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1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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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许。
如果说里根处理意识形态冲突的方式是简化版的威尔逊主义，他对此一斗争如何解决的观念也一样根植于美国的乌托邦思想。虽然这个问题被包装成善与恶之间的斗争，里根一点儿也没有力主冲突要作战到最后关头。里根倒是标准的美式想法，认为共产党之强悍不让、无知蛮横大于先天恶意，误解大于故意作对。因此，照里根的看法，若能度化敌手，冲突可能就终止。1981年，里根遇到大难而不死，尚在休养中就亲笔写一私函给勃列日涅夫，希望消释苏联对美国之疑虑——仿佛历时75年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靠他个人呼吁就可以消除掉。它几乎和杜鲁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对斯大林做的担保一字不差（详见本书第十七章）：
“不时有暗示指称我方有帝国主义图谋，因此对贵方及新兴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不仅没有证据支持此一指控，另有证据指出，美国在本身毫无危险即可主宰世界之时，也毫无此类作为。请客我说，有关美国包藏帝国主义祸心，或企图借武力强令他国听命的指控，绝非事实。……主席先生，难道我们不应关切，如何消除那阻止你我所代表的人民达成他们最珍视的目标之种种障碍吗？”
我们要如何看待里根这封信的示好语气，以及仅只数周前，大谈苏联领袖有野心征服世界，两者之间的截然不同的姿态？里根不觉得需要就此一明显不一致的说法做解释，或许因为他深信这两个见解都对——苏联的行为邪恶多端，可是苏联领导人在意识形态转变上亦具有可感染之可能性。
因此，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逝世后，里根又于翌年7月11日亲笔给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写信，再度申明没有任何侵袭性质的图谋。安德罗波夫不久亦亡故，另由年老体衰的契尔年科（　Konstantin　Chennenko）接任（明显只是临时派任）。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种直觉，想和他坦诚交谈，看看是否能说服他接受，如果苏联加入国际社会，将获得实质利益。”6个月之后的1984年9月28日，葛罗米柯访问白宫，这是里根政府上台以来的第一次。里根又再次于日记中写道，他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疑虑：“我的感觉是，他们怀疑我方的动机，我方亦怀疑他们的动机，武器管制不会有进展。我相信我们需要会谈，看看是否能使他们明白，我们对他们没有企图，倒是认为他们对我方别有居心。”
如果苏联的行为是因两代人以来对美国长期猜疑而起，里根认定此一感觉已深铸在苏联制度与历史中，也不是没有道理。里根这样一位旗帜鲜明的反共人士，热切希望与苏联外交部长——他可谓共产主义统治的典型代表人物——仅凭一席谈话，就能消除苏联的警惕，说明了美国有压抑不住的信念，深信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是正常，关系紧张不是常态，尽最大努力展现善意，可以产生信赖感。
因此，共产主义的祸害里根在1985年首次与戈尔巴乔夫会面之前夕表示出惶恐心理与紧张期待，也不足为奇。他盼望翌日开始的会谈可以解决两代人以来的冲突——此一态度较接近卡特，而非尼克松的立场：
“自从勃列日涅夫开始，我个人就盼望能与苏联领袖一对一地交涉，因为我认为，我们或许可以完成一些外交官因职权所限做不到的事情。换句话说，我认为如果高层人士在高峰会议中交涉谈判，然后两人携手步出会场，宣称‘我们已就此事达成协议’，则官僚也无法阻滞、破坏此一协议。直到戈尔巴乔夫之前，我从未有机会试行我的构想，现在总算机会到了。”
尽管他谈及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地缘政治冲突是活生生的现实，里根在心目中根本不相信紧张是因结构原因而起，或因地缘政治因素而起。他和其幕僚认为只关心势力均衡，格局太小、太悲观。他们不致力于追求渐进成效，而是追求最后结果。这个信念使里根这帮人得到非常的战术灵活性。
一位传记作家曾记述里根有一个“梦”，我本人也曾经听到他说过此一梦想：“里根总统有一个梦想，期盼能带领戈尔巴乔夫游览美国，让这位苏联领袖瞧瞧美国老百姓的生活。里根经常谈到这个梦想。他想象他和戈尔巴乔夫搭乘直升机飞过一个劳工阶级的社区，见到一座工厂，停车场上停满了汽车；他们在上空盘旋，俯视这个愉悦的社区，工人住在‘有前后院草坪的房子，或许车道上还有第二辆汽车或一艘小船，而不是挤住在我于莫斯科所见的兔笼子里。’直升机降落后，里根将邀戈尔巴乔夫敲门，问问住户‘对我们的制度有何看法。工人们将告诉他，住在美国真美好。”
里根清清楚楚地相信他有责任尽快改变戈尔巴乔夫或其他任何苏联领袖的认识，使他们承认共产主义哲学错误，而且一旦苏联对美国真实特征的错误观念得到澄清，缓和修好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就这一层意义而言，尽管里根意识形态狂热，他对国际冲突本质的看法，还依然是十足的美国乌托邦思想。由于他不相信国家利益绝无调和可能，他也不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一定无可解决。一旦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观点改变，世界就不再有传统外交拼命要设法解决的争端。他不认为在永久的冲突与持续的修睦之间还有中间阶段。
尽管观点乐观，甚至带“自由派”色彩，里根仍着眼于最后结果，一心想由坚定不懈的对峙达成目标。照他的思考方式，致力于结束冷战，不需要创造“有利的”气氛，或照常态谈判论者之说，单方面摆出善意的姿态。多数美国人认为冲突与妥协是政策的连续性阶段，里根则是战后第一位同时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两方面采取攻势的美国总统。
苏联自杜勒斯以来，久已未尝面对此一现象——不过，杜勒斯并非总统，也未曾认真试图推动“解放”政策。反之，里根和其部属言行一致。从里根一宣誓就职起，他们就同时追求两个目标：第一，抵抗苏联的地缘政治压力，直到扩张主义的进度受到遏止并扭转为止；第二，发动重建军备方案，遏制苏联的战略优势，并且使苏联的战略优势变为战略债务。
美国角色的逆转，需要以人权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里根及其策士借人权问题发挥，试图破坏苏联制度。不过公平地说，他之前的几位总统也强调人权的重要。尼克松在苏联公民移民出境问题上用心颇深。福特在赫尔辛基协定第三类条款上，有极大的人权保护努力（详见本书第二十九章）。卡特更以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轴，针对美国盟友时亦不稍假辞色，以致他的正义之声偶尔亦威胁到盟国国内之团结。里根及其策士更进一步以人权作为推翻共产主义、推动苏联民主化的工具，因此可说是世界和平的关键——里根1984年1月25日在其国情咨文中指出：“以被统治者同意为基础成立的政府，不在其邻国进行战争。”1982年里根在威斯敏斯特演说，称誉民主浪潮在全球各地掀起，呼吁自由国家“培养民主的基本架构，建立言论自由、丁会、政党、大学的体制，允许人民选择自己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文化，透过和平方法调和自己的歧见”。吁请自国内增进民主，乃是经典威尔逊主义基调的前奏：“如果本世纪往后的年代要目睹自由与民主理想逐步成长，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协助民主运动。”
事实上，里根把威尔逊主义发挥至极致。美国不会消极坐等自由体制的演变产生，也不会划地自限，只抵抗对其本身安全的威胁。美国会积极促进民主，优待那些实现其理想的国家，惩罚那些不符所望的国家——即使她们还未公开挑衅或威胁美国。里根政府因此把早期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主张倒转来说：未来浪潮是民主的价值，而非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那一套。里根政府言行一致：它对智利的皮诺切特（　Pinochet）保守军事政权，以及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政权，都施压要求改革；前者被说服举行公民投票、自由选举，以致被推翻下台；后者则在美方合作之下遭到推翻。
同时，民主十字军也在探究与后冷战时期特别有关联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调和民主十字军与美国长久以来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主义呢？诸如国家安全等目标，在什么程度下要顺从它？美国推进其价值观念时，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她要如何避免过度伸张和退让不前？后冷战世界使得里根执政早期成为仿佛久远的历史，它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
当里根就职时，在设计可以打断苏联数年前不断扩张的策略之际，他并不忧虑其中意义混淆模糊之处。里根的地缘战略攻势之目标，是要让苏联人明白他们已经过分伸张了。基于共产党的战利品已无法返还，里根不接受勃列日涅夫主义，他的战略表达出坚信共产主义可以被击败，不只是被遏制的信念。里根促成克拉克修正案（该案阻止美国对安哥拉反共势力的援助）之废止、大量增援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发展一项在中美洲抵制共产党游击队扩张的大方案，甚至对柬埔寨提供人道援助。这是对美国团结的极大肯定，距中南半岛沦陷仅有五年多时间，一位意志坚定的总统就能再次在全球各地抵抗苏联扩张，而这一次美国成功了。
苏联在70年代绝大多数的收获被扭转——不过若干退却是发生在布什政府期间。越南1990年结束对柬埔寨的占领，柬埔寨在1993年举行选举，难民预备回家；古巴军队在1991年撤离安哥拉；共产党支持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在1991年垮台；1990年，尼加拉瓜的桑地诺党人也被说服接受自由选举，这是执政的共产党过去从未接受的风险；或许最重要者应推，苏联军队在1989年撤出阿富汗。这一切种种发展有助于削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锐气和地缘政治的信念。目睹苏联势力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崩溃，苏联改革派人士立刻引用勃列日涅夫耗费巨资、且徒劳无功的冒险行径为证，指称共产制度已告破产；他们亦相信共产制度下决策的不民主作风，迫切需要改变。
里根政府借实施“里根主义”而达成这些成功；里根主义即是美国将协助反共的义军，促成其国家脱离苏联势力范围。这表示，武装阿富汗穆斯林游击队反抗俄国人，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　Confvas），并且援助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的反共势力。整个20世纪60~　70年代，苏联煽动共产党针对对美友好国家之政府，发动叛乱。现在，到了80年代，美国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苏联尝尝味道。舒尔茨国务卿1985年2月在旧金山演讲，说明此一观念：
“许多年来，我们见到对手毫无节制，在全世界到处支持作乱以复制共产主义独裁政体，共产主义的任何胜利都被认为无可扭转。然而，今天的苏联帝国因内部问题重重、外界纠葛交织而日趋衰弱。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值得我们与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放弃他们就是可耻的出卖朋友的行径——不仅出卖这些勇敢的男女老少，也出卖我们自己最崇高的理想。”
威尔逊式的激越崇高的言论支持着全球自由与民主，同时却受到几近马基雅维里式的现实主义的影响。美国没有遵循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名言：“跨洋出国扫荡群魔”；里根主义等于是帮助敌人的敌人之策略——黎塞留主教一定会衷心赞同。里根政府不仅拨款援助真正的民主人士（如波兰的民主人士），也援助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些人又与伊朗串通）、中美洲的右派人士，以及非洲的部落军阀。美国与这些土著之大不相同，就和黎塞留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大不相同一样。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敌人，在国家利益上契合，因之结盟在一起。其结果有助加速共产主义之崩溃，可是也使得美国必须正视她在其历史上刻意回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政治家最大的困扰——什么样的目的可以使得什么样的手段合理？
里根针对苏联的最基本的挑战方式就是加强兵力部署。里根在竞选期间，一直惋惜美国国防努力不足，也提醒人们注意苏联渐增优势。今天，我们知道这些忧惧反映出对核时代军事优势之性质的过分简化。但是，不论里根对苏联军事威胁的认知正确性如何，他号召整个保守派支持的效果远胜过尼克松一再以地缘政治灾祸示警。
在里根政府之前，针对美国冷战政策激进批评的标准论证是，整备军力没有效用，因为苏联永远会在每一层面，与美国的作为相埒。后来证明这个论调，比认为苏联瞬间即可达到优势的看法，更不正确。里根时代美国增加军备的程度和步伐，加重了苏联领导人心目中已有的一切疑心，认为这是阿富汗事件和非洲局势的必然结果，必须要认真思考：经济上他们是否有能力搞武器竞赛，更重要的是，在技术上他们能否一直保持领先。
里根恢复卡特政府业已放弃的武器系统（如B　1轰炸机），开始部署导弹，这是十年来美国第一个崭新的地面发射的洲际导弹。对结束冷战最有贡献的两个战略决定是：北约组织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导弹，以及美国承诺投入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
北约组织决定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射程1500英里），可以溯至卡特政府时期。其目的在于缓和西德总理施密特（　Helmut　Schmidt）的盛怒；施密特不顾其所属的社会民主党之反对，大力支持部署中子弹——可使核战争杀伤力减弱——不料美国却单方面取消此一计划，令他大为震怒。中程导弹（部分是弹道导弹，部分是地面发射的巡弋导弹）事实上是为不同的问题而设计的——是要制衡由苏联内地领土发射，可及所有欧洲目标的为数众多之苏联新导弹（即SS20型导弹）。
在这个本质上，赞成部署中程导弹的论证是政治性的，而非由战略性出发的思考；它出自于20年前曾引起盟国对战略大辩论的同样的关切，但是这一回美国试图让欧洲盟国不要害怕。说得坦白一点，问题又是：西欧是否可以依靠美国动用核武器去击退苏联局限在欧洲范围内发动的攻击？如果美国的欧洲盟国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