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工科生-第7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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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万亩？有点多啊。”
“有的原本就是地方露田，百姓抛荒了。”
“丰年抛荒？”
“种地不挣钱，自然就抛荒。”
老张略微了解了一下，居然发现武汉的“版图”，几乎是扩张到了行政版图的极限，直接就摸到了周边的边缘，离捞过界，就差临门一脚。
“居然出现了打工潮？”
时代发展确实是出乎意料，以往武汉商人，其实紧着本地务工人员用，也是够了。但城市扩张十分迅猛，而且这年头的技术能力，又不能让城市往天空发展，自然而然地，就是在平面上不断延伸。
以汉阳为例，原本的汉阳城，城南城北走一遭，快点跑两刻钟就行。但现在，实际意义上的汉阳城，想要城南城北跑个对过，不坐车大概是要半天光景。
小型商家从早期的走街串巷行脚商，很快转型为“社区商贩”。每个“社区”现行服务的商户，往往都是以前需要整个城市到处跑的小货郎。
这种情况还会带来另外一个变化，每增加一个小店，最少要增加一个“员工”。因为最基础的夫妻店，至少也要老婆出来跟着帮忙。
十几年的累积，新生代也逐渐踏上社会，变化自然是更加剧烈。
原本商人并没有意愿去襄樊等“穷乡僻壤”宣传，但为了招工，又或者给官府留下好印象，往往会有商家前往“下县”兴办学校，然后定向招工。
往往入学成员的家庭，都会胆子更大一些，也是这些年在各地抛荒的主力。
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形成打工潮，直到武汉贞观二十四年开始，人口再度爆发，各行业规模再度膨胀。
利润刺激着工商界不得不发生转变，倒逼周边地区农业活动剧烈缩水。
原本就存在着非常隐蔽的“工农业剪刀差”，在此时，就是非常凶悍地区断绝地方小农、中小地主的社会生态。
各地地主并非没有选择反抗，诸如抱团、闹事之类，但武汉官方没有出面，就有各种商人集团勾结地方官僚，官方出命令，商人出钱出任，组成“民团”，直接镇压这些闹事反抗的地方中小地主。
至于大地主？他们中绝大多数巴不得中小地主和农户都去死，而少数的一部分，是精英中的精英，其家族收益，早就从土地产出为主，转型为家族土地为根基，保留其产出存在即可。
通过各种势力的结合，十几年的酝酿，终于产生了“打工潮”。
老张不能说“打工潮”中的这些人是赤贫无产者，他们毕竟还是属于小有产者的，但这种小有产，和无产也就是隔了一层纸，一捅就破，抗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
在唐朝各地针对人口流动还十分严苛的时候，环绕武汉地区，或者说扬子江流域，却大多出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地方政策上也不是不能给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条陈，比如地方州县，可以用“征发民夫”的名义，让本地“民夫”运输粮食去武汉。
至于“民夫”运输粮食去了武汉，归期如何……不作太多要求。
政策非常灵活，基本可以轻松绕过人口自由流动被严格控制的国朝政策。当然也没有人敢挑战基本国策，比如四大流放地，那是万万不能碰的。
“打工者甚多，但也不是消化不了。今年尤其是土木行，用人极多，其中半数打工者，都会去‘湖南’。徐湖南督建路桥数量之巨，堪比长城，只是条件更加艰苦一些，但徐湖南工钱是不拖欠的，工地上被征发的民夫，工期一到，都会选择留下，毕竟接着干就是拿钱。”
“这打工者，可有衙门管理？”
“多个衙署联合，只是也没谁能够拿捏章程，往往都是地方县令一把抓。实在是万一出现‘民变’，就是大事。这几月各地不良人都在加班，基本没有休假之人。”
便衣警察的压力之大，可以想象。毕竟打工潮往往都是乡党抱团，和武汉本地工人阶层是有极大区别的。一旦出现一两个智障一样的商人拖欠工资，或者一两个官吏吃相太过难看……楚地乡党的暴脾气，可比千几百年后的“来信砍”还要酷烈。
两三户人家就敢喊着造反冲击县城……这就是现状。
也不仅仅是现状，秦汉以来都是这德性，军阀对这一块区域那是又爱又恨。爱楚地老乡的暴脾气，也恨这种暴脾气。
“那就新组个衙门，各部门都挑人，择选标准只有一个：胆大心细。”
“是，使君。”
“先挑人，抓紧时间，月内考察完毕就上岗。”
“是。”
官吏选择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专项工作要求的特点，很考验地方官场的深度。比如打工者来源广泛，群体众多，这就要求一线吏员必须掌握多种方言，最少也要能够听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这年头又没有什么普通话，也推广不了官话，这就需要一线办事员的经验丰富，还要见多识广。
除此之外，一线人员要掌握基本的统计技能，因为还要承担一部分“查户口”“查身份证”的职能。
换作别的城市，只怕早就抓瞎，而武汉这么多年的扫盲，加上中小学的成立，新生代大多掌握基本的数学、语文技能。放全国大多数地区，那都是上等英才。而在武汉，体制中属于基本要求。
旧年在沔州、鄂州混饭的老牌官吏，因为武汉的体制特殊性，也不得不逼得自己去继续学习。
每年新增的知识量之大，比他们青少年时代的学的东西多得多得多。
整个武汉官场，要是连柱状图、数据表都看不懂，那大多都是清水衙门等着退休的。
五天不到的时间，江汉观察使府又多了一个叫“外劳办”的办公室。
全称是：外来务工人员管理和保障办公室。
第八十一章 挑战（）
挂在江汉观察使府名下的办公室极多，大多都是府内临时增补的差遣，因为朝廷没有给官帽子，这事儿就只能内部消化。事后如果办公室成员事情办得漂亮，那么张德再问洛阳要官帽子，落实这个差遣。
对想要仕途上有所追求的精英来说，张德这种做法其实相当不错，一个英杰的成色如何，看江湖吹捧没有意义，要看实际业绩。
业绩可能会造假，但在武汉造假的成本，远比在中央朝廷还要高。
“外劳办”的主任是张贞，原本张贞是不愿意去的，这是个苦差事，做得好功劳谈不上多大，油水也基本没什么。能从外来务工人员榨什么油水出来呢？又不能把他们当奴隶卖出去，想要私自收留，胆子比天大才敢这样干。
最大的油水，也无非是赚点劳务中介费，根据不同行业的需求，来择选不同的成员。
工场主挑选工人，那肯定是希望老实听话肯吃苦最好不要工资还倒贴的，至于工人寻摸活路，想的也是东家是个傻叉，白给钱让他每天耍钱逗乐子还配个小娘子暖被窝……
双方需求是冲突的，不可调和的，而“外劳办”，首先就是要解决工人的岗前培训问题。
让外来务工人员，在思维上要达到武汉普遍社会的最低要求。小农对时间的支配方式，是绝对不可能符合工业生产要求的。至于一些奇奇怪怪的乡风习惯，在工场之间，也不可能随随便便。
一个能在田间地头唠嗑，在垄沟田地之间拉野屎的小农，让他明白拉屎撒尿不能在厂房里，需要的过程非常漫长。
似千几百年后能够迅速适应工业化生产活动的农民工，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让某些生物觉得尤为奇葩的中小学日常行为规范，才是真正把《弟子规》等糟粕摁在地上摩擦的无上宝典。
贞观二十四年武汉面对“打工潮”，一线人员的压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绝大多数小农连左右都未必能够分清，当然他们知道自己哪只手拿筷子吃饭，但未必知道自己拿筷子吃饭的那只手是左手还是右手。
他们没有方向这个概念，地理距离的认知，往往是用某棵树某个山头作为座标，然后用走路“一顿饭”“一泡尿”等等事情来加以衡量。
他们也没有时间概念，最精致最有定时思量的事情，大概就是鸡叫多少遍就起来……
武汉现在不少工场区的工人，曾经也是这么过来的。他们从鸡叫三遍起床的模糊时间观念，到半夜十二点准时叫鸡的精准时间观念，改变这一切最少也是三个月。
除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贞观二十四年“打工潮”的外来务工人员，还不存在纪律这个概念，面对工头，既无知又无畏。
毫无疑问，冲突在所难免，对张贞的挑战，也绝非只有这么多。
面对“打工潮”，武汉内部要整合的力量极多，而且根据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武汉也不得不对外借调一些“精悍”人员。
精干人员面对冲突是没有卵用的，只有“精悍”人员，才能镇得住场面。
为此，张德还专门请了薛仁贵的属下过来帮忙，应付三到六个月。府内临时增加的“民团”数量也有三千，治安巡逻的弓手也有一千多，加上原本就有的不良人、警察、白役、府兵等等，针对“打工潮”，武汉内部调剂出了两万多人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治安事件。
诸如汉阳钢铁厂这样的“大型企业”，还从工人中组织了巡逻保安，以防偷鸡摸狗事件出现。
虽说谈不上动员，但整个武汉短短半个月就组织了五万人左右规模的组织团体，也着实吓了不少人一跳。
江西总督府的要员有三分之一是常年要在江夏和汉阳办公的，每年夏季秋季的要紧时候，除了防汛工作，还有夏粮秋粮的征收问题，离开武汉，光靠南昌是玩不转的。
更何况，连续几年增补田亩，加上“化獠为汉”的成效斐然，每年江西总督府多出来的粮食，是要销售出去的，不可能留下来存着。
而能够消化掉这些巨量粮食的地方，整个江西显然只有武汉。
最大的粮食交易市场就在武汉，而眼见着武汉居然出现了“打工潮”，各地政府又没有控制这股“打工潮”，由得小农小地主背井离乡前往武汉，这等于又增加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张嘴。
这一波“打工潮”的劳力数量，其实没有上十万，平均一个县大概也就是千几百人，但因为你这里几百，他那里几千，总量就显得可观。
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目的地很明确，除了武汉哪里都不去。更让房玄龄颇有点心惊胆颤的，是这些人今年来了之后，只要赚到钱，怕不是明年就会拖家带口。就算地方官府严禁拖家带口，但因为他们赚到了钱，回乡之后，乡党一定会让他们带着一起出去。
贞观二十四年的“打工潮”只是小试牛刀罢了，贞观二十五年才是真正的大挑战。
房玄龄担心的不是当下，正如张贞知道这是个苦差事，却不仅仅只是现在苦。
如今出现的“打工潮”，其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但凡能够出几百人上千人前来武汉打工的县，都具备一个特点，都跟武汉联系极为紧密。
这些县大多都有成熟的运行了好几年的商品销售渠道，武汉很多工业品、手工业品能够迅速从这些州县换取原材料或者其它物资，就是因为渠道非常成熟。
而这些渠道的存在，前几年或许看不出有什么，但几年下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也足够让当地和武汉形成沟通。这些渠道就是这些县的窗口，通过窗口，就看到了武汉，可能只是雾里看花，但终究是知道，武汉是个大城市，是“地上魔都”，那里遍地都是钱……
市场和时代推着工人商人去冒险去拼，同样的，小农小地主，同样也会被推着去改变，这种改变可能会有迟滞性，但绝对不会缺席。
面对这种情况，房玄龄当然可以“一刀切”地让地方州县严查人口流动，理由随便找一个，比如发现南朝欲孽等等，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让人口流动大幅度减少。
但毫无疑问，这对江西没有任何好处，对总督府上下也没有任何好处。这么多年下来，房玄龄甚至人口流动的好处，风险固然是有的，但相较收益……风险是朝廷的。
于是乎，房玄龄宁肯从总督府调剂成员前往武汉帮忙，也没有打算摁死这一股前所未有的“打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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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章 不产皮货的皮货地（）
运输夏粮的筹备工作早早开始，只是这几年“粮长”从人人厌憎的身份，逐渐有了点变化。
主要是运粮主力已经从力夫变成了舟船车马，且不说运载能力极强舟船，只说车马，这些年新制大车的运力相当惊人，而骡马在整个扬子江流域，都是每年大幅增加。并非只有“湖南”和辽东在疯狂修路，在改制“湖北”之前，江淮道就修了三条联通武汉的“大道”。
最有名的，就是武汉北上的直道，直接贯穿安州申州，联通豫州。石龙山之后过三关，更是在申州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交通枢纽”。
原本一条淮河横亘其上，是旧时江淮道和河南道的天然分界线，但随着武汉材料工艺以及工程技术的提升，申州前往河南的方式，通过悬索桥，彻底解决。
也因此，朝廷在这里不但把军府升格，还增加了两个津口大使。
因为是个小型的“交通枢纽”，人马牲口走路终归是要休息的，恰好距离就在淮南，颇有点自发形成的意思。地方热闹之后，带来的不仅仅是旅客，还有先进的技术。
除了土木工程营造法式等等技术，还有农业技术。
整个申州在十年中，开发梯田总量接近二十万亩，山区塘坝沟渠总数量逾千。大量隐户、逃户，也从山区走出，重新回归文明社会。
在这里，旧时江淮道入京的痕迹逐渐抹去，那些从痕迹上发展而来的市镇，规模远远超过了十年前人们的想象。
“大人，过河就是钟山，可要直接去州府？”
“就在钟山吧。”
“大道”上，已经能够看到为夏粮作准备的队伍，这些队伍来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