂的民族关系在里面,即便相互间前期不出现矛盾和猜忌,也很难保证后来就能一直和谐下去。

2,很难说清廷在撤藩问题上就没考虑过“杯酒释兵权”的可行性,如果行得通,清廷应该会去一试。实际上,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顺治去世,吴三桂去北京准备祭拜时,就担心过清廷会否乘机把他扣留的问题。为防止清廷的意外之举,三桂处心积虑,特提重兵而来。他把部队分成数股,陆续启行。他还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其前驱部队已行至北京附近,“人马塞途,居民走匿”。这种情况,已引起了清廷的警惕,惟恐出现意外之变,命三桂不必进京,在京城外“搭厂设祭”'29'。

再者,较之宋初军队将领,三藩的军队多有私人武装性质,他们对军队的控制权比宋初将领要强得多。加上对清廷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这种情况下,满清统治者欲重演“杯酒释兵权”这个老掉牙的故事,基本没有可能。

3,李著中提供的另两个方案,“区别对待,分期撤藩”与“不急于撤,隔代解决”,笔者认为非但可操作性强,且也较容易实现。选择三藩并撤的方案,容易使他们因利益受损而走到一起,加强了反对派的力量。虽然在吴三桂刚叛乱时,康熙就调整了措施,停撤耿、尚二藩,但造成的损害已经无法挽回,只是相对减小了危害。如果一开始不急于求成,采取分阶段分批次撤藩的策略,各个击破,则损害会降到最低;“隔代解决”就是等三藩第一代吴三桂和尚可喜去世,待其第二代掌权时,乘他们年轻,威望不够,再行解决。这两种方案都极有可能避免叛乱的发生,收不战而屈三藩之效。

三、叛乱失败

“三藩之乱”是前明旧将与清廷矛盾激化的结果,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站在个人立场,说它是黑吃黑、狗咬狗皆可,但站在国家及历史的高度看,它是一场叛乱与平叛、分裂与反分裂的战争。同时,这场战争也“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维护民族平等的性质;具有恢复明朝社稷、实建汉家天下的企图”'30',但这并不能改变这场战争是“叛乱战争”的本质。

对具体的战争状况,本文不过多提及,重点分析一下“三藩之乱”失败的原因。

反清战争初期,吴军处于战略进攻地位,战争形势对吴军是有利的。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陕甘王辅臣的相继从叛,再加上台湾郑经出兵浙江,仅一年,“逆贼得据大江之南”'31'。战火蔓延,连河北总兵蔡禄也反于彰德,塞外又有察哈尔部布尔尼的叛乱。甚至连越南、朝鲜也蠢蠢欲动,伺机反清。清廷失掉半个中国,军事上处于极端不利地位。

吴三桂的振臂一呼,同时也点燃了汉人反抗异族统治的烈火,广大汉军和民众也参加和支持了吴三桂的行动,这在当时清官方文件中也有记述。如湖广总督蔡毓荣奏报:“闻浦圻(今湖北浦圻县)一带山中百姓,俱行蓄发,交通逆贼,今大兵进剿,前有贼营,后有逆民,殊为不便”'32'。又兵部侍郎温岱奏报:“吴三桂贼兵未到,而江西等省人民,反叛于建昌、饶州等地,抗敌满洲官兵”'33'。各省特别是叛军所到之处,都有大量的汉人百姓参加。连康熙也承认:吴三桂起兵以来,“各省兵民,相率背叛”'34'。一时间,“东南西北,在在鼎沸”'35'。

初期的形势对反清力量那么有利,何以后来会失败呢?归纳起来,有以下原因。

(一)政治上:1,不善于利用民心,变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为反抗异族统治的矛盾。吴三桂在起兵数月后的1674年伊始,正式称“周王”,废弃康熙年号,称周王元年,改元“利用”。抛弃明朝旗号,让那些思念故明的人寒了心,在原明朝的部分士大夫中引起了消极反响,甚至把他看成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篡逆者。三桂很希望得到这部分人的支持,可是他们不愿跟他合作。就是在响应他叛乱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中,也产生了不满情绪。但吴三桂认为夺天下,不是靠一个空头名号,而是要靠自己的实力。忘记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儒家古训。

2,缺乏远大的政治目标。吴三桂在军事鼎盛时期,幻想与清廷“裂土议和”'36',意图割据江南,甚至贿买五世达赖从中斡旋,代为恳请。三桂此举,无疑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3,缺乏众望所归、政治威望高的领导人。吴三桂在明背明,事清叛清,政治立场的反复不定为世人所诟病。耿精忠就更不用提,与郑经的军事联盟,维持数月便告破裂。耿尝以盟主自居,向郑经发号施令,封郑经为“大将军”,派人送去敕印。郑经不屑:“靖南王乃食清朝的俸禄,且系明朝叛逆,为何封我郑经”'37'!

(二)军事上:1,起兵仓促,准备不足,对形势的估计也有偏差。虽然清廷军事上毫无准备,但清廷拥有的战争资源毕竟非三桂区区两省能比。三桂认为康熙年幼,低估了其能力和镇压叛乱的决心,他幻想“裂土议和”被拒就是例证。在对待两广方面,其部将马宝请求自任两广方面的军事,率部取两广,而三桂却说:“一辩士口舌可下,不烦兵,已遣人矣。”'38'。但事实并非如其想像那般。

2,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吴军在战争初期,一路势如破竹,进至松滋后,举足即可渡江。而吴三桂却未采纳部下“宜疾行渡江,全师北向”或“直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运道”、“出巴蜀,据关中,塞殽、函自固”的建议,而是“屯松滋,与勒尔锦夹江而军,相持,皆不敢渡江决战”'39'。

吴军初至松滋时,江北清军未集,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汉官汉将参加,清廷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但吴军进至松滋,屯驻三个多月,却未前进一步。

俗话说: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军事上的保守主义,没能“宜将剩勇追穷寇”,是吴三桂犯的战略上的致命错误。吴军势单,宜行速战速决,不给清军喘息的机会。稍有迟缓,让清廷从容部署,它的战争资源调动起来,潜力是巨大的。坐失良机,让吴至死未过长江。也因为这个错误,埋下了吴军失败的伏笔。

3,反清力量各自为战,缺乏统一调度。这就为清军各个击破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康熙正是利用各地叛军的各自为战,对各军极力拉拢利诱,孤立吴三桂,最终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

结语:由吴三桂主导的“三藩之乱”,虽然带有汉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但其根本,乃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爆发的产物。三藩的反清,其动机和行为都不可与明朝抗清志士仁人同日而语!其企图和政治目标,亦不足取。最后的结果,因为三藩失败了,按历史上“成王败寇”的规律,今人只能称之为“三藩之乱”。



作品相关
关于有人质疑朝鲜反清的真实依据' TOP '
'更新时间' 20111202 18:30:23 '字数' 6250

有人质疑,说朝鲜根本就没有那么支持大明,口说无凭,实证在此。

明末清初李氏朝鲜诸王简介

万历二十三年(宣祖二十八年,1595)十一月七日出生于黄海道的海州城。父亲为宣祖大王第五子,定远君李琈。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封绫阳都正,寻封绫阳君。

如前文所说,朝鲜光海君朝末年,东亚的国际政局出现了极大的动荡。新兴的女真军事力量在对明朝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光海君不得不采取一种圆滑的外交政策,在臣服明朝的同时也向后金示好。这种态度为朝鲜的正统派两班阶级所不容。再加上光海君在治国方面的一些失误,以及宫廷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争斗,天启三年(1623)三月十二日,朝鲜发生宫廷政变。西人党的李贵、李适、金自点等人在仁穆王后和新崛起的南人党势力的协助下,召集军队在绫阳君的别墅内会合,打入庆云宫,发动宫廷政变。三月十三日晨,绫阳君李倧即位于庆云宫之别堂。是为李朝仁祖。

仁祖即位后,光海君的亲信——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被赐死,光海君和家人被流放到乔桐岛。仁祖在两班阶级、尤其是儒家学者支持下,采取亲明排金的政策。当时明金对峙,后金要想西进伐明,就要考虑东面朝鲜的行动。对于如何处置朝鲜,后金朝廷内部有两种意见。《李朝实录》记载,“第三子洪太时(皇太极)常劝其父进犯我国;其长子贵永介(代善)则每以四面受敌,仇怨甚多,则大非自保之理,极力主和,务要安全,非爱我也,实自爱也”。努尔哈赤为避免两面作战,对朝鲜采取拉拢的政策,多次派遣使臣赴朝鲜投书,希望朝鲜与明朝脱离关系,与后金结盟。但是朝鲜不为所动,仍然支持明朝,反对后金。

此时,明朝辽东巡抚王化贞标下练兵游击毛文龙率领兵丁二百余人,在朝鲜皮岛建立了牵制后金、联络辽民的海外基地,势力不断壮大。努尔哈赤要求朝鲜断绝与毛文龙的往来,遭到朝鲜严词拒绝。皇太极即位后,曾说“父王不听我计,临终方悔……我气不过就是东江(皮岛),只为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的动静言语霎时可知,可恨!可恨!”。为了打破明、蒙、鲜三面包围圈,皇太极公开遣使与辽东巡抚袁崇焕讲和,暗地里则把进攻的矛头从西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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