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词安顿-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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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摊子上来帮着照应一下、看看孩子，一举多得。老孙说：“天下的便宜占不完，
二百就二百吧。”
老孙是小市场的福尔摩斯，谁的事情都知道一二，不知道的事情问到他，他也
会千方百计地去调查一番，尽可能把能了解到的情报搞到手。而且，老孙大概是这
一条街上的小摊贩中很少的几个有寻呼机的人之一，可见他的确不一般。
我就是因为想采访那些据说以卖血为生的人而实在没有线索才找到老孙的。
我随口问老孙的时候，他的脸上突现出一种我没有见过的警觉表情，他说：
“放心吧，我帮您问问，准能找到。”
第二天我到市场买菜，又见老孙，顺便问他“昨天的事情打听得怎么样了”。
老孙沉吟片刻，说：“我没找到。”我有些失望，说：“没关系”。老孙想了想，
小声说：“不过，我想了想，还是得帮您这个忙。孩子她妈也这么说。”我有些糊
涂。这本来是一种不太光明的事情，我找起来都那么困难，更何况一个卖杂货的老
孙。我说：“还是别为难你了。”老孙马上说：“不为难，不为难。跟您说实话吧，
我就干过这个。”
我吓了一跳。
因为是中午阳光正足的时候，市场上买东西的人不是很多。老孙的两个孩子大
概是跑累了，歪倒在三轮车后面的土豆堆上迷迷糊糊地打盹。我和老孙隔着他的权
做菜摊用的三轮车低声说话。
老孙语调轻松地给我讲了一个在我听起来有些悲伤的故事。
老孙和侯姐是为了生孩子离开老家的，就是电视里演的那种所谓“超生游击队”。
老孙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儿子，因为到了他这一代，他家已经是单传，如果他只有女
儿、没有儿子，这个家庭就“绝户”了。在这个问题上老孙不相信诸如“命中无子”
之类的话，他相信机遇，相信只要勤奋就没有实现不了的愿望——“一个、一个生
下去，总能碰到儿子”。于是，老孙带着侯姐来北京了。“北京也不是没有王法的
地方，可话说回来了，北京这么大，人这么多，哪儿就轮到抓我们俩了？”老孙说
他就是这么想的。
天遂人愿，老孙参加装修队不到两个月，侯姐就怀孕了。
那时候的老孙听说了医院里有一种先进的检查方法叫做B超，“超一下就知道是
男是女”。老孙向往着自己的儿子被“超”出来。他不知道“超”这一下要多少钱，
但是他认为这么神奇的检查一定是昂贵的。他老孙就是一个民工，一辈子也别指望
自己老婆能跟城里人一样想“超”一回就“超”一回。然而老孙还有一个想法，侯
姐是他的老婆，老婆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人，不能让这个人受罪，至少是能少受
罪就少受罪。老孙想着，要是“超”出来又是一个女孩子，就可以马上流产，老婆
也就免受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的苦楚了。
老孙揣着他的梦想和爱心来到医院，想问问B超的价格。医院里的人好像都特别
干净也特别忙，这样比起来，老孙显得又脏又闲又讨厌，没有人搭理他。
老孙在收费处和计价处以及药房之间走来走去，结果，就有一个人来搭理他了。
老孙说：“这个人就是找我卖血的人。”老孙相信他说的话，“卖了血就能有钱做
B超，就能知道老婆怀的是男是女”。老孙就答应了。
老孙说“其实是挺简单的事儿”，他根本不用管任何手续方面的事情，自然有
人给处理好了，只要“到时候抽血、拿钱就行了”，抽一次血，老孙可以得到200元
钱，那是当时他和侯姐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总和。
抽血那天侯姐哭了，说：“咱不能什么都卖了呀”。老孙说了一句气壮山河的
话：“我禁得住，为了你，还有儿子，我什么都不怕。”
第一次卖血的收入到手，老孙立即带着侯姐去了医院，战战兢兢终于做成了B超，
医生说孩子还小，看不出所以然来。遗憾之余，老孙也知道了B超的价格，原来只需
要20元钱，才仅仅是卖掉200CC血所获得的收入的十分之一。
老孙觉得生活又有了希望：“血是可以长的呀。吃饭、喝水都能长出血来，长
得多了也没有用。磕磕碰碰还要流血呢，这200CC又能算得了什么？”
老孙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跟那个偶然认识的人保持着联系，联系的方式多种
多样，其中就包括他用卖血的钱买来的一只二手的寻呼机。
老孙没有再让侯姐去做B超，因为侯姐说了，什么性别的孩子她都坚决不打胎，
“自己的骨肉，越大越有感情”。
老孙因为发现了新的生财之道之后逐渐积累了本钱，离开了装修队，买了三轮
车，重新租了一间稍微大一些、能住下一家人也能当库房用的平房，开始了小贩生
涯。侯姐又经历了很多躲躲闪闪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孩儿，就是老二。
老孙在给我讲这些的时候越讲越眉飞色舞，最初的警觉已经荡然无存。他几乎
已经陶醉在他意外获得的改善生活的成功之中。他的表情和神态告诉我，他根本不
会在意我怎么想这件事和怎么评价他的生活。
我还是把我有限的医学知识尽可能通俗易懂地告诉了老孙，告诉他经常这样抽
血对人的损伤很大，人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孱弱和衰老，而且一个这样频繁献血
的人，他的血液的质量越来越差。老孙似懂非懂地看着我，一声不响。我想不出来
怎么劝老孙放弃这种对人对己都非常危险的营生。最后，我跟他说：“你不是还想
要个儿子吗？你这样以后连儿子也生不出来了。”
老孙顿时紧张起来：“真的？”
我说当然，人只有在最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下才有可能生出健康、优秀的孩子。
老孙想着，频频点头。
日子平静如水。我还是经常到市场去买菜，见到老孙和他的两个活蹦乱跳的女
儿，照样开玩笑、打招呼。侯姐还没有怀孕的消息，老孙悄悄告诉我，他把寻呼机
卖了，他听我的，不再卖血，“就算是为了儿子”。
我写了有关老孙卖血的文章，字里行间批评了他的愚昧，我告诉他的时候，他
憨厚地笑着说：“是愚昧，是愚昧。”
真正认识老孙的人品是在刚刚入夏的一个傍晚，小市场最热闹的时分。
这一天老孙卖的是才上市不久的西瓜，一块大硬纸上歪歪斜斜写着“海南西瓜，
每斤X元，不甜不要钱”，和老孙仅隔一个卖大饼、面食的摊子，是一个卖炸鸡的摊
子，主人是个年纪很轻的女孩子。女孩子站在滚热的油锅前面，挥着油汁滴沥的大
笊篱，费劲地把炸好的鸡腿捞出来晾在一旁的盘子里。
就在老孙帮我把一个西瓜装进提兜的时候，我们同时听到了一声惨叫。卖炸鸡
的油锅不知怎么翻倒了，滚烫的油泼在姑娘的腿上，炉子里的火苗直窜上来，鸡腿
散落一地。我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老孙已经奔了过去，把姑娘从她摔倒的地方向
后拖了好几米。
市场的这个段落乱作一团，买东西和卖东西的人都不由撤出圈外，观望着。但
是没有人帮忙。姑娘的裤管已经贴在腿上，还有些冒烟。
老孙把姑娘安置在小路边的土地上，走回来跟我说：“您能帮我照应着俩孩子
吗？她妈一会儿就过来。我得送她上医院。”
我说：“没问题”。老孙三下两下把他没有卖完的西瓜搬到墙角，拉起三轮车
就走。我问他知道不知道怎么看急诊，他大声说：“放心吧，我老去，熟着呢！”
那天老孙的两个孩子跟着我逛商店。逛的过程中，老大因为不放心爸爸的西瓜
而不停地咕哝着说：“还是看着摊儿好。”于是我们就一起在墙角边守着西瓜，等
着侯姐收工之后来接孩子。
有好心人把翻倒的炉子扶了起来，火已经熄灭了，油锅也被推到了一旁。老孙
一直没回来。孩子说：“爸爸又做好事去了”，她们饿了，我从商店里买了火腿肠
给她们吃。两个孩子兴高采烈地一边吃一边给我讲他们从妈妈那里听来的爸爸的英
雄故事。从孩子嘴里，我知道了原来老孙在乡下的时候曾经一度当过村干部，还把
一个掉进井里的两岁男孩救了上来。大女孩说：“我爸的腿上有一条大疤瘌，就是
因为救人。”小女孩显然不会知道这些，但她知道姐姐讲的一定是一件好事，也费
劲地说：“唔，救人……”大女孩说后来爸爸不是干部了，因为“爸爸老想要小弟
弟”。
侯姐来接孩子的时侯，已经过了收市的时间，她千恩万谢，一定要我抱个西瓜
回去。我问她知道老孙去哪儿了吗。她说：“我就是刚从医院回来。她爸让回家拿
点儿钱，药费挺贵的。我拿了钱领着孩子给他送去。”我问姑娘的伤势，侯姐说：
“没什么大事儿，送医院快，能好。”侯姐没把西瓜搬走，只在西瓜堆上罩了一块
塑料布就匆匆忙忙地要走。
我说如果要帮忙，我也一起去。侯姐极力阻拦，说：“有老孙就行了”。我留
下了我的电话，说随时找我都可以。
然而直到第二天我到市场去找老孙之前，他们两口子都没有跟我联系。
我在市场上又看到了老孙在卖西瓜，他的两个女儿在跑来跑去。看见我，老孙
忙不迭地道谢，说孩子说了，阿姨会讲故事，还给她们“买肉吃”。
我问老孙花了多少钱。他想了一下，说：“200多吧。这孩子刚开始出来做买卖，
都不容易，让她慢慢还吧。”
我没问老孙，花在别人身上的是不是当年他卖血攒下的钱。
有很多时候我想人其实是无法从根本上帮助别人的，这并不是一个人性是否善
良的问题
女孩秧秧
秧秧是我在兰州出差的时候偶然认识的一个11岁的女孩子。
我去兰州的时候，正是白兰瓜刚刚开始上市的季节。在离我住的酒店不远处就
是一个小小的市集，几乎每个摊子上都有又便宜又干净的白兰瓜在出售，窄窄的街
道也因此时时飘荡着淡淡的香味。到了傍晚时分，白兰瓜的香味被烤羊肉串的火辣
味代替。秧秧也是卖烤羊肉串的人之一。
秧秧的个子很小，头发是有些干枯的黄色，皮肤却白得透明。她穿一件略显宽
大的花布衣服，从领口数下来的第三粒扣子没有了，别着一个生锈的大别针。
秧秧的摊子只有她一个人在支应着。她站在一张长条桌子后面，桌子上有一摞
已经烙熟的薄饼和一只玻璃缸，里面有切成一牙、一牙的白兰瓜，另外有一个很大
的铁盘子，盛着已经穿成一串一串的羊肉串，红白相间的肉块上洒着深色的孜然粉。
桌子旁边一只自制的烤炉，炭火正旺。桌子正对面是两条破旧的长凳，料想是给那
些吃东西的人暂坐的。
秧秧的羊肉串和白兰瓜都便宜。羊肉串是两块钱七串，现吃现烤，如果再加上
两毛钱，秧秧就会把烤得冒着热气和孜然粉的香气的羊肉串平铺在薄饼上，把串肉
的钎子抽出来，饼裹着肉卷成一个筒，一套饼夹羊肉就做好了；白兰瓜四毛钱就可
以买到一牙，相当于一个瓜的1/4。
每到一个地方出差，假如没有当地的朋友或者有关单位的接待，我通常会选择
干净的小饭馆或者小食摊解决一日三餐，一方面是因为有限的出差补贴实在不得不
计较着使用，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我坚信各地的酒店都是一样的，所以
如果只是寄居于酒店的话，无异于根本没有出行，而那些民风淳朴的鸡毛小店有时
候倒是了解一个地域的比较直接和方便的所在。
从到达兰州的第一天，秧秧的小摊子就吸引了我。
那天傍晚，刚一走进这条市集小街，街两边卖各种诸如拉面、烤肉的摊主就开
始招呼我。在他们眼中，大概我是非常典型的外地人，一副人生地不熟的样子。我
继续向前走，想走完整条街之后再返回来找一家干净些的小店吃晚饭。
走到街中段，就看到了秧秧，她正在把并排的羊肉串卷进饼里，一个男人等在
桌子边上，另一个男人坐在长凳上吃羊肉串、喝啤酒。
秧秧比她面前的桌子高不出多少，全神贯注于她手下的饼和热乎乎的肉。好象
有些困难，怎么也卷不起来似的，她的额角上有丝丝的细汗渗出来。男人显然等得
不耐烦了，说：“好了好了，不要费劲了，我自己就这样吃吧。”言语间明显的挑
剔和厌烦。女孩子小声说：“就好了，就好了……”手下的饼还是卷不起来。
我就在这个时候站到了秧秧的摊子前面，我说：“我也要这么一套。”男人斜
看了我一眼，说：“没见过这么笨的孩子。”秧秧低着头，倔强地跟饼和肉们较劲。
我说：“这个给我吧，你再做一份热的给这位先生。”男人看看我，又看看秧秧，
脸上显出一种似乎很轻蔑又很释然的表情：“正好，你给她吧，我不要了，你这么
揉搓了半天，我也不想吃了。”说罢转身走了。
秧秧沮丧地看着已经破了一个洞的薄饼，紧紧地抿着嘴唇。我说：“没事儿，
给我吧。”她什么也不说，固执地盯着眼下凉了的肉和破了的饼，眼泪、一对、一
对地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就坐在了秧秧准备给食客的破长凳上，吃完了她给我做的一套又香
又热乎的饼夹羊肉，还有一块秧秧说送给我的白兰瓜。走的时候，我在她的玻璃缸
旁边放了5元钱。她坚持要找钱给我，我说：“反正我明天晚上还要来。”
第二天中午，我又到那个小集市上走了一遍，饱吸了白兰瓜的香味，却没有看
到秧秧，每天晚上她摆摊子的地方是空着的，看来她是要到傍晚才出来的。
我还是在晚饭的时间来到了秧秧的小摊子。
秧秧换了衣服，一件男式的的确良衬衫，被她扎进裤子里，袖子高高地卷到胳
膊肘上面。肥大的衣服穿在这样一个小女孩身上，越发显得她很单薄、瘦小，小风
一吹，衣服鼓胀起来，秧秧象一个滑稽的小稻草人。
老远的，秧秧就绕过长条桌子来招呼我，她叫我“阿姨”，声音不大，很清晰，
还夹着浓浓的稚气。
我还没有坐上秧秧的破长凳，她就迅速地用一块灰色的、显然是从旧棉毛衫上
剪下来的布头把长凳擦了一遍，笑眯眯地看着我坐下。
秧秧从她摆在铁盘子里的羊肉串中挑了看上去最饱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