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第3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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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作用都没有，炮台上的两门三百毫米以上的巨炮在发射的三十多发炮弹中有一发正好落在了澳大利亚号战列舰的舰桥，索性没有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当然最重要的是徐卫在战争开始之前就转移到了安全的大后方。
没有了炮台的阻碍，日军路面部队自然无法对登陆造成太大的困难，随后那十艘坦克登陆舰便在军舰的掩护下向横须贺港口周围的滩涂行驶。
在半个多小时的炮战中，横须贺镇守府司令官吉松茂太郎已经从刚才的匆忙中恢复了过来，他非常明白自己手中的兵力以及港口炮台的不堪。随后他一边向东京发求援的电报，一边组织镇守府的守备部队在港口外的滩涂上设防，组织接下来登陆事件。
在前世，登陆舰得到大力发展是在二战期间。在一战之前登陆作战主要使用传统船只，但是1915年灾难性的加利波利登陆表明传统船只已经不适合用于近代登陆作战的要求，特别是机枪被大量装备以后。
一般认为登陆舰艇的最初形态是俄国黑海舰队1916年使用的称作埃尔皮迪福尔的船只。这是一种平底货船，吃水很浅。排水量在一百到一千三百吨之间，适于运送部队抵达海滩实施登陆作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英美两国曾改装和建造了一批与其类似的登陆艇，排水量在一百吨到五百吨之间，艇上装备机枪或小口径舰炮，艇艏开有舱门，便于人员和车辆下船登陆，这就是最早的登陆艇。
坦克登陆舰用于运载坦克、车辆等重型武器装备及登陆兵到岸滩直接登陆的登陆作战舰艇，按排水量、运载能力与续航力大小，分为大型坦克登陆舰和中型坦克登陆舰。
大型坦克登陆舰，满载排水量两千到一万吨之间，能装十几二十辆坦克或者数百到上千登陆士兵，装备有舰炮和远程防御系统，用于自卫、防空和登陆火力支援，续航力在三千海里以上，是实施远程由岸到岸登陆作战的重要舰种之一。
中型坦克登陆舰，满载排水量六百到两千吨之间，能装坦克数辆或一两百名登陆士兵，续航力一千海里以上，可抵近海滩和在浅水区航行，适用于近程由岸到岸登陆，还可用于近海水域布雷。
徐卫在上一次战争之后就考虑到登陆日本作战，于是便让造船厂设计生产出了这种排水量为两千吨的坦克登陆舰。
在坦克登陆舰慢慢地驶进海滩的时候，军港周围布满了守备旅的士兵，不过这些士兵在面对向他们不断靠近的坦克登陆舰的时候显得非常慌张，不断地用步兵炮和步枪向登陆舰射击，以阻止登陆舰继续向滩涂靠近。
可惜现在的徐卫还在后方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如果他现在看到这一幕肯定会感觉非常的好笑，这真可谓是蚍蜉撼大树，用步兵炮和步枪射击钢铁组成的登陆舰能起到什么作用，再说了几千米的距离步枪怎么能够打到战舰上。
横须贺的守备旅以前全部都是海军士兵，在军舰方面这些士兵要比普通的陆军士兵懂得多得多，这正是因为懂得更多才会对这种装备了小口径速射炮的大型军舰产生更大的恐惧，在他们贫乏的见识中从没有见过这么一种可以开到近海海滩上的大型军舰。
在日军的注视下，十艘坦克登陆舰巨大的船头慢慢地靠近海滩，在接近岸边的地方停了下来以后直接从船头裂开一条大缝隙，开始慢慢往两侧打开，一个巨大的洞口露了出来，然后从这个洞口中铺设出一条由升降板构成的钢铁道路直通海岸。
“突突突……”首先从坦克登陆舰出来是一辆坦克车，随后坦克一边驶向海滩，一边将自己的炮口对准岸边的日军，紧接着又连续不断的从坦克登陆舰船头驶出四艘坦克，也跟在第一艘坦克后面将炮口对准了日军阵地。
五十艘坦克在并不太宽阔的海滩上排了上千米，在不断的行驶下连续向海滩上的日军开炮，不过几炮下来就将日军当面的步兵炮打到天上，而徐卫的坦克不同于日军的小豆坦克，日军配备的重机枪根本打不穿。
坦克除了装备发射速度比较慢的坦克炮，自然还有设计速度非常快的机枪，不过这种机枪并不是装在坦克塔顶上的那种防空机枪，而是内置在坦克内部比较安全的航向机枪和并列机枪。
航向机枪就是安装在驾驶室、由驾驶员操纵进行射击的机枪，也称为前机枪，不过后世的在坦克设计方面感觉这个设计没有多大的用途，在以后的设计中被直接取消了。
至于并列机枪则是安装在坦克火炮旁边的小口径机枪，又叫同步机枪或同轴机枪，这种机枪一般的安装位置是与主炮在炮塔上平行或是在坦克正面装甲上有一个球形炮塔，而一般的坦克装备两挺并列机枪，所以一般是上述的两个地方均安装一挺。
这种武器在战争中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可以大大加强坦克对轻型目标的反应能力，节省主炮弹药，加强坦克近战时反步兵的能力等。（未完待续。）
第四百二十六章 孟什维克（）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最早独立的十二个省中有十个省的咨议局都担当了发动与组织的角色，其实清王朝半壁江山的变色与革命派没有直接关系，左右各省咨议局的立宪派士绅阶层才是促成辛亥革命的主要政治力量。
作为在野少数派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或曰革命党的点火播种作用在立宪派士绅阶层领导和推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基础上终成燎原之火，正是革命党和立宪派士绅阶层双方的联合，摧毁了清王朝的皇权统治。
可以说，清末新政、立宪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是清政府、立宪派士绅阶层、革命党三方不断对抗、联合、分离的博弈产物。
三方政治势力中，清政府与革命党的实力悬殊，以至于革命党不得不以暗杀等恐怖手段与硕大无朋的清政府进行不对称对抗，显然在三方博弈中立宪派士绅阶层的政治取向又决定了新政和革命的成败。
自1840年清政府被英国打败之后，痛感国势衰败的清朝统治者便自觉不逢觉得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此后的70年时间里清政府，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不小实效。
洋务新政的主旨是富国强兵，使中国短时间内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为清政府之的一系列改革积累丰富的物质基础，但清政府却被这此傲世天下经济成绩，遮盖了双眼，放缓了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步伐。
从某种角度上说，稍晚发生的甲午战争、庚子之变，与其说是对清政府之前改革的否定。倒不如说是催化了清政府的新政改革，自此清末新政开始从经改走向政改，虽然这种进步与觉醒依然是被动的、迟到的，而清政府幡然醒悟之后，为了自救而进行的政改又催生了以立宪派面目示人的新型士绅阶层的出现与觉醒，导致了立宪运动的出现。
新政是清政府自己推行的改革。大致包括从体制内各项改革到体制本身改革即预备立宪的两个阶段，立宪运动则是立宪派士绅阶层领导的宪政改革运动，虽然其兴衰起落与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二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大体而言，代表士绅阶层利益的立宪派士绅阶层总是走在清政府的前面，在推动立宪详运动的同时，也推动了清政府的新政进入政治改革阶段，而清政府以新政之名而进行的政改总是在自觉与不自觉地被立宪派士绅阶层牵引前进。
在庚子事变中逃亡西安的清政府于内外交困之中被迫发布新政改革上谕，从此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
在清政府新政改革的过程中。科举制度的废除，断绝了传统士人的晋升阶梯，不少旧士绅转向新式教育，新式学堂的骤兴与留学风潮的高涨，为他们开辟了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便利渠道，旧士绅由此开始向近代新式知识分子转化。
在这些正在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士绅中，又有不少人积极投身于兴办工商实业的热潮中，而成为近代新式商人与实业家。
就这样形成了一个相当数量的绅商群体。这个群体在取得一定的经济地位之后，便很自然地开始谋求政治上的发展。立宪政治是他们的理想追求，而所谓立宪派实际上就是绅商群体的政治代言人，是作为中国历代统治基石的传统士绅阶层的进化模式，具有天然的左右国家政治走向的强大属性。
与此同时，经过戊戌变法的思想洗礼和庚子之变国难磨砺的清政府体制内人士，也逐步意识以宪政改革为核心的新政势在必行。视新政为巩固皇权，永保社稷的灵丹妙药。
五大臣出洋考察列国宪政，归国之后，在回答慈禧的询问时，明确主张立宪。效法日本，大臣戴鸿慈、端方不仅当面告诉慈禧立宪利国利民，而且联名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提出宪政变革的初步方案。
一时间，在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之下，立宪思想陡然成为潮流，立宪派也就在此立宪思潮滚动的过程中成为一个颇具社会影响的政治派别。
在立宪派士绅阶层成为清末重要的政治势力之后，觉醒的新型士绅们便以立宪运动为口舌，大力鼓吹立宪思潮，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在推动了清政府进行预备立宪的同时，竭力维护自身的权益。
对于体制内一般的各项改革，立宪派士绅阶层与清政府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分歧，他们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在宪政改革方面。
清政府与立宪派士绅阶层虽然都主张君主立宪，但是清政府选择了日本模式，而立宪派士绅阶层则更倾向于英国模式。
在清政府看来日式立宪模式，皇帝的权威至高无上，内阁对皇帝负责，议会由皇帝控制，宪法由皇帝钦定，其基本精神是君权至上，更有利于维护清政府的利益。
立宪派士绅阶层所中意的英式立宪模式，虽然承认君主的权威合法性，但是主张对君主的权力予以应有的限制，内阁只对国会负责而不对君主负责，宪法由内阁与国会协定，即由政府起草，交议院协赞。
立宪派士绅阶层认为，内阁与国会是宪政的根本，立宪派士绅阶层是要以国会与内阁来削弱君权，以实现自己参与国家政权的愿望，维护和扩展自己所代表的新型士绅的权益。
清政府与立宪派士绅阶层士绅为了各自的权力与利益而选择了不同的立宪模式，双方的矛盾冲突终归是难免的，所以清末新政和立宪的政治体制之争最终化约为权利之争。
清政府与立宪派士绅阶层都认同新政和立宪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宪法政治，但在以何种国家结构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的、不可调和的分歧。
简而言之，清政府认为中央集权更有利于宪法政治的实施，有利于其主导的改革的进行与深化，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立宪派士绅阶层则主张地方自治的国家结构。认为地方自治才是宪法政治实行和改革继续深入的保障。
暂时放下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优劣与两者谁更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不论，可以看出，与清政府与立宪派士绅阶层在立宪模式的争执一样，双方在不同的国家结构取舍上，同样是为了各自的权力与利益，同样是权利之争。
在这一系列的权利之争。清政府和以立宪派士绅阶层为代表的新型士绅们几乎同时发现，在全新的宪法政治下，清政府所代表的皇权与立宪派士绅阶层所代表绅权可以抛弃对方，清政府通过中央集权政策的执行，可以将新教育、新官制等新体制下所培育出的新型知识分子代替旧的官僚体系，甚至有可能结束权不下县的封建国家结构怪圈，进一步收回原本属于士绅们的诸多特权。
而立宪派士绅阶层通过曾经为清政府所推动的地方自治，掌握了一些权力，使士绅们的社会影响增强。成为对政府权威的强有力的制衡力量，并借助这种力量为自身所在的阶层牟取利益的最大化。
当聪明起来的清政府发现以立宪派的面目活跃于新式政坛的新型士绅成为肘制其施政的政治势力之后，便更加紧了实现中央集权的步伐，其中最为具体的表现就是进一步军权把持。
摄政王载沣上台之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刀阔斧地进了军事改革，改组军事机构，以军咨处、陆军部、海军处等组织。将军权一步步从地方督抚手中集中到中央的陆军部，再由陆军部集中到以自己为核心的皇族亲贵手中。
载沣所代表的清政府的目的就是要将军权牢牢地掌握在清政府的手中。以期形成对实力不断增张的立宪派士绅政治势力的反制衡，通过刚性维稳，将新政改革和立宪运动的进程控制成自己手中，用军队为新政和立宪向更有利于自身的方向推进保驾护航。
然而，满清政府和立宪派士绅阶层背道而驰的利益追求让双方在国家的政治改革中越走越远，然而面对强大的满清政府。立宪派士绅阶层在欲求不满的情况下果断抛弃他们的统治者，与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联合在了一起。
可以说，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一方面是袁世凯的纵容，另一方面则是立宪派士绅阶层的倒戈，也正是因为士绅阶层的倒戈使得满清政府在地方上的统治在不足十天的时间轰然倒塌。但成也萧何败萧何，最终夺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也是袁世凯和这些士绅阶层。
就目前中国而言，士绅阶层占有了中国绝大多数的资源，而这些人除了极少数拥有爱国情操之外，大多数都是贪婪无度、自私自利的人，他们一方面在上层社会争权夺利，另一方面用从上层社会争取到的权利残酷剥削下层人民。
对于这次的长沙抢粮风潮，徐卫给他的父亲在电报中说了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决不能对这些士绅阶层妥协，满清政府固然是一帮子自私自利的寄生虫，但是这些新兴的立宪派士绅阶层也不是什么好鸟，决计是不容与任何统治者的。
“诸位不用在我这里哭穷，我手里有一张单子，主要是对各位家中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