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绅弄鬼-第5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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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所在的阳城。

　　　　天无二日，国无二帝，启称帝自然引起后益的不满，于是的益干启位，启就杀了益。司马迁的记载和《竹书纪年》的记载有矛盾。《史记夏本纪》说，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的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到底哪一个符合史实呢，中国史籍中没有答案。但《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和《史记》的五子之歌提供了一条线索。据《尚书》及《史记》的五子之歌记载，夏后启死了以后，他儿子太康即位，帝太康丢了国家，兄弟五人，游于洛汭，写下了《五子之歌》。在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记》及《尚书》的记载有点莫名其妙。太康怎么丢了国家？失国这样的大事竟然一笔带过！太康兄弟五人为什么又滞留洛汭？《五子之歌》又是一首什么歌值得笔之于史？其实五子之歌中的五子是大禹后族。他们各自立国，最后却丢了国家，兄弟五人与母亲被迫流亡阿富汗十二年，在流亡过程中创作了《五子之歌》以示警。《五子之歌》实则为亡国之歌！逃亡十二年后，第十三年，兄弟五人开始复国，与伯益后族展开了一场大战！

　　　　双方的盟国有九个之多，大战的结果，双方最后几乎同归于尽，只剩下10个人生还，剩下的只有老弱病残与妇女！历史一下子被打到了所谓的母系氏族王朝！最后夏后启在一片废墟中复国了！这段惨痛的历史，祖先不愿意提及，司马迁也不知道真相。时间抹平了一切，历史几乎被后人彻底遗忘！所幸有天竺的《摩诃婆罗多》记录下了这段历史！《摩诃婆罗多》记录的是一个五兄弟与老母流亡十二年，最后复国的故事。主要内容与《五子之歌》惊人地一致！但《摩诃婆罗多》更详细！

　　　　在《摩诃婆罗多》中，奇武王死后，儿子坚战尚小，族弟持国把持朝政，称为持国王。而持国王是一个瞎子，般度族的坚战长大后，俱卢族的持国王不愿还政坚战，而想让自已的儿子难敌继承王位。坚战有大批支持者，建立了自已的国家，并举行了马祭称帝。后在与持国王的儿子难敌的赌博，坚战输掉了自已的国家，连老婆也差点输掉了。按照赌规，兄弟五人及老母被迫流亡十二年。在流亡过程中，难敌几次设计陷害坚战，火烧紫胶宫，坚战得到情报，从地道中逃走了；在流亡过程中，兄弟暗中积蓄力量，终于在第十三年与难敌展开俱卢之野大战，双方参战兵力达180万，最后只剩下十个人生还，几乎同归于尽。

　　　　满目疮痍中，坚战最后称帝，此后五兄弟心灰意冷，在传位给弟弟阿周那的儿子继绝后，五兄弟遁世，出走大雪山，最后死于途中。这个故事与夏后启和益，以及太康兄弟的故事惊人地一致！这说明夏后启、后益的《五子之歌》所反映的历史与古天竺的《摩诃婆罗多》的主要情节所指是同一件事！《五子之歌》是《摩诃婆罗多》主要情节的简化版！《摩诃婆罗多》反映的也是上古历史。只不过《摩诃婆罗多》将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以来的全部历史揉合到了一代人坚战的身上。

　　　　这就是《五子之歌》与《摩诃婆罗多》的最大区别。同时据《摩诃婆罗多》记载，坚战在位三十六年，后传位于继绝。而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是的益干启位，启杀之。即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古本竹书纪年》或许将司马迁所说的居丧三年也算在内，减掉这三年，正好是《摩诃婆罗多》中记载的坚战在位年数36年。所以《摩诃婆罗多》中的坚战主要地近似于中国古史中的夏后启事迹。《摩诃婆罗多》记载的坚战五兄弟揉合了中国史册记载的帝舜、大禹、夏后启及太康兄弟的事迹，它是一个复合体。我们不应将坚战框定为舜帝、大禹、夏后启或太康中的任何一个，虽然事迹以夏后启为主，但反映的其实是一个整体，即般度族。而持国、难敌则是俱卢族。掌握了这二点就行了。

　　　　其实这二者就是巴蜀的音译。蜀在上古与的竹同音。在南方有的方言中，蜀、竹、度是同音字。般、巴同音。所以般度族就是后世的巴蜀。同时，音同宝敦，宝敦就是现在发掘的宝墩法理一带所在地。宝墩，就是般度、巴蜀的音译词。而持国一族的俱卢族，就是《山海经》中的彩桥国的音译词，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据《山海图》和《海经方国》复原图，俱卢族实际上就是《山海经中次十一经》倚帝山的狙如族。据《山海图》复原图，其地在今贵州东南部。根据《摩诃婆罗多》，夏后启坚战、后照属般度族，也就是巴蜀族。

　　　　所以夏后启失国应是逃到了巴蜀宝墩一带！并在宝墩积蓄力量十二年，最后联合其它国家与伯益及其盟国展开了上古世界大战。最终夏后启战胜伯益称帝。由此可见，伯益所在的贵州应该就是大禹的都城所在。俱卢之野大战后，夏后启又派兵征服了四方。据《山海经》，夏后启到达了两河流域、兴都库什山脉，在兴都库什山脉的大运山舞九代。由这一点可以肯定，大禹和夏后启实际上统治了整个亚洲包括北非！据此分析，大禹横跨亚非拉的夏朝大帝国都城要么在现在的绵阳，要么在贵阳！

　　　　以时间推理，既然巴蛇吞象，是不是隐喻着逃到川西的夏启成为巴人吞并了象城湘？这也就是《摩诃婆罗多》说的俱卢之野大战。俱卢之野就是狙如之野，据《山海图》复原图，其地就在现在的贵州东南和湘南一带。引申得出，国都和九鼎是在一块的。夏后启战胜伯益后自然得到了大禹九鼎。此时的夏后启必然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迁都，要么迁鼎。夏后启是怎么做的呢？据《博物志》卷九记载的昔夏启筮徙九鼎，启果徙之。根据历史，之后夏启放弃阳翟，西迁到大夏，建都安邑。此后，又因为启破坏传统习俗的篡夺行为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同样觊觎联盟最高权位的部落首领，以有扈氏为代表，公然表示不服从姒启作新的领袖，有扈氏是当时一个强大的部落或酋邦。传说大禹时就曾发生过“攻有扈”，“以行其教”的战争。这是一场权力之争。夏启伐有扈，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禹伐有扈的继续。通过甘之战，击败强有力的有扈氏，消除了华夏族内的反对势力。可是在位晚期，发生了武观之乱，以至政局动荡。他一生四处征战，最终病死，葬于安邑附近。所以，夏后启肯定是迁九鼎了。

　　　　问题是夏后启能迁多远。周灭商时，在平原地带迁商鼎时才迁了不到35公里。伯益在贵州东南，那可是高原山区。夏后启又能迁多远，所以夏后启即使是迁鼎，也必然就在倚帝山附近。而且他很可能像周初那样，另营新都。这个新都可能就是斟寻。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桀居斟寻。可见到夏朝末年，夏桀是居斟寻的。斟寻在哪？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挖遍了华北，就是不见夏朝踪影。其实，夏朝起源于中国南方。斟寻，源于帝喾之子仲熊所封国。仲熊、斟寻与《山海经》中的张宏、穿胸实为一国，上外神文实属同音互译词。据《海外南经》，穿胸在殴的东面，豆在贵州一带，所以，仲熊、张宏、斟寻、穿胸其实就在今天的云贵以东，即湘南、赣西、两广一带，而且夏代的斟寻很可能在湘南与两广之间！

　　　　从《山海经》和《摩诃婆罗多》可知，大禹时文明的中心并不在中原而禹居阳城，阳城要么是贵阳，要么是绵阳，总之在大西南和中国南方巴蜀！甚至后来的楚国正位于苗蛮故地，楚人继承了苗蛮的许多文化内容。战国时期，屈原在《楚辞·天问》中问道：“一蛇吞象，厥大何如？”这个蛇就是巴蛇。后来，在当地仍保持崇蛇风俗的情况下，还为巴蛇修墓、建庙。而另一条修蛇回到了蜀地。古蜀地的四周便因崇山峻岭、高峡幽谷的阻塞，人烟稀少，与世隔绝。当传说中的黄帝，以及尧、舜、禹相互禅让，随后代代相继至夏、商、周三朝，开辟了华夏文明的正脉源头的时候，古蜀文明也与之相伴，在这块封闭的土地上随光阴的流逝和世相的更迭潜滋暗长，并以神秘瑰丽的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为证，形成了与中原文明性格迥异的古蜀文明。羲和、常羲原本是古蜀的两个古神所属部落，帝俊娶这两古神首领的女儿为他掌管天文，因那时尚无姓氏，只有跟国而姓，所以称羲和、常羲。“金乌西坠，玉兔东升”，“金乌”就是太阳。这可真是大跌眼镜！

　　　　真的是这样的吗？为什么《穆天子传》说周穆王的东游于黄泽，宿于曲洛。丙辰，天子南游于黄□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乃□于启室，天子筮猎华泽，其卦遇讼乃宿于黄竹。天子梦羿射于涂山，祭公占之，疏□之□。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天子西征，升九阿，南宿于丹黄。斋。戊寅，天子西升于阳□，过于灵□井公博。乃驾鹿以游于山上，为之石主而□实干。乃次于洹水之阳。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郑从《穆天子传》的这段记载来看，夏后启却是居于南郑附近啊？这怎么解释。

　　　　南郑在哪，一可能是现在陕西南郑，二是可能是巴蜀南充，三可能是巴蜀阗中。其实《穆天子传》中的夏后启之所居是夏后启复国前的所居，不是复国后的国都所在。复国后夏之都城就在斟寻，即黔东南湘西赣西一带。这才是真正的夏朝国都所在！历史学界和考古界整个找错了方向。俱卢之野大战是夏后启复国的转折点，这段历史发生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俱卢之野，在《山海经》中就是的狙如之野。其地就在《中次十一经》倚帝山一带。《中次十一经》载的倚帝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兽焉，状如鼣鼠，白耳白喙，名曰狙如，见则其国有大兵。倚帝，就是益帝即益的音译；这里的白耳，神文就是伯益，实为伯益的图画表音；狙如也是俱卢的音译而见则其国有大兵，表明了这里曾经是大战的地方。

　　　　这里就是夏后启复国的主战场。据《摩诃婆罗多》记载，有18个国家，共180万兵力参战，战争蔓延到了西亚黑海一带，双方使用了很多神秘的武器，最后同归于尽。这完全是一场4000多年前的世界大战！俱卢之野大战，亚洲几乎被毁灭，只剩下寡妇和老弱病残！幸存下来的人流传下了这段历史。在中国，散见于历史典籍中，在天竺，则被汇编成了《摩诃婆罗多》。这场大战几乎将人类打到了石器皇朝！文明从此倒退！

　　　　三星堆遗址共出土6株青铜树，修复后的一株大青铜神树高达3。96米，上端已残损，上有枝、叶、花果，枝间和枝头立有九鸟，挂有龙、刀、剑等物，与《山海经》所记建木、若木形象十分相似。青铜树实际上是羲和、常羲设置在“石阵”──天文观测站中的座标。文献记载成都平原上的“石阵”，正是古巴蜀人按照《山海经》中的山系建立的天文观察站！因此，“巨石阵”就是《山海经》中山系之日出日落具体山峰的浓缩图，从地球绕日自转的黄道与赤道交角之变化，推演夏、冬之交替。

　　　　《海内经》云：“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暤爰过，黄帝所为”。这山环水绕之势的九丘，就是上古蜀人以九帝王命名的观测天文的九大石柱。古蜀人不仅引水环绕石阵，而且石阵之中心还置有青铜神树，以树为座标，枝上之鸟为准星测定方位。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中的4只逆向飞行的鸟，与《山海经》记载的“使四鸟”和“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有关。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鸟崇日”习俗是一脉相承的。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众多“青铜鸟”、“圆日形器”和有着10只鸟的“青铜神树”；以及《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的“十日神话”的传说等；无不说明了上古蜀人就是“崇鸟崇日”的民族。上古时代的成都平原，正如同汉代中原人淮南王刘安所说的：“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扶木在阳州，日之所罢。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淮南王刘安所说的“太帝”，即《山海经》中的至上之神帝俊，帝俊又是巴蜀自然之神。把这一段与《山海经》的叙述对照起来看：讲的就是太阳运行的一种自然规律。两千多年来，这一过程始终被蒙上了一层神秘幕布，留下了充满神奇和荒诞色彩的传说。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兽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郭璞注云：“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建木，“正立无影，疾呼无响”，这应是鱼凫王都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通天树的渊源。都广之野在北纬31°，虽不会出现阳光垂直照射现象，然而，古今黄赤交角却不同。“太阳系九大行星自转轴倾角有相当的离散性，一般认为系行星形成晚期受到不规则的大星子撞击的结果。近年科学家根据地质时期的生物分布，推测在地球形成以后，地轴倾角仍发生过多次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帝俊与他的两位妻子羲和、常羲一起在这“日中无景，呼而无响”，“天地之中”的都广之野的“石阵”──天文观测站里，以凭青铜树为座标来观测天地的。由传说中帝俊、半人半神的人物蚕丛、柏灌和鱼凫所开创的古蜀王国，后又经历了杜宇、鳖灵两代蜀王的开疆拓土和安民冶水，一举奠定了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