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8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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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是厚诬。
马新贻虽然是回教徒，却是自明初以来的山东土著，且十几代下来，进学、出仕，早就百分百汉化了；而且，他是“老教”，同马化龙、白彦虎之流的“新教”，真正是水火不容，怎么可能“通回乱”？
至于坊间关于马新贻奸占义弟曹二虎之妻、并杀曹二虎灭口的传说，更是子虚乌有，那根本是有人特意造作了出来，既为混淆视听，干扰办案，又为积毁销骨，败坏马新贻的清誉——既杀人、又诛心，用心极深、极险、极恶！
可叹的是，非但时人不辨是非，后人亦津津为之乐道，甚至添油加醋，反复敷衍，还拍成了电影——拍一部不过瘾，过些年，再拍一部！
马新贻为官清廉而有担当，不但整肃法纪，不惜其身；在改革漕运、减定浮收、整修水利上面，也很有作为，这样一个好官，不但沉冤难雪，还落得一个任人污蔑的下场，真正叫黑白颠倒！
“刺马案”叫关卓凡有很深的感慨：我们并不是没有达致历史真实的能力，但是，如何才能够将历史的真实呈现在大众面前，大众又如何才能够被说服接受这份历史的真实，却真是叫人无奈。
大多数的人，回顾历史之时，看到的，永远只是他自己想看到的，不想看到的，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历史的真实，永远不是大众真正关心的东西。而当政者，也未必乐见大众看见历史的真实、关心历史的真实。
扯远了。
本时空，马新贻已经从浙江巡抚的任上，调任陕西巡抚了，“刺马案”是不会发生的了，即将坐上原时空马新贻坐的那座火山口的，是赵景贤，那么，在本时空，会不会出来一个“刺赵案”呢？
*
第一八三章 生死较量（）
“刺马案”最吊诡的，还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案件的查办。
凶犯张文祥，就擒之后，由始至终，未曾动刑——这是极其不正常的。
摆到台面上的理由，是此等穷凶极恶之徒，既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犯此十恶不赦之案，自然是早就抱了必死之念，打轻了，毫无用处；打重了，只怕瘐毙狱中——他是第一号的钦命重犯，如是，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可怎么交代的过去？嘿嘿，老兄也是晓得的，不晓得有多少人巴望着封了他的口呢！
主持审讯的漕运总督张之万、江宁将军魁玉，都是这样一个主张。
会审的署理藩司孙衣言、营务处总办袁保庆，大不以为然，据理力争：既然“打轻了，毫无用处”，那么，不打，就更加没有用处了！凶犯狡悍，不用大刑，单靠软磨，怎么可能吐一字之实？
咳咳，凶犯愍不畏死，就算施以大刑，也未必管用啊……
不然！凶犯抱了必死之念是一定的，可是，枭首，一眨眼的事情；凌迟虽苦，也不过一会儿的功夫，熬一熬就过去了。大刑不同！反复勘磨，凶犯再怎么狡悍，也不免有崩溃的一天！一副夹棍，三根横木，看似平平无奇，可是，多少英雄好汉，刑场之上，白刃加颈，意气自如，三木之下，却问什么，说什么！
咳咳，还是要慎重行事，熬刑不过，胡乱攀咬，如之奈何？
……
张之万和魁玉，反对动刑，除了担心自己成为马新贻第二之外，较之孙衣言、袁保庆，毕竟“站得高、看得远”——真把幕后主使问了出来，可拿他怎么办啊？真到了那个时候，才叫“如之奈何”呢！
就这样一直扯皮扯到了“中央来人”——刑部尚书郑敦谨，以及最最重要的那一位：回任两江的曾涤生。
另外，不晓得算不算巧合：郑敦谨是湘乡人——不但是湖南人，还是曾国藩的同乡。
“刺马案”一出来，慈禧和恭王，就晓得必须叫曾国藩回任两江了——除了他，谁也摆不平两江目下的局面。
曾国藩的回任两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朝廷向湘系屈服了。
从此之后，直至清帝逊位，两江再也没有脱离过湘系的掌控。
曾国藩既回任两江，并主持“刺马案”的审理，则凶犯的没有幕后主使，便无悬念了——最后，曾国藩、郑敦谨联名出奏，说什么马新贻严办海盗，张文祥和海盗素有勾连，有激使然，乃行刺马新贻泄愤，云云。
最重要的一句，“实无主使别情。”
张文祥“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算是对马新贻多少有了个交代。
对于这份结案的奏折，孙衣言、袁保庆愤然作色，坚决拒绝署名。
“刺马案”的另一位主审人郑敦谨，则做了件有清两百年来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结案的奏折一经拜发，立即告病挂冠，且既不等朝廷允准，也不回京复命，直接就从江宁回了湖南湘乡老家。
可以想见，郑敦谨虽然是湖南人，但被迫做违心之语，内疚神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刺马一案，上上下下，曲意弥缝，证明了一件事情：凶犯的背后主使，一定是朝廷不能、不敢加以重罪的人物——除了其人本身不能入以重罪之外，他所代表的势力，更是朝廷不能、不敢与之翻脸的。
如此一来，谁是这个幕后主使，便呼之欲出了。
关卓凡以为，嫌疑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曾国荃，一个是黄翼升。
湘系中，曾国荃的地位，自然高于黄翼升，不过，曾老九多少还是有一定的“政治觉悟”的，他若真要做这样的事情，不会不和他老哥商量，而他老哥一定不会同意，如此一来，所谋就多半不能成事。
所以，扒拉来，扒拉去，黄翼升的嫌疑最大。
如果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对湘军的散兵游勇，如马新贻之“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那么，就无法排除蹈马新贻的覆辙的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前头已经说了，江宁的情形，本时空的洪绪元年，较之原时空的同治八年，并无实质性的不同。
不同的是双方掌握的武力的对比。
湘军屡加裁撤，台面上的武力，较之轩军，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
但是，绝对的武力不代表绝对的安全。
马新贻是怎么死的？他在江宁练了几营新兵，那一天，例行校阅之后，步行回署——校场就是署西的箭道，同总督署几乎就是一门之隔。就在马新贻即将进入署西门之时，张文祥突然闪出，一刀刺进了马的胸膛。
一边是校场，一边是总督署，身旁还有督标中军副将、传令官、戈什哈等一众武装随从，关防还能再严密些吗？兀自挡不住有心人的博浪一击！
张文祥其人，仔细想一想，真正是个叫人毛骨悚然的人物。
身手的迅捷凌厉，尚在其次，关键是这份视死如归，思之令人惊心！
这个“死”，不是“引颈一快”那么简单，如果上了刑场，其所被者，是千刀万剐，是最痛苦的一种死法——这一层，张文祥受命之初，必是明了的了。
而且，这个案子，凶犯一定要有切实的口供，一定要明正典刑，才算了结，才算有以塞天下悠悠之口，所以，张文祥被捕之后，不能自杀，不能瘐毙——张之万、魁玉的担忧，根本就是多虑，因为凶犯的幕后主使，根本就不要“杀人灭口”——张文祥必须上刑场，熬那痛苦无比的“鱼鳞剐”，这一层，受命之初，他应该也是明了的。
还有，虽然事实上未对张文祥动刑，但可以想见，事前，张文祥本人也好，其幕后主使也好，都有足够把握，张文祥能够熬得住大刑的勘磨。
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成其事，赴其死，其幕后主使的能量，岂不令人心惊？
关卓凡自己，都不禁要掂量掂量：如果要做同样的一件事，我能不能找得到同样的一个人？
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湘军虽已裁撤，但至少在江宁一带，湘系的势力，依旧深厚无比。
不过，认真说起来，目下的湘系，真正可以呼风唤雨、如心使臂的地盘，也只剩下江宁这一块了。
若以长江为界，江苏大致可以分为江南、江北，或者苏南、苏北；以此为基础，江苏的局面，原本是一分为二的：
苏南的大半——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归江苏巡抚管辖，是轩系的势力范围；苏北——徐州、海州、淮安、扬州、通州，以及苏南的江宁，归两江总督直辖，是湘系的势力范围。
伊克桑杀李世忠，既揭开了两淮盐务整顿的序幕，同时，也从安徽入手，不显山、不露水的开始了对湘系外缘势力的剪除；之后，赵景贤带轩军入驻扬州，两淮盐务整顿，正式大举展开。
赵景贤在关卓凡的支持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两年下来，除了盐务整顿本身卓有成效之外，朝廷——或者说轩系，也借盐务整顿，事实上从湘系手中收回了扬州以北的“失地”。
随着地盘的不断缩小，湘系——尤其是曾国藩的嫡系，其实已经对朝廷、轩系以及关卓凡、赵景贤本人，累积了相当多的不满，只是因为关卓凡手段高明，软硬兼施，“曾系”才一直下不定翻脸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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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八四章 火候到了，机会来了！（）
“硬”，不消说了，轩军的战力，“湘系”也好，“曾系”也罢，自认不及；“软”，关卓凡主要把功夫做在了曾国藩父子本人身上。
这几年来，关卓凡不断对曾氏父子本人假以辞色——曾国藩的相位，不断上升，期间更后来居上，越过朱凤标，终于成了首辅；曾纪泽呢，先是卑辞厚币，罗致幕中，主持广方言馆，继而“破除成法”，委以驻英公使之重任，曾劼刚资历既浅，年纪又轻，却一日之间，便成了不折不扣的国家重臣，真正叫朝野侧目。
至于凡和曾国藩见面，关卓凡必有破格的礼遇，以及各种“生活上的照料”，譬如，替他找洋医生、治眼疾、配眼镜，就更不必说了。
碍于老帅的面子，“曾系”就有不满，也只好暂时咽在肚子里了。
另外，关卓凡的手段，算是温水煮青蛙，由外而内，由远及近，由枝而干，不急不躁，步步为营，始终未曾触及“曾系”最核心的地盘——江宁。赵景贤明明署理了两江总督，却不赴江宁本任，始终在上海、扬州一带晃悠，颇有点儿“惹不起躲得起”的意思。
虽然，赵景贤坐镇扬州，整顿两淮盐务，其实是对湘系势力另一种形式的削弱，可是，双方毕竟不算针尖对麦芒，矛盾的冲突，也就不至于达到一个大爆发的程度。
但赵景贤不能一直不赴江宁本任，两淮盐务的整顿，已经告一段落；江宁治安的整顿，必须提上日程，不然，再拖了下去，江宁这块人文荟萃、经济繁庶之地，真的就要成为法外之地、割据之地了。
可是，若行马新贻故事，则不蹈“刺马案”之覆辙也几希！
如之奈何？
江宁的治安，必须得到彻底的整顿，赵景贤的人身安全，必须得到充分的保证，更重要的是——关卓凡要借赵景贤真除江督、赴任江宁的由头，在不生大的波澜的前提下，将“湘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块“根据地”，连根拔除，彻底消除在全中国推行政令一统之障碍。
办得到吗？
嗯，火候到了！机会也来了！
火候到了——有三：
一，两宫皇太后撤帘，洪绪皇帝践祚，关卓凡正式垄断了中央政权。
二，轩军的扩编，经已完成，并藉备战对法战争之机，重新部署，对外的攻守，对内的控制，都形成了更佳的战略态势。同时，各省绿营的整编，皆由轩军一手经理，目下，除了个别偏远省份，其余绝大多数，都已初步完成了。
与此对应的是，湘军、淮军以及其他杂牌军队，十之八九，都已裁撤。
关卓凡已经实现了对中国的军事力量的绝对控制。
三，新疆的收复，使关卓凡的声望，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用兵新疆之前，朝廷内部，不是没有争议的，虽然没有到原时空“塞防”、“海防”之争的程度，但是，明里暗里反对的人，其实相当不少。
有人说，新疆“既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以百万计，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即是说，新疆就收了回来，也是个赔钱货——“漏卮”，维持新疆的花费，远远大于能够从新疆得到的好处。
非只如此，在“内有非我族类，外有强邻窥伺”的情况下，“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因此，何苦“出塞万里，靡耗无数”？
况且，“新疆非我腹心，失之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因此，“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
另外，“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国家兴作、洋务海军，岂非善之又善？”
持以上论点的人，不见得都真心认为“新疆万里穷荒，得之何益于事”，但是，他们几乎每一个都认为，新疆太远了，这一仗难打！
高宗平准、平回，花了多大的气力？那还是大清最鼎盛的时候！而且，实话实说，平准、平回，最后收功，多少也有一点儿运气的成分，个中曲折反复，官军吃了不止一次的大亏，甚至有差一点儿就全军覆没的时候！
乾隆朝家底儿厚，经得起折腾，周围也没有真正敢浑水摸鱼的；现在可不一样，国家刚刚恢复元气，还不好和乾隆盛世比，放眼周边，更加是强邻环伺——尤其是那个俄罗斯，狼子野心，非止一日了！
一句话：输不起。
还有，姑且不论输赢，单是战事迁延，就受不了了——新疆遥远苦寒，万里转输，军费多少倍于内地？时间一长，国家财政，必然吃不住劲儿；同时，也必然给俄罗斯之流以干涉的藉口。
可是，不好明着对西征大军的战力、后勤表示怀疑——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