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玻璃的男孩-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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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晒过太阳，音乐课一堂也没上，一百公尺跑两分钟，当值日生时抬不动便当。
我在干什么呢？我每天请公假，关在阴暗的社团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花了一千块在中央图书馆影印资料，只为了准备别人已经辩过一万次的堕胎合法化。是啊，我们都看了《洛城法网》，所以在辩论台上头头是道，最后打败女校，说服裁判受精卵也是生命，没有人有权杀生。但辩论台下我们都是白痴，根本搞不清受精卵怎么形成，没牵过女生，都还没有正式变成男人。
经过这些年的求学和工作，我慢慢发现：很多知识的追求都是惘然的。知识，有时是最廉价、最无用的工具。所谓知识分子，有时是最虚伪、最狠毒的族群。于是我开始珍惜生活中简单的乐趣：打一场球、流一身汗、空心进篮、被旁观的女生喜欢。唱一首歌、有人来和、吃钱柜的水饺、喝一口冰可乐。你说我肤浅，我高中时会跟你决斗，现在会感到光荣。身体的快乐也许短暂，但是不会骗人的。不管我们的学历多高，欲望其实和大家一样平凡。受过了生活的挫折，你会知道惟一能对你好的是你自己，惟一能对自己好的方式是照顾你的身体。照顾身体的方法不是读《史记》，而是换上你的Nike，如果你更厉害，是脱下她的内衣。
最后一个不同的选择，是我要爱坏女孩。
我和我的同侪，如今最后悔的都是我们太乖。当我讲“我的同侪”，并不是指我的同学或朋友，而是所有在八十年代按步就班成长的人。我们通过传统的联考制度，大学毕业后忙着补托福，在美国拿到学位后留下来找出路，如今回到台湾觉得本地电视节目都很低俗。我们，选择了一条中产阶级的路、效忠了最中产阶级的价值、如今在社会上占着最中产阶级的位置。很多人现在结了婚，生活中最大的烦恼是如何继续用父母的名义留住菲佣。我虽然单身，最大的爱情冒险也只是星期二晚上在家看《欲望城市》。我们不轻易辞职、没勇气自己开公司、车祸理论时不会拿出刀子、外遇后通常花钱了事。
等一下，我不要骗你，我虽然语气中略带自怜，但我不会改变，我的同侪也不会改变。虽然我们知道很多人迷《飞龙在天》，但我们还是会继续看Discovery探讨细胞突变。过两年我结婚，对象大概不会来自风尘。我猜想她可能在企管顾问公司做consultant，身旁躺过小熊维尼，但没躺过活生生的男人。
那我为什么说要爱坏女孩？
因为我知道我最后终将走回主流之路，所以希望过程中曾有几次失足。我想要亲身体验，这世界的人并不都像我父母一样，这世界的地方不都像台大操场，这世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都是理性辩论，有人在黑暗的角落吃药打针。我希望我在高中时曾认识一个“坏”女孩，她敢留刘海，书包里一包MarlboroLight。衬衫不往裙子里塞，模拟考排名都八九百。礼拜一下午两点带我跷课，胸前三个扣子全部打开。带我回到她租的宿舍，换裙子时问我要不要进来。我多么希望她早一点告诉我性是怎么一回事，让我早十年把胸中憋的那口气排掉。告诉我身体可以如此快乐，快乐时会闪到腰。
嘿，我不是在写日本A片的剧本，或是表达中年男子性爱不足的悔恨。我比谁都知道，倘若我当年真的认识了坏女孩，最后的结局是我在嘴里放把手枪。今天我写的小说，可能讲的是一个人早上起来突然变成蟑螂。我比谁都知道，她三个扣子打开，可能露出另一个男人的齿痕。我进入她的宿舍房间，她会嘲笑我的尺寸。她当然会给我性爱，那种性爱甚至会被自作多情的我诠释成一种关怀。但她也会给我痛苦、羞辱、背叛，最后让我割腕。但因为她，我会提早认识人生。因为她，后来的我会分得清旅途上谁是过客、谁是真正爱我的人。
十七岁受伤，你两个礼拜恢复，午餐又吃得下三大碗。三十四岁受伤，你会在跟客户做presentation时突然哭，只因为她戴了跟你前女友类似的耳环。早一点长大是好的，人生苦短，没时间拿来梦幻。
八十年代已经过去。在二十一世纪，一切显得更快更轻。决定在一起的那天，没有人会特别写日记。分手的时候，不会有人去跳浊水溪。一夜情之后，是女方开始不接手机。乱七八糟的party，是由一对情侣主动发起。现在没有人溜冰，没有人在倒数北一女的校庆，大家都喜欢周杰伦的R＆B，没有人记得罗大佑的巅峰时期。最近我重回南海路，在路上我问我的学弟说：“那个北一女的很正吧？”他看看我，嫌弃地说：
“拜托喔，Youarebarkingupthewrongtree。”
嘿，至少他将来没有悔恨。
我不是木村拓哉
我和日本有三次的缘分。一九六七年，我刚出生，因为爸爸在日本工作，我们全家在东京的惠比寿住了几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初一直在日本住下去，今天的我会是怎样？有没有机会成为SMAP中的木村拓哉或香取慎吾？还是沦落到无家可归，夜里在新宿车站打地铺？
一九九五年，我在纽约工作，公司要把我调到东京，不会讲日文的我抵死不从。后来发现日本分公司的地址和他们帮我安排的住处都在六本木，我才“勉为其难”地答应。去后两个月，美国老板问我东京如何，我在email中说，“这里公共厕所中的马桶，跟表参道上走过的美女的皮肤，一样洁白！”
我那研究债券的老板并没有回信，之后也没再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他可能同情我在异国遭遇的工作压力，或是提前到来的中年危机。把马桶和美女联想在一起，毕竟不符合正常人的逻辑。半年后，他把我调回纽约。我和表参道上的美女告别，她送我一个像小拇指一样大的东西，叫“SoftGrip”。“‘柔软地抓住’？”我用蹩脚的日文问：“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套在笔上面的，”她用流利的英文回答，“我知道你喜欢写作，一定会用到这个。把这个海绵套套在笔的前端，你拿笔时，中指就不会被压痛。”当时我立刻拆开来试用，果然写起字来很舒服。
她的小礼物柔软地抓住我的手指。她的心意柔软地抓住我的心。
后来我就没去过日本。一九九九年，我回到台湾，日剧正如火如荼地蔓延。虽然大家说我写的爱情小说有日剧的风格，但我惟一看过的日剧是《美丽人生》。那时我在追一个女生，她喜欢木村拓哉，所以我就买了《美丽人生》的DVD，陪她一起看。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和想追的女生一起看比你帅的男人，只会让她不断地对你扣分。“你知道，木村拓哉已经结婚了！”我提醒她。“那又怎么样？他还是日本女性和我票选出的最性感的男人！”后来我们分手了。她把我送的东西全数退还，包括我的书。但她留下了《美丽人生》的DVD，和对工藤静香的嫉妒。
所以我一直很排斥去日本，直到今年七月。在我告别六本木七年之后，我回到东京。
第三次再见，我的感觉是：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切生活中可能需要或不需要的舒适和便利。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多此一举。生活中每一个细节，都有人，或是一种产品打点。这里，你不需要很有钱，也可以感觉被宠爱、被照顾。在这个极度产业化的社会，你很少感到低俗，但也因此少了生命的温度。
就拿我和日本结缘的马桶来说。在饭店，我见识到二十世纪的超级马桶。马桶上有各种按钮和灯光，就像高级轿车的仪表板。我坐上去之前犹豫再三，生怕会触电。向上冲水这种功能不在话下，有一个钮一按，“马桶盖”会变成温热的。什么样的社会和思维，会觉得马桶盖必须在某些时刻是温热的？
当然，超级马桶可能仅限于饭店，但就算在一般的公共场所，上洗手间也像上美容院，出来后你感觉像刚刚得到加冕。在东京湾旁新开发的购物中心“台场”的厕所里，洗手台上的肥皂管一压，挤出来的竟是像整发摩丝一样的肥皂泡。这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发明？不是！但挤出一坨摩丝，鼻子一下就闻到香味，手心立刻感到温暖，洗手也就突然变得好玩。打开水龙头，水源源不断。不需要用力压两下，只流出两滴水来。这样的慷慨，自然让人觉得愉快。手洗完了，怎么弄干？不是用会丢得满地的纸巾，不是用喷风猛烈的烘干机，而是用“烤”的。手放进烤箱槽中，暖空气温柔地把你的手烤干，你有一种别人帮你修指甲的快感。
啊，小东西！当时我想，这整个国家，都是建立在小东西上。他们虽然没有名山大川，却懂得在每一个小地方搞气氛。
所以我在日本shopping，不是去表参道的Gucci，而是到火车站旁的药妆店。这些店又小又挤，但里面的产品真让你觉得幸福其实非常容易。先讲大家熟悉的产品。嗯——OK绷。光是OK绷就有十几种：脚趾外侧、脚趾内侧、脚跟、脚底——不同的形状，贴在不同的地方。这样你用OK绷时就不需要勉强，贴起来不需要像欧巴桑。牙膏，再简单不过的东西，包装却很特别。它不是长条形，为什么牙膏一定要装在长条形的容器。既然是给牙齿用的，何不干脆装在牙齿形状的容器里？
至于大家不熟悉的东西，花样就多了。这些东西包装漂亮，非常实用。你看到后立刻大叫：没错，我就是需要这个啊！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想到？
没有人想到便于携带的“便座除菌”器，让你在外面上厕所时能拿出来喷一下马桶盖，然后就可以放心地坐下去。敷眼睛的膜，让你眼睛疲惫时能放松。护唇膏形状的鼻头清洁膏，让你抹在鼻头，把上面的脏的角质去掉。优酪乳糖，让你在不方便吃优酪乳时（好比说地铁内），也能在嘴巴中丢一颗Yogurt。紫外线保护面膜，让你在出门前敷上，自然在脸上形成无形的保护，不必用防晒乳液把脸抹得白白的。包装像两只脚丫的“脚底角质磨砂乳液”，兼具杀菌、除臭、去角质和芳香的功能。这一套东西用下来，你觉得像王子和公主。一天的挫折，药到病除。
日本人把理性与感性、姿色与功能、文化与科技、西方与东方结合。大的例子很多：东京有从不迟到的地铁，地铁上来却是古色古香的明治神宫。新干线是科技的突破，却带你到京都的金阁寺。小的东西更明显：在面店里，筷子两头都是尖的。一头弄脏了，还可以用另一头。在文具行里，我看到像牛奶瓶形状和颜色的3M自黏贴纸（谁说自黏贴纸一定得是黄色的正方形？），表面上画了尺的刻度和九九表的铅笔（爽了学生，气死老师）。这个文化，要让你幸福。于是照顾你，彻底到不让你背九九乘法的地步。
有时我想：“日本人哪儿幸福？你没看到他们在电车上挤得跟肉酱一样！”这倒是真的。然而，就算在肉酱的状态，他们仍然维持平和的心情和完美的发型。他们挤到没有地方可扶，但每个人看起来都像电影明星。说起这个还真邪门，我在日本四天，没看到任何人戴眼镜。
完美的外在很容易，难得的是配合了守法的内心。地铁上，没有人在讲手机。他们只是不停地按着手机键盘，天南地北地送简讯。新宿站内夜里睡着游民，第二天一早迅速解散，地上不留下任何脏东西。JR火车站的露天月台上画了几个框框，是特定的吸烟区。你真的会看到吸烟者自动走进框框里吸烟。坦白说在框框内吸，跟在框框外两步吸，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吗？站在旁边等车的人，真的会因为烟是从框框中传出来就闻不到吗？不过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地上有一个框框，每个人的心态，都觉得自己活在如来佛的手掌。
然而当生活变得如此一尘不染，心会不会反而因此瘫痪？
离开日本的那天，我见到表参道美女。我们在新宿站前的一家门口地上堆满打折商品的药妆店见面。她带来她两岁的女儿和老公的照片（气死我了，长得跟木村拓哉一模一样！）。我们走进店内，我告诉她这次我发现的新东西。她蹲了下来，拿起一支男性画眉毛的笔，走到柜台结账，然后回头对我说：“你眉毛淡，以后可以用这个画一下。”那一刻，店里飞进了一只黄、黑相间的蝴蝶，在颜色鲜艳、包装精美的产品间飞来飞去。我的眼睛追着蝴蝶，听觉突然苏醒，注意到店内播的歌，是披头四的“HelloGoodbye”。那一刻，总结了我此行日本的感受。自然和人工、内涵和表象、东方和西方、实用和梦想，一切都融合在一起。眼前的老友和东京看起来如此完美，但我却觉得好不真实。没有废气、没有噪音、没有拥挤、没有窘境，人，不就成了机器？活着，是不是只剩呼吸？
所以对日本，我说哈，也说再见了。表参道已经关闭，美女有了小孩。飞机两小时起飞，我不是木村拓哉。我喜欢那些美好的小东西，但仍想去探索生命的大道理。我想要“柔软地抓住”，但也想体会生命的痛苦。我庆幸自己不是日本人，因此仍有机会和生活中不悦的事物纠缠。这是不便，但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遗憾的只剩热狗
有一部不有名，我却很喜欢的电影叫《凯文史贝西之征服钱海》，这部片的最后，有一段智者对年轻人的劝告，其中一句是：“一生一定要去纽约住一回，但得在残酷的纽约把你变得冷酷无情之前离开。一生一定要去旧金山住一回，但得在美丽的旧金山把你变得安逸软弱之前离开。”
我很幸运，当完兵之后，能有机会到美丽的旧金山去念研究所。在阳光、啤酒、蛋糕似的房子间完成学业。然后去纽约，在冰雪、头痛药、和天堂比高和上帝比聪明的华尔街工作五年。在和上帝的比赛中，纽约的确赢了。这里有最聪明最漂亮的人，最丰富最值得的消费，最多元的大众和精致文化，和——天杀的，最好吃的热狗！然而在这个人间天堂的第五年，我回到台湾，倒不是我体会到自己快要变得冷酷无情，相反的，我走时是我感情最丰富的时候。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在纽约的一切？我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这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