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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6章

乱清-第10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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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谅山一役,土匪截我辎重,我入越大军,后路不靖,“补给线”不绝如缕,这个——“前头的后头”,也乱了!

    这真是……顾此失彼、八面漏风的一个局面啊!

    甚至,咳咳,就说是“危若累卵”,亦不为过啊!

    这场仗,咳咳,我看,悬啊!

    随着“一败再败”、“一乱再乱”,升龙战役之后形成的乐观情绪,逐渐消散,朝野上下,悲观情绪占据了上风。

    台面上,对于“一失沱灢,再失升龙”,朝廷是这样解释的:

    “一失沱灢”——

    “‘钦使护卫团’到沱灢去,目的是‘借道’,即经沱灢走陆路进顺化;因为法国人在沱灢胡作非为,这支部队不能不留了下来,防着法国人进一步乱来;之后,我修‘基隆事件’之怨,沱灢法军,不论海陆,一网打尽,沱灢既然已经没有法军了,‘钦使护卫团’也就没有留在沱灢的必要了,就得照原计划去同顺化的‘钦使’汇合了。”

    “再失升龙”——

    “驻升龙的部队——即参加升龙战役的部队,是应越南国王之请求,进驻升龙‘协防’的;升龙的仗既打完了,自然就要撤了出来。”

    然而,这样的解释,貌似自圆其说,其实木有鸟用,因为,无论如何,改变不了中法宣战之后、法国“越南远征军”即将兵临城下、我军方匆匆“弃城”的事实。

    有人甚至说,不战而去,较血战之后,力不能支,不得不撤退,还要坏!——坏的多!

    哼,守城的将领,本该逮问治罪——甚至军前执法的!就因为“上头有人”,便啥事儿也没有了?

    对于科道的聒噪、坊间的议论,关卓凡只能保持沉默,他没法子公开说:我的“玄谟远算”,其实是“诱敌深入”啊!

    越南的“戊辰政变”,对于中国,其实是“坏事变好事”——由此,越南朝野亲法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钦使以及钦使护卫团进驻禁城,直接掌控幼主,监督朝政,真正将越南中枢控制在手心儿里了。

    戊辰年,即本年——一八六八年。

    可是,“坏事变好事”的好处,也没有法子明说——你不能说,越南目下的局面,等同天朝经已设置了“驻越大臣”啊!

    不然,越南人会咋想?

    日本的事情,虽然已经得到了英国人的帮助,但是,英国人的介入,毕竟是有限度的——只限于“护航”;中国的“援军”登陆之后,就不关英国人的事情了。

    事实上,因为只派了海军,没派陆军,到时候,英国人就有心继续提供支持,亦鞭长莫及了。

    而萨摩藩肯不肯卖英国人的面子,放过中法战争这个推翻幕府的天赐良机,哪个也不晓得——想那萨摩藩,当年可是一言不合,就同英国人大打出手的呀!

    若萨摩藩不顾一切,径行起兵倒幕,单凭两个团的轩军,依旧无法阻止日本生乱乃至大乱。

    毕竟,在日本这件事情上,关卓凡的对手——大久保利通,是他穿越以来,遇到的最强悍的对手之一。

    “南堂”教案,后续种种,也算是“坏事变好事”,但是,这些个“好事”,暂时都不能公开宣扬。

    唯一能够说的,就是折冲樽俎,法国人终于铩羽而退,由“南堂”教案引发的外交战,中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不过,这个“胜利”,也只好点到为止,不宜大肆渲染。

    因为,这件案子,确实“骇人听闻”,确实“开国以来未之有”,而未能阻止此案的发生,相关人等,包括关卓凡在内,都是失职的,因此,就“南堂”教案本身来说,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件“好事”。

    谅山一役,不必说了,不论怎样宣扬我军之英勇,都不能改变整条陆路补给线暴露在敌人威胁之下的事实——目下,我军确实“后路不靖”,补给线确实“不绝如缕”,真真正正,是一件大大的坏事呀!

    事实上,悲观的情绪,不止于市井阛阓,亦不止于普通朝臣,在高层,甚至是在军机处内部,关卓凡都能感觉到某种尽力掩抑的疑惑。

    关卓凡是第一次听到如此乐观的评断——简直,比他自己还要乐观!

    甚至,不止于乐观——赵烈文的话,对“法人”,对“内外宵小”,简直是出以轻蔑了!

    而这些话,当然不仅仅是赵烈文的一己之见,他代表的是曾国藩,他表述的,是曾国藩的意见。

    这——

    这怎不令我心头火热,眼中放光?

    “惠甫,”关卓凡挪了挪身子,形成一个微微前倾的姿态,“请道其详!”

    “是!”

    微微一顿,赵烈文说道,“中堂说,法人之所以‘汹汹’,说到底,是因为不了解我军的真实战力,把北宁当成了八里桥,把山西当成了大沽口!真所谓:不知今夕何夕?”

    “中堂说,他虽然不曾亲自领兵对阵法军,但详考丁巳、戊午、已未、庚申诸役,对法军战力之估计,自认大致准确,不会离谱到哪儿去。”

    丁巳——一八五七年;戊午——一八五八年;已未——一八五九年;庚申——一八六零年。

    “而我军之战力,法人不晓得,他可是晓得的——他参加过轩军的阅兵!轩军战力几何,他是心里有数的!”

    “两相比较,他以为,轩军的战力,绝不在法军之下!”

    “因此,我军怎么可能‘不战而逃’?又何必‘不战而逃’?所谓一弃沱灢、再弃升龙,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此乃王爷欲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灭此朝食罢了!”

    关卓凡不由放声大笑!

    “知我者,涤翁也!”

    *

第十章 百邪全避() 
    关卓凡真正是感慨了!

    参加过轩军阅兵——为腓特烈王储伉俪举办的那次阅兵——的王公重臣,不仅仅曾国藩,还有钟王、文祥、钱鼎铭,钟王不必说了,钱鼎铭是关卓凡的私人,也不必说了,说说文祥吧!

    文祥之所见所闻,与曾国藩无二,但在关卓凡向包括他在内的大军机们详细譬解何以放弃沱灢、升龙之前,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在“诱敌深入”;而在关卓凡譬解之后,几位大军机——包括文祥在内——虽然都表示理解,可是,并没有一个人如曾国藩般,表现出对“诱敌深入”的策略的成功以及对整个战事的完胜抱有坚定的信心。

    关卓凡能够感觉到,政府中枢——其中包括他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多多少少感染了弥漫朝野的悲观情绪。

    “最坚定的支持者”,同“最坚定的信心”,并不能划等号。

    这就是前文说的——“甚至在军机处内部,关卓凡都能感觉到某种尽力掩抑的疑惑”。

    曹毓瑛、许庚身、郭嵩焘有“疑惑”,还是能够理解的。

    曹毓瑛虽是兵部尚书,许庚身虽以“知兵”著名,但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文臣,没有任何行伍经验,这方面,曹、许两位,其实还不如郭嵩焘——郭也是地地道道的文臣,不过,好歹在曾国藩的幕中干过一阵子,勉强算是“曾历戎行”。

    最关键的是,因为前文述及的“潜规则”,曹、许、郭虽同为关卓凡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们同轩军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这方面,曹、许尤其之少,郭嵩焘稍多一些,不过,也只关后勤、资金,不涉军事,因此,他们三人,对于轩军的战力,其实是缺乏感性认识的。

    这个“感性认识”,几个大军机中,惟文祥才有——除了实战,大规模的阅兵、演习,是对一支军队的战力最全面、最直接的检验了。

    另外,文祥不是单纯的文臣,他不但正经练过兵,还正经带过兵、打过仗——神机营为文祥手创,并在其率领下,出关清剿马贼。

    当然,清剿马贼和敉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不可同日而语。

    或许,这就是文、曾之差距所在?

    或许,不好说“差距”——

    说“差异”,或许,更加准确些?

    那么,文、曾之“差异”,又何在呢?

    另外,说归说,曾国藩对于轩军战力的信心,是否真的到了这个份儿上——几乎是“毫无保留”了;对于法国,是否又真的会出之以轻蔑,关卓凡还是“有所保留”的。

    毕竟,仅仅只看了一次阅兵;毕竟,法国是世界公认的第二强国。

    毕竟,不论为人处事,还是领兵作战,“谨慎”,都是曾国藩的最大的特点。

    事实上,关卓凡认为,赵烈文如是说——曾国藩如是说,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修辞手法”——就像曾国藩亲笔信中的“扼腕”、“抵掌”、“击案”、“无以自已”什么的。

    或许,曾国藩对轩军的信心,其实未足十分,但是,八、九分的信心,却一定要将之说成十分甚至十二分。

    这当然不是为了拍关卓凡的马屁——前头说了,“阿谀取容”“闻风希旨”什么的,同曾涤生是扯不上干系的。

    “修辞手法”的目的非常明白:在朝野上下悲观情绪占据上风的情形下,破除愁云惨雾,为关卓凡鼓劲、打气。

    真正是——

    可感,可感!

    还有,曾国藩清清楚楚的点出了“北宁”、“山西”这两个首当法军之必冲的战略要地——

    越南的地理和战局,可不是哪个都搞的明白的,言路上,许多人慷慨激昂,但对越南的实际情形,却是一头雾水,说的话,上的折子,虚头巴脑,不着边际。

    曾国藩一语即切中肯綮,说明:他虽然“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私下底,必扎扎实实的做了许多的关于越南的功课;而其眼光之锐利,判断之精准,更远非一般翰詹科道之可及。

    他对关卓凡的关切、支持、鼓励,不是玩儿虚的,是实实在在的。

    “来,惠甫!”关卓凡一只手举起酒杯,直直的伸了出来,“咱们再浮一白!”

    这是要“碰杯”的意思。

    愈发像“酒友”了!

    赵烈文受宠若惊,双手捧杯,小心翼翼的递了过去。

    关卓凡拿自己的酒杯往赵烈文的酒杯上轻轻一碰,一仰头,干了;然后,向赵烈文亮了一个“照杯”,哈哈一笑。

    赵烈文一气而尽之后,也向关卓凡亮了一个“照杯”。

    “席上”的气氛,愈发不同了!

    “惠甫,请继续吧!”

    “是!”

    顿一顿,赵烈文说道,“至于‘内外宵小’,譬如,日本——”

    再一顿,“中堂说,日本的事情,他是不懂的,本无置喙的资格,只是他以为,只要咱们打败了法国人,余者,不论内外,百邪全避!”

    话说的比较含蓄,不过,言下之意,关卓凡当然是听懂了的。

    曾国藩是劝关卓凡抓住“主要矛盾”,不要在日本的事情上“旁骛”,日本要乱,宁肯先由他乱去,待打赢了法国人,再掉过头去收拾日本,不要在目下的关键时候分心,更不可两线作战。

    也就是说,曾国藩对关卓凡的联英“抗日”,多多少少,是持“保留意见”的。

    避免两线作战,当然是正确的,不过,日本的事情,曾国藩确实“不懂”。

    事实上,除了关卓凡,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就没有一个真正“懂”日本的人——包括日本人自己。

    而关卓凡的“懂”,不是因为聪明睿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穿越者。

    曾国藩一定以为,关卓凡放不开日本,是因为他自个儿在日本的坛坛罐罐太多了,难以割舍,但事实上,这不是关卓凡不能任由日本生乱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幕府一旦倒台,萨摩取而代之,日本极可能上演原时空故事,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国家统一,脱胎换骨,到时候,这个日本,便不复可制了!

    就算“可制”,也不晓得要花多大的气力?

    那份气力,“事倍功半”是不足以形容的,反正,一定远远超过打赢法国人花的气力!

    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叫日本真的乱起来!

    这其中曲折详细,关卓凡无法对赵烈文和曾国藩明言,就说了,他们也不能真正明白、真正相信,他们的印象和理解中,打日本,就是“二次长州征伐”——轩军不过使了五、六成的气力,日本就平服了嘛。

    所以,先敷衍着吧。

    于是,关卓凡郑重的点了点头,“涤翁‘百邪全避’四字,可谓‘题眼’——我受教了!”

    “日本算‘外’,”赵烈文说道,“至于‘内’——”

    顿一顿,笑了一笑,“中堂收到过一封很有趣的信件,他说,奇文共欣赏,不敢独专,要请王爷过目。”

    说罢,又从护书中取出一封信来,站起身,恭恭敬敬的递了过来。

    *

第十一章 国外套路多,老子要回家!() 
    前一段日子,坏消息接踵而至,可谓祸不单行;然而,自打赵烈文转交了曾国藩的亲笔信后,关卓凡的气运,似乎就否极泰来了。

    曾国藩的“输诚”,是一个大大的好消息;第二天,又一个大大的好消息传来了。

    西班牙终于“出事”了!

    前文说过,西班牙、法兰西、普鲁士三方,反复折冲,最终确定,由意大利人来做西班牙的新国王;然而,对于这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要不要伸手去接,意大利人却是犹犹豫豫,始终拿不定准主意。

    对于西班牙馅饼,意大利面——啊,说错了,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二世还是有兴趣的,此公的脾性,约略仿佛拿破仑三世,也是好大喜功一路——毕竟,可以藉此扩大意大利的影响力嘛!

    可是,当事人——他的次子阿梅迪奥王子,却视西班牙王座如荆棘丛。

    阿梅迪奥王子的脾性,迥异于老爹,既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又天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加上冷眼旁观,看的明白,西班牙不但是个是非窝,还是个虎狼窝——

    保王、共和、保守、自由,撕成一团,随时可能大打出手,自己若坐上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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