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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大外交-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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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却十分不可靠。



第五章 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


欧洲新秩序
克里米亚战争后梅特涅体制的崩溃带来近二十年的冲突:皮耶芒
( Piedmont)战争及1859年的法奥战争,1864年因石勒苏益格公国与
荷尔斯泰因公国( Schleswig,Holstein)而起的战事,1866年普奥战
争及1870年的普法战争。自这个混乱局面中出现了新的欧洲均势。
曾参与三次交战并鼓动其他上述争战的法国,不再能主导德国的情
势。更关键性的发展是梅特涅体系的道德约束力消失。这个剧变可自
一个新出现的名词见出端倪,代表纯讲实力的均势政策的德文字Re
alpolitik(现实政治或权力政治),取代了法文的raison d,etat(国家至
上),但实际意义上并无改变。
这欧洲新秩序是两个差距十万八千里的人的杰作,即拿破仑三世
( NapoleonⅢ)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俩后来更成为针锋
相对的敌人。他们无视于梅特涅的信条:为求稳定,欧洲各国合法正
统的王位必须保留,民族与自由运动必须镇压,最重要的是国际关系
须由理念相同的统治者共同决定。现在这两个人物却以现实政治为政
策基础,即国际关系纯由实力决定,强者掌控全局。
拿破仑三世是曾横扫欧洲的拿破仑的侄儿,年轻时他曾加入意大
利秘密社会组织,反抗奥地利的统治。1848年当选总统,后在一次政
变后于1852年自封为皇帝。俾斯麦出身普鲁士名门,他激烈反对
1848年的自由革命,1862年因时势而成为首相,普鲁士强势国君因
为军费与难驾驭的国会相持不下,别无他法,唯有请俾斯麦出掌大
局。
在他俩相互为用之下,维也纳会议的安排完全被推翻,由共同的
  保守观念衍生而来的自制更完全被打破。然而没有比这两人个性更具
  差异的了。铁血宰相与莫测高深的法皇,因反对维也纳国际体系而结
  合。他们都视1815年在维也纳由梅特涅擘画的国际秩序为眼中钉。
  拿破仑三世不满的原因是它以围堵法国为目标,虽然他没有叔父拿破
  仑那般狂妄的野心,但这位反复无常的皇帝认为,法国偶尔获得一些
  领土并不为过,因此不希望出现团结的欧洲来横加阻挠。他更觉得世
  人均以法国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表征,而维也纳体系欲压制这两
  种思想,便是想钳制他的野心。俾斯麦反对梅特涅体系,是因为它使
  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中的地位在奥地利之下,他也认为邦联中保留了
  太多小国令普鲁士有志难伸。若要完成普鲁士的历史任务,统一德
  国,则维也纳体系势必要推翻。
虽然对既有的国际秩序均深恶痛绝,这两位革命家最后的成就却
  是天南地北。拿破仑三世努力的结果是适得其反。他以维也纳体系的
  终结者、欧洲民族主义的启蒙师自居,却把欧洲外交导入一片混乱,
  且法国从中一无所获,反而是其他国家受惠。他制造了有利意大利统
  一的环境,更无意中促成了德国的统一。这两国的统一削弱了法国在
  地缘政治上的地位,法国素来在中欧享有的绝对影响力也遭破坏。法
  国固无能力阻挡这两国走向统一,但拿破仑三世反反复复的政策却使
  统一的过程大为加快,同时也?肖解了法国依据其长远利益建构国际秩
  序的能力。他要打破维也纳体系是因为他认为法国受到孤立,这也代
  表某种程度的事实。但到他的统治于1870年结束时,法国比梅特涅
  时代更孤立。
俾斯麦的功绩则截然不同。少有政治家能像他这样创造历史的。
  他上任之前,德国的统一原看好会由有国会有宪法的政府来完成,这
  也是1848年革命主要的目的。五年后,对解决已持续三代的统一问
题他已进行得差不多了,但他不是以民主宪政,而是依恃普鲁士的强
 大优势来推动统一。俾斯麦的做法从未获得很多人的拥护。新德国对


保守派而言太民主,对自由派而言太专制,对正统派而言太重实力,
但它却是一位天才人物的精心制作,这个天才主张导引他在国内与国
际上所解放的力量,利用其间的矛盾对立——这一点他做得相当成
功,后世无人能望其项背。
拿破仑三世:摧毁维也纳体系
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有杜依勒利官之谜( Sphinx of the Tuilerie。)
之称。外界总认为他雄才大略,颇有一番图谋,至于他葫芦里卖的什
么药就无人知晓——药是一点一滴慢慢显现的。大家多认为他得以结
束法国在维也纳体系下的外交孤立,又以克里米亚战争促成神圣同盟
的解体,的确是深不可测的英明。唯有一位欧洲领袖,即俾斯麦,自
一开始便看穿他。1850年俾斯麦对拿破仑三世就有如此的嘲讽:“他
喜怒无常反令人高估其智慧。”
拿破仑三世也与叔父一样深以非正统王室出身为憾事。虽他自认
是革命家,却极渴望为欧洲各正统国王所接受。当然,若神圣同盟仍
秉持原有的信念,则必会设法推翻1848年取代法国君主专制的共和
政体。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此时仍令人记忆犹新,但外国的干预使
法国革命军在1792年踏上欧洲各国的领土。同样对外国干预的戒心
使行共和的法国誓言向外输出其革命。在禁制不成之余,保守势力各
国只得勉强承认法国共和,起先它是在诗人政治家拉马丁( Alphonse
de Lamartine)治理之下,后来拿破仑三世当选总统,最后他为推翻宪
法限制其连任,干脆在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次年称帝,法国进入
第二帝国。
拿破仑三世称帝后承认的问题再起。此次牵涉到的是要不要承认
拿破仑三世的帝位,因为维也纳和约中明白禁止波拿巴(Bonaparte)
家族再登上法国王位。奥地利率先接受了无法改变的事实,其驻法大
使胡布纳男爵( Baron Hubner)曾提到其上司施瓦曾伯格亲王
( Prince Schwarzenberg)  1851年12月31日有感而发的一句话:“讲原
则之时代已成过去。”它也象征梅特涅时代的结束。
拿破仑三世心上第二件大事是别国国君会不会称他为“兄弟”,
一如他们彼此间的称谓,还是会在称呼上歧视他。后来奥地利及普鲁
士君主妥协,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却不让步,只肯称他为“朋友”。以
沙皇对革命分子的观感,他必然觉得这个称呼已太抬举拿破仑三世
了。胡布纳曾记下如下的感受:
“有如受欧陆王族世家无情之呵斥。深深啃噬着法皇拿
破仑之心。”
  无论这种感觉是真有其事,还是无中生有,却反映出拿破仑三世
与其他欧洲君主间的鸿沟,这是造成他对欧洲外交不顾一切猛加挞伐
的根本心理因素。
他一生最讽刺的对照是,内政比外交更为他所擅长,但他对内政
无多大兴趣,对外交又欠缺胆识。每当他暂时放下自诩的革命使命,
对法国的发展便有重大贡献。他把工业革命带到法国。他对大规模借
贷机构的鼓励,对促进法国经济发展居功厥伟。将巴黎重建为如今的
磅礴气势,也应归功于拿破仑三世。19世纪初,巴黎仍是个中世纪城
堡,街道狭窄弯曲。他授权亲信豪斯曼男爵( Baron Haussmann)并给
予经费,建造出有宽广街道、宏伟建筑、一排排林荫的现代化都市。
建造宽广道路的原因之一固然是为方便枪弹的发射,但无损于市容的
伟大壮丽。
可惜他热爱的还是外交,却常受左右为难的情绪所煎熬。一方
面,他明白自己绝无可能实现求得正统地位的宿愿,因为那是由出生
所决定,无法靠后天的赐予。另一方面,他又并不真想在历史上留下
正统主义者之名。他曾是意大利独立斗士( Carbonari),又自视为民


族自决的守护者。同时,他反对冒太大的风险。拿破仑三世最终的目
标是废除维也纳和约有关领土的条款,改变此约所依据的国家制度。
但他从未觉悟,要达成他的目标也会导致德国统一,并就此让法国永
无主宰中欧的希望。
他反复无常的政策正反映出其难以取舍的困境。由于不信任那些
“称兄道弟”的国君,他转向依赖民意为政权基础,因此其政策往往
随他对民意不同的解读而起伏。1857年观察人微的胡布纳向奥皇奏
报:
“其(拿破仑三世)视外交仅为保障其统治,合法其王
位,建立其王朝之工具。任何可维持其人望之途径、施为必
不放过。”
由于缺少内在的定力使他不致迷失方向,此种作风常使他自食其
果,受制于自己所制造的危机。他一再鼓动危机,一下在意大利,一
下在波兰,一下在德国,到后果显现时又退缩。他有叔父的野心但无
叔父的胆量、才具,也无拿破仑那么大的权势。他支持意大利民族主
义,只要它不越过意国北部。他赞成波兰独立,只要那不致引起战
争。至于德国,他根本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原预期奥地利与普鲁士
之间的角力会持续很久,事后他居然要求获胜的一方普鲁士赔偿因他
个人优柔寡断而致的失算,落得贻笑国际。
拿破仑三世的如意算盘是召开欧洲会议,重新划定欧洲国界,这
样他才能冒最小的风险,有最大的收获。但他对于希望如何重划国界
却没有任何明确的打算。无论如何,其他强国都不愿召开这种方便他
迎合国内需要的会议。没有国家会愿意更改国界,尤其是对本身不利
的变动,除非是迫不得已。结果拿破仑唯一主持的一次欧洲会议,是
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会议( Congress of Paris),会上并未能重绘
欧洲的地图,只是追认战争所造成的既定事实。会议决定俄罗斯海军
不得进驻黑海,使俄国无法预备英1国再一次的攻击。俄国也被迫将比
萨拉比亚( Bessarabis)及黑海东岸的卡尔斯地区(Kars)归还土耳
其。此外,沙皇也被迫放弃奥斯曼帝国基督信徒保护者的名衔,这原
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线。巴黎会议象征着神圣同盟的解体,但与会
各国均无意于修改欧洲的地图。
此后拿破仑三世想召开重绘欧洲地图的会议,却始终不曾实现。
有一个基本原由,英国大使克拉瑞登爵士曾向他提过:一国既想大刀
阔斧的改变,又不愿放手一搏,最后注定是徒劳无功。“余眼见法皇
渐生召集欧洲会议之意,借以扩大其疆界,废止已失效之条约,并完
成其余必要之遗留问题。余即席力陈若会议之决议无共识,或将导致
众多危险阻难,然共识达成不易,抑或有一二顶尖强国愿以战遂其所
欲亦可。”
帕默斯顿曾一言以蔽之说明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人格:“其脑中想
法增殖之快,有如一窝窝兔子。”问题出在他这些想法没有一个更高
的中心思想为依归。在梅特涅体系被打破后的混乱中,法国有两个策
略选择。一是遵循黎塞留的政策,设法使中欧保持分裂。这个选择必
须要拿破仑三世放弃他支持革命的主张,至少在德国不能支持,要拥
护现有的各正统君主,他们也急于维持中欧各自为政的现状。另一个
选择是效法叔父的作为,做革命运动的领袖,希望因此使法国赢得各
国民族主义者的感激,甚而因此成为欧洲政治领袖。
对法国很不幸的是,拿破仑三世这两个策略同时进行。他赞成民
族自决,却仿佛无视于这对法国在中欧地缘政治地位的风险。他支持
波兰革命,但面对其后果时却又临阵脱逃。他反对维也纳会议的安
排,认为是对法国的侮辱,却未能及时觉悟其实这也是最能保障法国
安全的安排。
因为德意志邦联原本的构想,便是只为对抗强大的外来危险而团
结在一起的组织。邦联的各国受到明文禁止因攻击的目的而集结,也
从无可能形成共同的攻势策略。由这个主题在邦联50年历史中从未


被提出即可证明这一点。法国莱茵河边界只要维也纳国际秩序不变,
就不会有问题,但在拿破仑三世促成邦联瓦解后的一个世纪里,却都
是纷扰不安。
他从未觉悟到这个法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直至1886年普奥
战争,即结束德意志邦联的战争爆发,他还向奥皇写道:
“目睹以反法为主旨之德意志邦联解散,朕坦承不可谓
不欣慰。”
哈布斯堡的奥皇回信中比他看得透彻得多:
“纯因防御而起意所组之德意志邦联,于其半世纪历史
中始终未令邻邦心生疑惧。”
取代邦联的不是黎塞留理想中分崩离析的欧洲,而是一个统一的
德国,人口比法国多,工业实力也很快便超越法国。拿破仑三世反维
也纳安排的结果,是把对法国安全的防御性障碍转变为具潜在攻击性
的威胁。
政治家的考验在于是否能自战术性决定的漩涡中,分辨出国家真
正长远的利益为何,并擘画适当的策略以达成这些利益。拿破仑三世
大可沉浸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明智的战术(也是拜奥地利短视之
赐)为他赢得的美名中,并善用战后他所拥有的更多外交选择。符合
法国利益的应该是与奥国、英国接近,因这两国最可能维持中欧的领
土现状。
然而他的政策却颇为出人意表,且受其善变的性格影响。他是波
拿巴家族的一员,因此不论根据“国家至上”原则应该怎么做,他对
与奥地利合作始终不放心。1858年他曾对一位皮耶芒的外交官说:
“朕对奥地利素来甚为嫌恶,至今依然。”他对革命运动的热衷促使其
于1859年为意大利而与奥国交战。战后他并吞萨瓦及尼斯( Nice),
又一再提议召开欧洲会议重划边界,都使英法渐行渐远。更有甚者,
他支持1863年的波兰革命,以致牺牲与俄罗斯结盟的可能性,使法
国完全孤立。拿破仑三世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把欧洲的外交导人乱
无章法的状态,却突然发现自己孤立无援,而由他大力促成的混乱,
反有助于德国完成统一大业,结束法国在欧洲一枝独秀的地位。
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拿破仑三世在1859年,巴黎会议后三年,
首度有所行动。谁也未料到他会重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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