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1630-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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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乾清宫的崇祯心情沉重，他的脑海中开始不断重现方才跪在地上苦苦劝谏的张献可还有突然而至的狂风，不久前的狂怒已经化为一丝丝后悔，难道自己当真是做错了吗？少年时所读过的那些书中的忠臣形象一个个浮现在崇祯的眼前，所不同的是自己这次处在了昏君的位置上，难道今日朕的行为也会落在那史书之上遗臭万年？一想到这里，崇祯的心情就越发烦躁起来，他停下脚步，向侍立在一旁的曹化淳道：“曹公公，你让人取些伤药，给张先生送去。”
“张先生？”曹化淳闻言一愣，旋即才反应过来，赶忙应道：“奴才遵旨！”
“莫要大事张扬，还有，对张先生家里便说是你让人送的。“崇祯此时的心情非常矛盾，他即不想被后世之人当成一个暴虐的昏君，又害怕送药被群臣当成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因此才下了这样一个有些自相矛盾的命令，却完全没有想到身为提举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曹化淳的身份就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不可能解释为个人行为。他犹豫了一会，低声问道：”曹公公，你觉得朕这么做对吗？“
曹化淳低头小心的答道：“老奴听说‘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方才在午门前廷杖是责罚其无礼，现在赠药是怜惜其且老且忠，皇爷所为虽尧舜之君无以复加，想必张先生也能明白陛下的心意！”
听了曹化淳这番话，崇祯的心情才稍微好了一点，这时外间的小太监通传户部尚书毕自严到了在外间等候，崇祯赶忙回到座位上，下旨通传其来觐见。不一会儿毕自严便在小太监的引领下进来了，他是个貌不惊人的老人，身材矮小干瘦，双肩几乎撑不起宽大的官袍，毕自严刚拜了一拜，性急的崇祯便伸手虚托道：“毕先生免礼，来人，给毕先生搬张椅子来，坐下说话！”
毕自严没有退让，坐下后沉声道：“陛下今日招老臣来应该是为了三边总督杨鹤杨大人请款的事情吧？”
“嗯，老先生你也看过邸报了！”崇祯点了点头：“今天上午张继可在午门外也也闹得有些过了，把朕逼得没有法子了，若非如此朕也不会对他行刑的。”说到这里崇祯叹了口气：“也不知道为何张献可为何如此？莫非杨鹤在西北招抚不对？”
毕自严看了崇祯一眼，沉声答道：“老臣没有去过陕西，不知道杨总督招抚是对是错，不过他在折子里提到的一件事情老臣是十分支持的。“
“哦？“崇祯闻言一愣，赶忙问道：”何事？“
“更改盐引、清理军屯！“
“什么？“崇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一项也就罢了，毕竟清理军屯是毕自严一贯的主张，他一上任户部尚书，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清理京中各处的库房，第二件事情就是巡视九边清理军屯，但盐税乃是明朝几个最重要的财税来源之一，杨鹤做法显然破坏了盐政，为何身为户部尚书的毕自严居然会支持对方。
“不错！“毕自严依然是那副荣辱不惊的模样：”兵事我不懂，也不好乱说。不过杨大人在理财上的做法却是深得我心。祖宗设立盐引之政为的不是聚敛民财，而是为了边关将士有粮有马、天下百姓有盐可食，天子富有四海，所求者无非国泰民安，岂能如商贾之徒，汲汲于求什一之利？孝宗之后，叶淇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交纳运司，再分与九边，而边关将士有饥寒之忧，纵太仓银累至百万又有何用？至于军屯就更不用说了，西北之乱之所以能闹得这么大，便是因为军屯为豪**猾之徒所占，军中壮士无以聊生，只得从贼，而成大患，杨大人所作所为别的老臣不敢评论，但这两样老臣以为都是善政。“
听了毕自严这番话，崇祯点了点头。在中国古代的绝大部分时候，政府向百姓征收的税收是有很多种形式的：钱币（包括铜钱和银两）、粮食、布匹、各种特产实物、以及劳役，在许多现代人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因为如此错综复杂的税收体系不但很难征收、运输和存储收上来的钱物，也很难根据预算来决定要征收税收的总额。比如我们很难计算百姓缴纳到驿站的一百捆干草应该折合成多少银子和铜钱，也很难将为了修建一条道路所征发的一百个青壮年劳动者一个月的免费劳役折合成税款。
因此许多现代的汉学家指责古代中国是一个几乎没有公共服务的政府，从民众身上征收来的大量财富被毫无计划的分肥和花费，而缴纳了税款的百姓当遇到盗匪、水灾等突发性的祸患的时候政府却没有预算的开支，只能向百姓临时性的征收一笔新税来应对。这些汉学家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某种单一货币的形式来征收税款，而不是形式多样啊的实物和劳役，这样就可以中央政府先根据所要支付的体系来建立科学的预算，然后根据这个预算来征收税款，以防止百姓被无休止的劳役和名目繁多各种捐税压榨的精疲力竭。而为何古代中国在大多数的时间没有这么做呢？这些“聪明”的汉学家简单的将其归结为古代的中国士人数学很差，或者说他们懒得学习数学，而让国家财政保持在一种“混沌”的状态，这样这些懒得学习数学的人们就能长时间的控制国政了。那么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历史知道的更多一些就会发现这些汉学家们不过是提出了一种“看上去很美”的建议罢了。
第五十六章 白银（）
众所周知，古代世界各民族刚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各种不同的东西作为货币：贝壳、牲畜、粮食、盐、布匹、金属，但到了最后几乎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金银铜这三种贵金属，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金银铜拥有单位价值大、质量均匀、容易分割、不易腐烂、旧藏不坏等几个特点，因此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说过“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但相比起其他几个文明古国，古代中国是一个贵金属十分稀缺的国家，少有的几个比较富裕利于开采的铜、金、银矿还往往位于偏远的西南地区，偏偏古代中国又是一个非常早熟，经济发展很快的国家。于是对于古代中国政府来说，很早就遇到了一个其他文明未曾遇到的问题——通货紧缩，即市面上货币总量不足，其结果就是货币的价格不断上涨，结果就是商旅裹足，实物商品价格下跌，无形之中农民的负担不断增加，最后导致国力受损。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只有一个，古代的老百姓们可不会接受纸币，政府不得不拿出真金白银来制造货币，以汉代为例，数十万在矿山中服役的刑徒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开采铜矿并制造铜钱，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市面上需要交还的商品和人民缴纳的税款需要越来越多的铜钱，政府不得不把开采出来的铜越来越多的用在制造铜钱上，提高了铜以及铜器的价格，当铜的价格超过了与其同等质量的铜钱时，一个很赚钱的买卖就出现了——将铜钱融化掉制成铜器然后卖掉牟利。
不难想象，不管大汉政府的刑徒们工作效率多高，他们铸造出的铜钱也是没法弥补被融掉制造铜器的速度的，因为每年能挖出来的铜是一定的，政府铸造的铜钱越多，拿来造铜器的铜就越少，也越值钱。而且谁也没法分辨哪个铜壶是用合法的铜材制造的，哪个铜壶是用铜钱铸造的，那些罪犯几乎是无风险牟利，虽然大汉政府三令五申的发布法令要打击这种行为，那依然无济于事。
而政府也不能任凭市面上的铜钱越来越少，因为这无异于加重农民的负担，于是政府的铸币部门只有降低货币的成色，比如把铜钱做小或者掺入铅等贱金属，但老百姓也不是傻子，他们纷纷把成色好的钱币隐藏起来，而把那些成色不好的劣币用出去，久而久之，市面上流动的都是劣币，购买力也越来越低，到了最后连官府都不认用这种钱缴纳的赋税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王朝距离他的末日往往也不远了。
同样的事情在唐宋又重演了一遍，所不同的是抢铜钱的又多了一个角色——外国商人，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普遍技术文化都远远落后于中国，这些国家即使有相当丰富的铜矿（比如日本、蒙古），也没有能力开采、冶炼并铸造钱币，于是他们干脆从中国出口大量的铜钱——直接拿回去当做本国的货币使用，反正古代中国的富庶发达，也不用担心这些铜钱会贬值，今天我们还经常在周边国家发现为数众多的中国古代铜钱就是拜这些古代商人所赐。
不难看出，古代中国的政府并不是没有想过统一用货币来征收赋税，阻碍他们这么做的并非那些古代官员们的数学太差，而是中国是一个极其缺乏铜、金、银等贵金属的国家，少量可以做通货的贵金属根本无法维持一个经济总量如此之大的帝国的统一货币体系。
直到明代中叶这一切方才改变，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的巨额白银开始通过墨西哥——菲律宾马尼拉——中国南方这条漫长的航线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几乎是同时，日本在本土也发现也巨大的石见银山，这个时候的日本人总算是学会了开采和冶炼银矿，而中国用丝绸、糖、陶瓷、茶叶等深受西方喜爱的商品交换白银。正是因为这条白银之河的存在，从嘉靖年间的浙江巡按庞尚鹏开始，由张居正最后完成的钞法改革，即政府将土地所有者所要承担的劳役、各种实物税全部折合成白银征收才有实现的基础。但当白银成为货币的同时，明朝政府也将一根绳索套上了自己的脖子。
很多现代人认为我们每天使用的纸币是一种货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日常流通的纸币并没有价值，只不过是一种货币符号罢了，如果离开了国家的强制力作为担保，任何纸币将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真正的货币指的是足额的金银币，其价值由其材质的本身价值决定，无需国家强制力的保证。
显然，在市面上流通的是真正货币的年代，政府如果想要发行新的货币，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一定数量的金银来铸造，而货币市场是掌握在拥有最多金银的人手中。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一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控制程度实际上就取决于他手中金银的多少，而在明帝国采取了以白银为货币的政策之后，却没有将白银的来源控制在自己手里。恰恰相反，当时中国流入市场的白银中，九成以上都是来自海外输入，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是来自本土的矿山，也就是说那些通过海外贸易掌握了绝大多数白银流入渠道的商人们不仅仅是贩卖货物的商人，他们还掌握了大明帝国法定货币来源，是他们而不是大明政府决定每年有多少白银流入货币市场，换句话说，这些商人掌握了大明的中央银行。
很难想象，在当今的世界上如果一个国家元首没有权力任命中央银行行长，并借此控制货币发行权，这个国家元首怎么在那个位置上待下去的。而从万历之后的几任大明皇帝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元首，虽然他在理论上拥有无限的权力，但在金钱的战场上却是个侏儒。为了进行和后金的战争，从万历46年到48年一共征收了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辽饷，弄得海内萧然，间接的毁灭了他的帝国，而当时在东南进行茶叶、丝绸、瓷器海贸的那些富有海商们的地窖里往往就堆积着超过一百万两的白银。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明皇帝们挽救帝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每年找到一两个这种海商，然后砍掉他们的脑袋就可以了。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毕自严虽然无法知晓上面提到的一切，但他还是本能的感觉到问题的根源就是在于将朝廷一切的经济命脉都交到了白银之上，不管政府订立怎么样的经济政策，但只要把白银作为货币，那么几乎垄断着白银输入渠道的商人们总是能够从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并将损失转嫁到社会的其他成员身上去。以盐引制度为例，在开中法下，盐商们为了得到盐引就不得不运输足够的粮食到边疆去，边关的将士们可以吃饱肚子；而开中法被废除后，确实政府通过出售盐引得到了很多银子，但这些银两却不足以运送足够的粮食到边关去——运费和粮食都涨价了，将士们只有挨饿，而百姓们却不得不淡食，因为盐商提高了盐价。
“毕先生，可是杨鹤他眼下向朕请款！”说到这里，崇祯的话语停住了，他苍白的双颊露出了困窘的红晕，他很清楚户部的银库空的几乎可以跑老鼠了，为了支撑辽镇的军饷和登莱的新军，各地的税款和粮食几乎是随到随支出，这一点他很清楚，毕自严也很清楚。
“陛下，这个让老臣想想办法！”毕自严并没有像崇祯想象的那样叫苦哭穷，这位干瘦的老人仿佛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双肩承担着多大的压力，背脊依旧挺得笔直。
“陛下，如果可能的话，这件事情还是请天下藩王也捐输一点——”毕自严说到这里就没说下去了。崇祯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没有问题，大明也不是朕一个人，说到底藩王与朕都是太祖、成祖的子孙，藩王们出点钱也是理所当然，朕待会就让司礼监发旨。“
“那就好！“毕自严点了点头，正当崇祯以为这次会见就要结束的时候，毕自严从怀中取出一份折子，双手呈上道：”陛下，臣今日来还有一件事情，请您御览！“
“哦，是什么折子！“崇祯笑着接过毕自严的折子，放到一旁，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他此时的心情非常好，以至于少有的开起了玩笑：”毕先生，这若是你的告老折子，朕可是不准的，中兴大明朕还离不开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