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绅弄鬼-第40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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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汉代的特科，后来又发展出文学、方正、至孝、有道、敦朴、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等等。特科中，贤良、方正、有道、敦朴、明阴阳灾异等科的应举者要参加对策，按皇帝指定的策题发表对政事的见解；明经科则要参加射策，即经术考试，然后方得除授。汉代的岁举，除孝廉外还有廉吏等科。东汉因避光武帝刘秀名讳，秀才改称茂才。秀才在西汉后期成了岁举，举主为刺史，遂形成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体制。对于被察举的人，朝廷会提出一些治国和经义方面的问题进行考核，叫做“策问”，应举者回答朝廷提出的问题，叫做“射策”或“对策”。董仲舒就是在汉元光元年以贤良方正连对三策而被录用的。董仲舒及门人开宗立派的儒教只是个雏形，不同时期儒家有不同的变化，主要是通过科举垄断上升渠道。
从西汉到东汉初，察举的实施比较严格，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被举者如被发现不合标准，举主要承担责任，被贬秩、免官。察举保证了王朝对行政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孝廉一科，“名公巨卿多出之”，是朝廷官员的重要来源。孝廉举至中枢后，经选拔才能被任命为地方或中枢的有关官职。崇信宦者的汉顺帝阳嘉元年规定儒生出身的孝廉要考试经术，文吏出身的则考试笺奏。孝廉科开始向中枢考制度过渡。借助于科举制度，董仲舒、焦延寿一脉的天人之道、灾异感应儒教走上了内圣外王的道路，严格制度，党同伐异。甚至原本属于儒家八派的其他派已被打成了异端，甚至汉儒中今经文派与古经文派也因为谶纬预言解读不同，如同笑傲江湖的剑宗气宗一样势如水火。
儒家从来不在乎流血，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早在战国时期儒家就内部分化而形成八派。毕竟孔子一生教书育人，学生众多，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之誉。群英荟萃意味着众口难调，何况文无第二、武无第一。而孔子道统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儒家弟子对孔子道统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三不朽以后，儒家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韩非子》的《显学》篇开宗明义：“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人，身为传说中古神血脉的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论语·子张》），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论语·子张》）的人和事。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论语·先进》）。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交友颇广，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子张传下来的弟子以后就形成了“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子张之儒”。把他们称之为“贱儒”：“弟佗其冠，神谭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大概是认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以防护为主”，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
“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就是荀况，或为避汉宣帝刘询的讳称孙卿，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治政思想上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治术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仲良氏之儒，据《孟子“记载：“楚产也，悦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这一派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曾子是黄帝的后代，也是夏禹王的后代，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深远。而子夏并不象颜回、曾参辈那样恪守孔子之道，他关注的问题已不是“克己复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曾参在60岁时，与子夏、段干木设教于西河，发展成为西河学派，仲良氏属于这个集团，他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纷纷投入农家许行一脉，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而“乐正氏之儒”即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一脉，传曾子之学。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发挥了孔子思想，儒家以孔圣之言，教化万方。《中庸章句》称儒，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大学》里的八目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子思把儒家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对儒家的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从否定的角度略有论及，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盂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督儒曜曜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可谓精诚所至，变化万千。
孔子血脉所流传的子思一派，虽然血脉传承已经淡薄，但是学术在孟轲的手中发扬光大，浩然正气呵斥奸邪是他的象征，唐朝以后的儒家派系基本都是孟氏一派的分支。先儒主以修心为主，但在后期发现了修身的重要性，因此后期的儒家特别强调养气，正所谓“吾善养我浩然正气”。这就是“孟氏之儒”，自然是以孟子为代表的，亚圣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曾自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则谓其“受业于子思门人”。又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治政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将数术引入儒家以会通天道、地道、人道，预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隐含着终始交替的意蕴。
颜氏之儒众说纷纭，按照《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毕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工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此外，在《庄子》一书中，也提到过颜回之学的“坐忘”、“心斋”等修心理论，可谓后来陆王心学，心外无物的滥觞，然而沉溺本心，却往往看不见存在之事。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足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作漆雕启，“启”为原名，汉人避汉景帝刘启名讳改为“开”，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曾让他去做官，他说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后表示很赞赏（参见《论语·公冶长》）。漆雕开具有不屈的勇气，《韩非子·显学》中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在对人性的看法上，主张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中记：“宓（不齐）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漆雕氏之儒”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儒家弟子中任侠的一派；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于“漆雕氏之儒”。
总之，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儒家内部出现的派别，子夏一派从李悝开始自立门户，最后荀况的弟子韩非彻底把法家与儒家关系割裂，而偏激的子张一派最后孕育出墨翟的墨家，反对秩序的他们再也不是儒家。之后是春秋儒生与汉儒因为“天人感应”而争，汉儒又有今古文尚书之争，在秦始皇焚烧各家经典后，儒家因为经书的重新发掘，陷入了由口耳相传的今经文派，与修习古代经书的古经文派两派之间的斗争。《尚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史书。成书于春秋末年，由孔子编纂而成。其时，正是王朝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所谓“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深感不安，他一边搜集整理古藉，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一边讲学授课，把上述六种典籍作为教材向弟子传授。古人“尚”与“上”通用。“尚”即上古，“书”即记录在竹帛上的历史。“尚书”即“上古的史书”，也有“君上之书”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说：“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尚书》所记始于尧、虞、舜，中历夏、商、周，终于春秋中前期的秦穆公，跨度1500多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天文、地理、丹道、教育、刑法和典章制度等，是来自上古祖先的声音，也是后世了解古代王朝的珍贵史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实现令行禁止，他在李斯建议下，大举焚书坑儒。坑杀方士集团，而除医药、占卜之类的书藉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写、不是官家所藏之书，统统在三十天内焚毁。《尚书》自然难得幸免。当时，济南有个姓伏、人称伏生的人，曾在秦朝做过博士，有一部私藏的《尚书》。秦始皇下令焚书时，他偷偷将《尚书》藏在了家中的墙壁内。过了七八年，待刘邦、项羽的楚汉之争结束，“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所谓《史记·儒林传》，其余数十篇朽折散绝，成了残文断简。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伏生就用这部不全的《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十分注重搜集整理古籍。他听说伏生有一部《尚书》，就派掌故官，一心削藩的晁错前去搜集。此时的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进京，而《尚书》也早已破烂残缺。晁错只好住在伏生家中，由他口授讲解，自己……记录。伏生所藏《尚书》是用什么文字写成，已不得而知，但晁错记录时所用文字却是当时通行的隶书，于是被称为今文《尚书》，成为朝廷定本，并通行于世。后来，一些传经者为使大家尊信，竟将今文《尚书》说成原本就是二十九篇。因为二十九取法于天象，即北斗星加二十八宿之数。
汉武帝末年，分封在曲阜的鲁恭王刘余，因扩建宫殿拆除孔子旧居，在墙壁中发现了几部古书，其中一部即是《尚书》。由于这部《尚书》是用先秦字体书写，故称为古文《尚书》。所谓“古文”，其实就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赶紧将这些古书交还于孔子的后人孔丘十一代孙孔安国。孔安国将古文《尚书》和通行的今文《尚书》比对，结果多出十六篇。顿时如获至宝，毕恭毕敬地在征和二年献书于朝，无奈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翌年带着遗憾逝去。而由于古文《尚书》语言佶屈聱牙、字体奇异难辨，一时无人通读，朝庭只好封压起来。直到汉成帝时，经学家刘歆领校皇家藏书，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尚书》，校出今文《尚书》脱简及异文若干，便向皇上建议推行古文《尚书》，可是立即引起众人不满，并由此暴发了一场今古《尚书》之争。今文派继承了先秦诸子遗风，思以其人道易天道，主张通经致用，解经只重微言大义，研究其历史治政；而古文派不重大道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留心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其间，古文《尚书》还出现了“河间献王本”、“中秘古文本”、“张霸百两篇本”、“杜林漆书本”等。比较流行的是“杜林漆书本”，因为该本没有“佚书”十六篇，只有同于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