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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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家春秋”，盖皆指
此也。
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藉”通。朝聘而正礼乐；微
婉其说，志一作“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
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
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
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一作“昔”。
《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旧作“授”，非。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旧亦作“授”。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
传原音：平。也，所以传示来世，案孔安国注《尚书》，亦谓之传，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
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
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史而以经名者，至《左传》后遂绝。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
春秋后传》。其书一脱“书”字。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至王■同“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三十卷。当汉代史书，以迁、
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
至孝献帝，始命苟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一有“附”字。《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А⑺锸ⅰ⒏�
宝、徐贾、当是“广”字。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当有“其”字。
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
《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
别为此二字或作“列于”，或作“列为”，皆非。《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
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
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
盖录而不序，谓时序。故即简简徚。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一脱“之”字。策谋，因谓之《战国策》。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谓《国策》、《迁史》。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
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时国语》，因迷其《后语》，并标其前
作。复撰《春秋后语》，勒成二书，各为十卷；今行于世者，唯《后语》存焉。按其书序云：“虽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寻衍之此义，自
比于丘明者，当谓《国语》，非《春秋传》也。必方以类聚，岂多嗤乎！
当汉氏失驭，英雄角力。司马彪又录其行事，因为《九州春秋》，州为一篇，合为九卷。寻其体统，亦近代之《国语》也。
自魏都许、洛，三方鼎峙：晋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虽号同王者，而地实诸侯。所在史官，记其国事，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
于一作“为”。是《史》、《汉》之体大行，而《国语》之风替矣。
《史记》家者，其先出于司马迁。自《五经》间行，百家竟列，事迹错糅，通作“揉”。前后乖舛。至迁乃鸠集国史，采访家人，或作“家乘”，恐非。上
起黄帝，下穷汉武；纪传以统君臣，书表以谱年爵，合百三十卷。
因鲁史旧名，目一本“目”字在上。之曰一无“曰”字。《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书，犹称《汉记》。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
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其后元魏济
阴王晖业，撰人误，辩详后注。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断限亦起自上古，而终于宋年。其编次多依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为一种，故以《
科录》为号。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恐当作
“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一无“相”字。
从，各附于本国。凡此诸作，皆《史记》之流也。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
聚旧记，一作“纪”。原注：谓采《国语》、《世本》、《国策》等。时采一作“插”。杂言，故“故”字俗本误作细书，缀于小注末。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
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已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或作“遂”。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
深诫也。
《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谓孝武帝，依太史公语也。自太初已下，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
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诰，孔氏所撰，皆谓之“书”。夫以
“书”为名，亦稽古之伟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改“书”曰“志”而已。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皆袭其名号，无所变革，唯《东观》曰
“记”，《三国》曰“志”。然称谓虽别，而体制皆同。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一作“史”。止哀公；旧误作“定公”。《纪年》即《竹书纪年》。不一作“下”，
非。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一作“家”。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
易为其功。自尔一作“迩”，一作“古”。迄今，无改斯道。
于是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四家，《尚书》、《春秋》、《国语》、《史记》。
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卷二二体第二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以一作“已”。
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编年之祖。子长著《史记》，纪传之祖。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
逾此！盖荀悦、张В鹈髦骋玻话喙獭⒒剑映ぶ饕病Ｎ┐司赏选按恕弊帧６遥飨囫嫔小１乇嫫淅Γ傻枚灾�
夫《春秋》者，谓《左传》也。此一扇论编年。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
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其人有关国政，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其人无预国事。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
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冲要故也，其用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沈冥故也，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
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史记》者，举《史》该《汉》。此一扇论纪传。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一作“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
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涉及项事。则云语在《项传》，高主项宾故。于《
项传》涉及高祖，则云事具《高纪》。项主高宾故。又编次同类，如屈、贾、曹、荆。不求年月，谓时代。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
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考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
案春秋对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
史官，一作“而”，非。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身隐位卑者。晁古作“薄４怼⒍圆撸跸颉⒐扔乐�
上书，文烦事博者。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严、郑、郭、黄，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晁、董、刘、谷。
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此是掉句。
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一作“事”，非。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以国例迁，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
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翦截班史，篇才三十，历代褒旧作“保”，恐误，之，有逾本恐当作“纪”。传。
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纪传。而副以干《纪》；编年，《宋书》有徐、沈，纪传。而
分为裴《略》。编年。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载言第三
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仭熬馈蓖ā：贤耍呵镏保轮笳咭玻渡惺椤枫诩停辉匾病�
一作“记”。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享有别，断可知矣。泥古太甚，于《尚书》家已论之。
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或讹作“之”。
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上“尚”通，或作“止、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一作“纲
纪”。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一作“序次”。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分一作“纷”。扰，古今是同。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
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一作“唯”。言无独“无独”旧作“独无”，误。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著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
移檄，收之谓收出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当有“书”字。“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放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者也”
二字，于文势当有，对下段亦当有，旧脱。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
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据前例，亦当有“题为某书”之文，疑脱。亦犹《舜典》列《元首之
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夫能使一无“使”字。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
昔一作“晋”，误。干宝仪撰晋史，以为宜准一多“左”字。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是用
敢同有识，爱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本纪第四
昔汲冢竹书是曰《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其书有十二纪。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
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二句喻言本纪，法立而分定。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
行，终莫之能易也。
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斯诚谠矣。但区域犹言门类。既定，而疆理犹言界画。不分，遂今后之学者罕详其义。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
至于庄襄，“襄”旧作“王”，下同。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若以西伯、庄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递代之义。武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