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8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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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微微一震，过了片刻，木无表情的点了点头。

　　　　“不过，”关卓凡说道，“我估计，他应是被弹劾去职之后，才加入了哥老会。”

　　　　曾国藩默然，过了一会儿，干巴巴的说道：“想来应该如此，不然，黄昌期绝不会不晓得——若晓得了，就绝不会不告诉我。”

　　　　黄昌期就是黄翼升。

　　　　曾国藩晓得，轩亲王说“张平安应是被弹劾去职之后，才加入了哥老会”，其实是在替自己和黄翼升卸责，江浙哥老会之兴起，是在张平安到任长江水师提标前营管带之后的事儿，如果张安平是在战争期间就加入了哥老会，则是个人就会想，这个江浙哥老会的兴起，是不是出于张安平的推动啊？

　　　　如是，曾、黄的“失察之责”，可就大了！

　　　　*

第一八一章　湘军一日不返湘，江宁一日不安宁（）　
“另外，”关卓凡说道，“江浙的哥老会，虽然是自两湖流窜过来的，不过，未必就是土生土长于湘楚的——十有八九，也是打‘西边儿’过两湖的。”

　　　　曾国藩微微一怔，“那是——”

　　　　“四川！”关卓凡说道，“四川有一种叫做‘啯噜’的会党，‘啯噜’、‘哥老’音近，‘哥老’极可能就是‘啯噜’之流毒出川，布于两湖，然后，顺流而下，达至两江。”

　　　　“啯噜”这个玩意儿，曾国藩还是第一次听说，无从置评。不过，在他听来，将“啯噜”和“哥老”联系在一起，自然是轩亲王进一步替自己卸责——哥老会既然是从外头流窜进来的，则两湖包括湘军，就是被“感染”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受害者，他的“厉禁不力”的责任，能减轻不少。

　　　　如果哥老会是两湖土生土长的，则他曾涤生不但未能消弭祸端于既萌，还任由祸水东流，这个责任，可就又大了。

　　　　可是，这么说，责任不就是压到了四川那边儿了吗？

　　　　吴棠可是圣母皇太后的私人啊……

　　　　转念一想，不对，吴棠根本不用负这个责任，他是洪杨乱平之后才督川的，彼时，“啯噜”也好，“哥老”也罢，早就出川了；如果“哥老”真的是发端于四川，出川也是咸丰二年之后的事情，战争期间督川的，是骆秉章，那是对国家有大勋劳的功臣，且故去多年，绝不会有人拿这种不大不小的事情，去翻他的旧账。

　　　　轩亲王只这么轻轻巧巧的将“哥老”往“啯噜”上头一带，便四平八光、面面周到，曾国藩不由既佩服，又心感，心想，难道，整治江宁的治安，他真有什么好法子，一般的可以做到四平八光、面面周到？

　　　　可是——

　　　　“唉！”曾国藩长长的叹了口气，“我好失悔！”

　　　　他失惊无神来了这么一句，关卓凡微微一怔，“涤翁何出此言？”

　　　　“湘军裁撤之后，”曾国藩缓缓说道，“将弁士卒，如果尽数返乡，而非留在江宁一带，就不会有今天的偌大烦恼了。”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

　　　　中国历朝历代，凡战事完结，都要裁军，将弁士卒，拿了遣散费，都要返乡，不会有多少人留在驻地的——中国人眷恋故土，外头的事情了了，返归故乡、一家团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层，根本不需要朝廷和官府的动员。

　　　　只有反了过来——留居驻地，才需要朝廷和官府的动员。

　　　　湘军的裁撤，就是这样一个情形。

　　　　“湘军”虽然顶着一个“湘”的名目，但人员的籍贯，其实分成两大块，一块是湖南人，一块是安徽人，皖籍的将弁士卒，裁撤之后，基本上都返乡了；留在江宁一带的，是湘籍的那一块。

　　　　这是出于曾国藩的半强迫性的要求。

　　　　曾国藩的脾性，最讨厌退役的士卒，回到本乡之后，买屋置地，一天到晚，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最终演变成到处生事——湘军裁撤之后，如果尽数返归本乡，迟早就是这样的一副德行。

　　　　安徽籍的将弁士卒，不是他的“子弟兵”，且安徽密迩江苏，家乡就在旁边儿，自不好强行要求人家留了下来；不过，对于湘籍的将弁士卒，他就不客气了。

　　　　曾大帅在湘籍将弁士卒心目中的威望，是不可移替的，大帅既然这么说了，江宁又是花花世界，咱们的兜里，一个一个，都鼓鼓囊囊的，留了下来，似乎也不错——那就留下来吧！

　　　　当然，也不是都留了下来，返回湖南老家的、留居江宁的，一半一半吧。

　　　　曾国藩要求湘籍将弁士卒留居江宁，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文提到的“咱们的兜里，一个一个，都鼓鼓囊囊的”。

　　　　湘军、洪军反复拉锯，江宁一带，被兵极惨，大乱之后，满目苍夷，一片萧条，善后、恢复的责任，全在曾国藩一人身上。

　　　　这个“全”字，不仅仅因为他是两江总督。

　　　　本来，恭王、文祥以降，一班京中大佬，对江宁的善后、恢复，是很有信心的——朝廷虽然没有钱，但伪天王府内，金山银海，江宁克复之后，这些钱足够拿来善后了。

　　　　然而曾国荃打下江宁之后，曾国藩上了一个折子，说什么“历年以来，中外风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预计之外，目下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钜，如抚恤灾民，修理城垣驻防满营，皆善后之大端也，其余百绪繁兴，左支右绌，翻增焦灼。”

　　　　谁都晓得，“全无财货”，绝不可能，唯一的可能，是如海的金银，已被曾老九洗劫一空了；而曾国藩上这个折子，也并不是真的“翻增焦灼”，叫穷、摆出向朝廷伸手要钱的姿态，真正的目的，不过是替他的九弟遮掩一番罢了。

　　　　因此，军机、户部都没有搭理曾国藩的这个茬儿——反正也没钱；曾国藩呢，也没有就此再催过朝廷一字一词。

　　　　不过，如此一来，善后的责任，就不能不“全”是曾某人一人之责了。

　　　　别的不说，“荃”老弟的屁股，做老哥的，得替他擦吧？

　　　　曾国藩自个儿，并不能屙金溺银，于是，他盯上了湘军腰包的“鼓鼓囊囊”。

　　　　这是一笔数以百万两计的钜数，湘籍将弁士卒，留居江宁，吃穿住行，各种消费，这些钱自然就流入了市面，江宁毕竟是底蕴极深厚的地方，有了这笔“启动资金”，自然而然，就能恢复了起来。

　　　　曾国藩确是胸有丘壑、绝大经济之人，他这一招，管用的很，在朝廷未做任何实质性拨款的前提下，没过多久，江宁就初步恢复了元气。

　　　　江宁这种繁庶地区的中心城市，元气一复，自然而然，八方辐辏，很快就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这个时候，就不必再借助于湘军腰包的“鼓鼓囊囊”了，事实上，这个时候，湘军的腰包，也已经没有那么“鼓鼓囊囊”了。

　　　　于是，麻烦就来了。

　　　　湘军的钱，大多抢掠而来，既来的容易，大多数人，便养不成积谷防饥的习惯，江宁又不比湖南乡下，花花世界，声色犬马，能够销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过两、三年功夫，原本“鼓鼓囊囊”的腰包便瘪了下去。

　　　　钱没有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可是已经养成了，怎么办呢？自然而然，开始骚扰地方了。

　　　　这方面，曾国藩督江的时候，其实已露出些端倪了，不过，毕竟都是湘军出来的，没有人敢真的落老帅的面子，就有些不法的情事，也是小打小闹，且都是偷偷的来，整体上说，江宁的治安，还是“安静”的。

　　　　曾国藩去江就直，一班散兵游勇，觉得去了笼头，如关卓凡所言，“野马脱缰”，开始恣意横行了。

　　　　刚开始的时候，还算客气——敲开富户的门，开口“借钱”，脸上是笑嘻嘻的，也写“借据”——当然，不管写不写“借据”，钱，是绝对不会还的。

　　　　主人家若不肯给，也不生气，转身去下一家就是了。

　　　　不过，看到他们头上的红顶子、蓝顶子，以及腰间悬挂的腰刀，真正一两银子也不拿出来的人家，是很少的。

　　　　没过多久，红顶子、蓝顶子的态度变过了。

　　　　如果主人家不肯相“借”——上文说过了，这种情形是很少的，大多数的情形，是所求未得餍足，譬如，“借”十两，主人家只给五两——红顶子、蓝顶子就不肯走了，脸上的笑容也没有了，开始骂骂咧咧了。

　　　　*

第一八二章　时空交叉线（）　
一般情形下，大约是这么个套路：

　　　　“老子斩头沥血，出生入死，千辛万苦，将江宁从长毛手中拿了回来——不是老子，你们还不晓得在哪里做孤魂野鬼呢！你们的好日子，是老子拿命换回来的！怎么，只不过是借几两银子，就推三阻四了？他娘的，江宁人都是这么忘恩负义的吗？”

　　　　然后，一边操着湖南的“乡骂”：“嬲你妈妈别！”一边用带鞘的腰刀，“啪啪”拍打着桌面。

　　　　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人敢不掏钱的了。

　　　　再往后，连骂人都懒得骂了，一旦所求未餍，便往内宅闯去：“没钱？老子不信！必定是藏在你老婆裤裆里头了！要不然就是你女儿的裤裆！总不成是你老娘的裤裆？大爷我受累，自个儿去掏摸掏摸！老马屁！”

　　　　真有拦不住，给他一路闯到后罩楼的，主人急了，家丁仆人，喝骂着拎着棍棒围了上来，他便“嘿嘿”一笑，拍拍自己的顶子，低下头，伸过去，“来，你个哈崽，照大爷这里砸！”

　　　　看着他的起花珊瑚暗红顶子，哪个敢真的砸了下去？

　　　　折腾一轮，最后也只好忍气吞声，破财免灾。

　　　　告到官里，只要没伤人，不论江宁府还是江宁藩司，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来没有认真管过——也实在是管不来。

　　　　但终于开始见血了。

　　　　有一次，“借钱”的一边儿嚷嚷着“大爷我自个儿去掏摸掏摸，也不晓是不是滑不溜手”，一边儿往内宅闯去，他是个青金石的暗蓝顶子，没能唬住主人，双方终于动起手来，暗蓝顶子吃了亏，不多时，便领了一大帮子散兵游勇，回转了来，将这户人家砸了个稀巴烂，主人家的小儿子出力拦阻，被打的很惨，头上破了个大洞，几乎性命不保。

　　　　状子递进江宁府，这一回，没法子再当看不见了，江宁知府请示过江宁藩司，江宁藩司再和江宁将军通了气儿，由江宁府出面，将那个暗蓝顶子拘了来，“枷号三日”，同时，准备行文扬州的江督和北京的兵部，革掉他的四品游击衔。

　　　　孰料刚刚将暗蓝顶子推出江宁府衙大门，还没有带到墙根儿呢，那帮子散兵游勇，便呼啸而至，当着江宁府衙役的面儿，打烂枷锁，将暗蓝顶子抢了去，呼啸而去。

　　　　一众衙役，目瞪口呆，却什么法子也没有。

　　　　报到上宪，江宁藩司、江宁将军都被吓到了，生怕激出更大的变故来，都不敢再做进一步的追究，指示江宁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外，原先准备行达江督和兵部、革除暗蓝顶子衔级的公文，也按下来了。

　　　　于是，散兵游勇们的气焰，愈加的嚣张了。

　　　　除了“借钱”，调戏、猥亵妇女的情形，也开始出现了。

　　　　江宁城还算好，江宁府属的溧水县、江浦县、六合县，都先后出现了明火执仗抢劫钱财的事情，虽然劫匪没有戴“大帽子”，可也没有蒙面，不少人都认了出来，所谓劫匪，就是湘军的一班散兵游勇。

　　　　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不论从哪方面考量，散兵游勇的目无法纪，都是绝对不能再放任下去的了，必定要穷究根治，只是，怎么个“穷究根治”法儿呢？

　　　　照曾国藩说的，“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

　　　　曾国藩嘴上这么说，心里大约也确实是这么想的，未必是口不对心，可是，真的可以这么做吗？

　　　　可以自然是可以的，只要杀的人足够多，散兵游勇的气焰，终究是压得下去的。

　　　　在这个过程中，未必不会如江宁藩司、江宁将军顾虑的那样，“激出更大的变故来”，但是，要说湘军余部，真会走去扯旗放炮，终究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目下的中国，已不比原时空，掌握压倒性武力的，是关卓凡和赵景贤的这一边儿。

　　　　问题是——

　　　　赵景贤不晓得，曾国藩也不晓得，关卓凡却是晓得的，原时空，有一个“刺马案”在那里摆着。

　　　　留意一下时间线：

　　　　原时空，同治三年，即一八六四年，湘军克复江宁；同治七年，即一八六八年，马新贻履新两江总督；未足两年，同治九年，即一八七零年，马新贻遇刺。

　　　　本时空，由于关卓凡的介入，同治二年，即一八六三年，湘军克复江宁，较原时空，提前了整整一年；洪绪元年，即一八六八年，赵景贤将赴江宁本任，距江宁克复，将近五年，这个时间点，相当于原时空的同治八年，即一八六九年——正是马新贻和湘军集团的矛盾日趋白热化的时候。

　　　　马新贻对付不法的散兵游勇，就是“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然而，他得到的，是透胸一刀；而且，含恨长逝之后，刺马的幕后主使，逍遥法外，并永远淹没在历史的迷雾之中。

　　　　有人认为，“刺马案”的幕后主使，就是曾国藩本人，关卓凡以为，以曾国藩的为人和彼时持盈保泰的心气，再如何对朝廷和马新贻本人不满，也绝不至于出此下策的。

　　　　但是，“刺马案”一定是有幕后主使的；这个幕后主使，一定是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这两点，却概无异议。

　　　　凶手张文祥，刺马之前，同马新贻既没有任何交集，便不存在任何私怨，因此，一定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是他自己说漏嘴的话——就是说，一定是受人指使的。

　　　　除此之外，张文祥的供词，来来去去，不过一句“我为天下除掉了一个通回乱的叛逆”。

　　　　这自然是厚诬。

　　　　马新贻虽然是回教徒，却是自明初以来的山东土著，且十几代下来，进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