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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5章

唐朝工科生-第5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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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读书不能做官,那就是“风流薮泽”之地买醉,或是写诗狂喷朝政,或是被反喷“且填词去”,总归“前程”是万万没有的。

    至于那点“风流薄幸名”,有个屁用?人死鸟朝天,那点微薄名声能烧到九泉去不成?

    房玄龄所思所谋,也是长久的,虽是取巧,可要说拿来收买“师范生”,绰绰有余。

    “只是长远来看,要紧处弊端有二。其一,风闻之下,云集‘豫章师范学院’者,必定不计其数,会被掺多少沙子,自不必我多加赘言;其二,房相在江西时,礼部自不敢伸手,不过长此以往,学院早晚为礼部的自留地,入此学院者,多为‘借鸡生蛋’,空耗我等心血。”

    一旁长孙无忌听了,连连点头,这种情况不是说有可能发生,而是铁定发生。从礼部可以当下拿到好处,但学院建设持续投入,都是消耗江西内部的资源。

    到时候耗不起了,想要裁撤,不过是平白给人翻白眼狂喷,绝对是吃力不讨好。

    “若是江西自持,怕是有些艰巨。”

    “无妨的。”

    张德淡定地说道。

    “噢?”

    房玄龄有些讶异。

    “房相比照武汉就是了,武汉一地,不管江夏、汉阳,官吏数量较之长安、洛阳,如何?”

    听了张德这么一反问,房玄龄立刻反应过来,顿时道:“不错,若比照武汉,‘豫章郡’之地,做个‘小武汉’还是做得。到时官吏空缺,总归是多的。”

    “房相既为江西总督,上禀朝廷增补官吏缺额就是。武汉一个市令、局正,管辖人员之多,堪比上县县令。如江夏令、汉阳令,也不过时品级比不上万年令、长安令罢了,若论实务,胜出五六倍都不止。”

    “在理。”

    房玄龄立刻下了决定,“如此,老夫就奏疏皇帝,让这‘豫章师范学院’,划为江西总督府直属。”

第四十九章 挥毫泼墨() 
    作为帝国巨头四大天王之一,房乔的影响力,不是一般官僚可以短时间内比肩的。即便是有地方世族的支持,顶天也就是温彦博这个层级,说到底,候补天王的意思,就还不是天王。

    典型的一点,天下诸道各州刺史、长史,其财政权、人事权的权力,做官做到死,也不可能像房乔这样挥洒自如。

    房玄龄说要总督府置省内“钱库司”,那省内有司就成立了,一干要员从长安、洛阳、武汉或借或调,横竖不超过一个月,就搭起了架子。环彭蠡湖的“调研”忙归忙,也死了人,但摸底的前期工作房玄龄要说做,就没人说这不行那不行来推诿。

    谁推诿就查谁,房乔做“黜置大使”的时候,这帮地方土鳖连开元通宝都还没见过呢。

    省内总督府新旧空缺放在那里,房乔的底气也是相当足的。“钱库司”作为江西省财政厅,对整个江西是“一揽子”统筹,当然了,因为江汉观察使府的存在,就刨除了武汉。

    钱怎么来?

    房玄龄也不含糊,作为尚书左仆射,连“跑部钱进”都不会,他还混个屁?再说了,也不需要他去跑。

    他房玄龄这张脸往弘文阁一放,难道就不值个百几十万贯?

    弘文阁“闻弦知雅意”,也没有废话,上禀辽东,皇帝行在就传来消息:江西草创,税赋自当酌情减免。

    收到皇帝传回来的消息,弘文阁一干老秘书就琢磨了:这他妈啥意思?

    好在魏王殿下身边不都是废物,几经揣测,心想大概是皇帝老子允许房相可以多截留点江西的税赋?

    贞观朝的税赋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分水岭就是“伊予铜山”正式出口铜锭进入中国,基本上解决了京洛、淮扬、苏杭的“钱荒”。于是这些地区缴纳税赋,也逐渐从实物税变成了折算银钱。

    当然对李董来说,苏杭这地界并没有执行严厉,因为暂时不属于他的基本盘。中原地区,李董是非常强硬地推动“货币化”。银钱在手多方便啊,粮食仅仅是为了维持常平仓,诸道往往在籴粜之间,贴个两三文钱一斗总是要的。

    若非要“维稳”,鬼才愿意贴钱进去。

    就为这个,还要坚决打击“豪强”,防止“发国难财”的大户们煽动民变,可以说是相当的得罪人。

    除了李董的核心地区,不仅仅是房玄龄所在的江西,基本上其余地方,李董都是愿意放一放手,一般都是“因循旧例”,这个旧例,往往都是隋朝时期的故事。

    这也是为什么武德朝的律令,基本就是隋朝的改了个名字。

    连户籍统计,整个武德朝都没有做过,关中都没有统计,更不要说全国。当然这跟当时天下新定,山东世族把持中原,有很大的关系,但执行力上不得不说,颇有划水胡混的嫌疑。

    于是房玄龄要弄点钱在总督府机动,李皇帝是允许的,横竖这年头也不可能是房玄龄来起头造反,再一个,总督府也不涉及到军事。

    更何况就这年头江西的道路,就算有人造反,能不能一个月内出一州之地,还特么两说呢。

    房玄龄就算要造反,也得等他“钱库司”把钱存起来修了路之后,再去多说。

    所以房玄龄在江西的“钱库司”一个进项,就确定了下来,只是到底要截留多少,还有待商榷。

    实际上房玄龄在现钱上,并没有指望税赋,江西是从整个江南道拆分出来的,没有整饬河道、沼泽、山地之前,就是典型的穷横。饶是“豫章郡”这样的鱼米之乡,一到发大水,那当真是到处都是鱼在稻田里吃米,全他妈给淹了。

    按照有司统计来看,河堤、湖堤、江堤总里程少说要五六千里才能保证不出大的水患。就这,还得从武汉借调测绘狗,否则还得走弯路,两条腿走能走到什么时候去?

    但实物税在这时候的江西,还是相当有用的,“民以食为天”,吃是头等大事,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要吃饭。

    豫章师范学院筹办,要紧的地方也是吃,教员、学生的吃管好了,就算是成了一半的事情。剩下的,发扬一下精神,号召一下动力,咬咬牙对付个三五月,不成问题。

    真正的现钱来源,有两个,一是问江西地方的土豪“借”,这个“借”倒也不是厚颜无耻的抢劫,而是凭借总督府的权威,在“豫章郡”设立新市,这些个市镇,都是和武汉对接的,一应资源,都可以让武汉承销。

    二是总督府问武汉“借”,这个就是之前修桥铺路修堤开渠的路数,拿“过路费”充抵工程费用之后。各运河、关卡处的津口、市镇地皮,直接卖给武汉人。当然江西老表也可以买,只要肯掏钱,谁还管钱是谁的?

    赣水是直通彭蠡湖也就是后世鄱阳湖的,隔湖相望,都昌县所设船务学堂也不是没人知道,所以江西总督府“卖地”的那些地到底好不好,有点见识的都琢磨着筹钱做个二道贩子。

    而且因为总督府统筹,什么地方能卖,什么地方不能卖,基本就是房玄龄说了算,别人想要卖给武汉人,武汉也没谁有那个胆子跑来拆台。

    有心找淮扬、苏杭的,人都不愿意来江西,他们何来把握千里迢迢买地还能攥住了发家致富?

    兜兜转还是要找总督府求房玄龄“指点迷津”,连狗都知道,武汉那边只认房玄龄,其余本地老表,一干不认。

    因为武汉的鼎力支持,房玄龄在江西镇压坐地户可谓“大杀特杀”“几无一合对手”,贞观十九年秋冬交际的光景,总督府的威权算是彻底建立,总督府说要疏浚余水入湖段河道,余干县全体上下表示全力支持,争取大干五百天,增加稻田四十万亩。

    总督府说要修一条南昌到建昌的弛道,两地百姓交口称赞,表示“要想富,先修路”“响应总督号召,发扬劳动热情”。

    至于像丰城县这种总督府还没有说什么,就主动开始邀请工程队进驻勘察的地方,一时为“江西楷模,赣水表率”,总督府为此特别表示,豫章师范学院可以多给丰城县几个招生名额。

    跟房玄龄家二公子“交情莫逆”的宣州一把手颜籀颜老汉,在看到房玄龄半年不到就把江西各地刺头梳理的服服帖帖,也是叹为观止,不得不承认,能混成四大天王的猛人,从来没有浪得虚名的。

    而房玄龄一手拿着钱袋子,一手拿着官帽子,也不是说就万事大吉。对于来年的官员考绩,总督府针对环彭蠡湖,评定标准就一个:里程。

    江堤、湖堤、河堤、沟渠、运河……

    验收里程达标,官帽子不缺,钱袋子敞开。而这个考绩标准,也不是随便就定下来的,农耕时代的水利设施优劣,直接就决定了粮食产量大部分行情。

    有没有都江堰,有没有郑国渠,有没有刊沟,对这些水利工程所在地而言,就是天壤之别。

    想要从“泽陂遍布”进化成“鱼米之乡”,给工业时代的化肥无上限供应,除了造成水污染,没有任何意义。

    但水利工程水利设施的完善,却能够让粮食增产翻一番翻两番,按照总督府长久以来的勘察,倘若环彭蠡湖“治水”“治山”妥帖,田亩增加的数量,再养活个五六百万人毫无压力。

    在这样的数据支撑下,房玄龄如何不心动?

    千几百年后,人们提到彭蠡湖或者鄱阳湖成为“鱼米之乡”的首功,怕不是早就在彭蠡湖给房玄龄立个石像,让后世子孙前来祭拜。

    至于名声之外,仅仅是二三年之后的收益,一亩地哪怕就算一石,一百万亩就是一百万石,而这里,又何止是一百万亩!

第五十章 功绩() 
    因为山区的缘故,江西各地上马的路桥工程,如果勾连起来,其俯视图,就是一个大大的圆环。

    从江夏出发,过武昌、永兴然后跨水至浔阳。而江州有准备修建一条从浔阳出发,南下抵临彭蠡湖西岸码头的弛道,这个地界,是洪州和江州的交界处,建昌县在宫亭湖,也就是彭蠡湖西南水域是有了一个码头的。

    建昌县现在正在拓宽的一条水道,就是从建昌出发,直入彭蠡湖,而不是并入赣水。

    如此规划的好处,是避免小船过彭蠡湖进入扬子江的湖口时翻船。和洞庭湖比起来,彭蠡湖的湖口着实风险不小,大沙船还好,小型民船稍有不慎,在这里葬身鱼腹不过是寻常事情。

    再从建昌出发,一路向南,抵达赣水之后,就和南昌隔着赣水相望。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条沿江、沿湖的弛道。按照房玄龄的预计,如此最少还能再增加几个中转市镇,假以时日,等到彭蠡湖的环湖粮食产出增加,这些市镇提升为县,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江西总督福统筹规划的一条中段弛道,是为了联通长沙。取了旧时渝水并行的官道,南昌至丰城之后,就沿着赣水逆流而上,在淦水和渝水的交汇处,稍微麻烦一点的,就是如何修筑一座跨水大桥。

    此地修桥的难度反而不高,难得的是如何拓宽贯穿袁州的那条旧时官道。这条官道和渝水并行,自淦水交汇处出发,过新渝、宜春、萍乡,到萍乡县时,已经可以顺漉水直下,直抵醴陵。

    原本长沙联络醴陵,主要还是靠湘水,修路的主观意愿,因为武汉的缘故,是逐年增强的。

    但又因为湘潭艰苦,潭州想要自己修一条弛道出来,难度不小。后来因为蒲圻县兴发起来,促成了岳州和鄂州的“汉岳弛道”,这就让长沙官方和民间,都有了动力。只是这个动力,主要还是修建巴陵到长沙的一条弛道。

    等到房玄龄总督江西诸事,行省内部统筹管理起来,醴陵这个原本爹不亲娘不爱的地界,才算是摆上了议程。

    只是几经勘察过后,醴陵县本身是不堪大用的,反而醴陵县所辖漉水戍,也叫渌口戍的津口,在统筹规划下,就显得相当重要。

    弛道一旦成功,这地界就成了湘潭前往南昌的要道门户,又是湘南前往长沙的必经之路,即便从军事角度来看,也是湘潭大地上的“定海神针”。不管是长沙还是南昌的府兵,要前往湘南平叛,脚程不知道省了多少。

    而且此地因为河流汇聚的缘故,形成了两个较大的河湾,可是苦于一直没有疏浚治理,大片土地基本都是沼泽或者芦苇荡。但实际情况却是出人意料的,按照估计,这两个河湾要是治理得当,仅仅是田亩产出,按照最低的一亩一石来计算,养活三百万人口不成问题。

    整个地区就是典型的“未开发”,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即便到了贞观朝,连长沙大部分地区都没有整理干净,哪有余力去兼顾这种地方?

    加上疫病丛生,又有诸苗在其中活动,历朝历代也多是重点经营长沙,然后在河湾处设立戍堡、军镇,至多在醴陵多驻扎些军士防备獠人叛乱,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

    想要大动作,没有统治者下决心,别说财政会拖垮,仅仅是如何解决土蛮冲突,就足够让人头疼无比。

    但如今江西有房玄龄主持大局,不管是他个人还是说受武汉“蛊惑”多年的各州县,主观意愿是强烈的。谁也不是天生贱命,喜欢穷横下去。倘使水陆交通能够彻底把洞庭湖和彭蠡湖连接起来,整个地区不说别的,仅仅是粮食产出,就足够供应整个贞观朝的全国人口。

    只不过这一切都是最理想的状态,实际上要面对的难题,太多太复杂,很多时候房玄龄也不过是通过“快刀斩乱麻”“快速发展掩盖矛盾”的方式来连拖带拽地冲过去。

    这一切的“冒险”,从回报率上来看,实在是丰厚无比。甚至那些喜好土地兼并的土豪,会在一瞬间就被撑死,太多的田地会“凭空”冒出来,“地多人少”都不足以形容其万一。

    如果还秉承老旧的农耕方式,除了被抽空手上掌握的劳力,最终也不过是“望田兴叹”,然后被彻底地碾过去,跟田里的肥料一样,溷做一团。

    房玄龄的做法,其实跟李董在其“基本盘”的做法是一样的,依然是“重点开发”“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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