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第3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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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南本州岛其实已经处于一片战火之中，反对维新政府横征暴敛的反抗军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攻破任何一座城市，但却取到了近半农村地区的实际统治权，听闻此种战术的徐卫甚至一度以为太祖他老人家也重生到了这个世界。
为了扑灭各处的战火，维新政府不仅消减了沿海各港口的守军数量，还将京都府内的精锐部队抽调一空，在执政政府军如神兵天降般到达京都城的时候，城内外只有四个守备旅团的兵力，最为要命的是这四个守备旅团连重机枪和轻型步兵炮都都没有装备，唯一的武器则是村田二十二式步枪。
就目前而言，日本维新政府所装备的最好步枪为1907年定型生产的三八式步枪，不过这种步枪受产量限制只装备到了常备师团，再次一等的则是1897年定型生产的三十年式步枪，在中国它被称为金钩步枪，这种步枪虽然被主力部队淘汰，却依然是后方守备部队的主力，至于村田二十二式步枪1889年定型生产的小口径步枪，相比于前面的两种步枪可以算得上是老古董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执政政府军，已经垂暮老矣的明治天皇立即下达了玉碎的诏书，诏书命令全京都城，乃至全国的国民武装起来共同反抗华人的侵略，在诏书中他第一次没有使用“支那”这个含有浓浓蔑意的词汇。
自迁都京都府以来，明治天皇的身体就一日不如一日，一天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实在床榻之上度过的。真正掌控政府军政大权的则是内阁首相西园寺公望和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
西园寺公望是伊藤博文的学生，之前受伊藤博文的举荐先后担任了枢密院议长和立宪政友会总裁，从而一手把西园寺公望推到了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成为了伊藤博文对抗山县有朋的一把利刃。
不过。自从伊藤博文被徐卫囚禁在朝鲜之后，山县有朋便成了日本军政界的头号巨头，简直可以说是一手遮天，经常以元老身分操纵政界，而唯一能够与他扳一扳手腕的只有受到明治天皇偏袒的西园寺公望。
西园寺公望早年留学法国。受法国大革命思想的影响算得上是日本民主界的先锋，再加上常年受伊藤博文的影响，在施政方面比较偏向温和，反对山县有朋等人的冒险主义，对军国主义思想和武士道思想非常的抵触。
自从维新政府迁都到京都府以来，山县有朋和西园寺公望有感于国难当头，于是都放缓了政治方面的倾轧，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华人军队，不过这种相互妥协只能算得上是暂时的，事情一旦有所好转。或者更一步恶化都能打破这种平衡。
敦贺防线的全线崩溃便是打破这种平衡的导欸火索，面对突然而至的军队两人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其中山县有朋希望利用仅有的四个守备旅团的兵力掩护皇室和政府机构继续向南撤离，甚至可以扯到九州岛或者四国岛上，而西园寺公望则更期望用四个守备旅团的兵力减缓敌军的进攻步伐，命令各地的军队火速回防京都府，同时派出使者与东京的执政政府和谈。
西园寺公望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山县有朋还没听完他的解释就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所谓的抵抗和和谈都是骗人的鬼话，他所提出的一切只是掩饰其唯一的一个目的。那就是向对面的执政政府投降。
西园寺公望之所以有投降的倾向其功劳要归功于一人，他就是被任命为陆军大臣秘书的藤田俊雄，藤田俊雄利用岳父石本新六的便利在第一时间知道了木越安纲在敦贺防线防守失败的消息，近三十万军队损失殆尽。于是他连夜拜会了西园寺公望。
藤田俊雄不是苏秦张仪，仅凭一张嘴空口白话自然不可能说动西园寺公望向执政政府投诚，他手中有一封徐卫在两个月前就派人秘密送到他手中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徐卫写给西园寺公望的亲笔信。
在信中，徐卫向西园寺公望简单叙述了他的老师伊藤博文的近况，并且简述了对伊藤博文和西园寺公望的爱才之心。并且坦言执政政府政务院副院长的职位已经为他虚位以待，至于他的老师伊藤博文则被徐卫留在身边担任顾问。
为了打消西园寺公望的顾虑，徐卫在信中告诉西园寺公望，自己的志向并不在日本诸岛，或者是朝鲜半岛，而是西面更广阔的大陆，以后日本内政将效仿朝鲜交于执政政府的政务院全权处理，而他这个政务院副院长则是为了牵制日益膨胀外戚井上武而准备的。
西园寺公望受法国思想影响深远，并没有太深的忠君思想，在一面是流亡，甚至是死亡，另一边则是继续高官厚禄的选择中，他的内心开始出现了一丝犹豫，不过他还是命人将藤田俊雄收押监禁，并且命人严刑拷打，企图审讯处徐卫在京都府的间谍网络。
在西园寺公望想来，执政政府军队纵然击败了木越安纲的三十万守军，也定然是损失惨重，想要继续进攻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而他则可以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重新招募军队组织新的防线，他不求这条防线能够将真正的挡住徐卫军队的进攻，更多的是要将这条防线当做谈判的筹码，到那时候一个藤田俊雄就无足轻重了，而现在他却可以用藤田俊雄的血从明治天皇手中换取更多的权利。
西园寺公望的想法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是残酷的，执政政府军队并没有如同他想象中的那样伤筋动骨，反而在敦贺防线告破的第二天便一路畅通进入京都府，如果不是京都府内的驻军及时切断了铁路，执政政府军队甚至有可能直接开进市区。
在得到执政政府军队开进京都府的消息后，西园寺公望彻底慌乱了，他第一时间并不是召集内阁成员商讨处理办法，也不是命令军队抵御执政政府军队的进攻，而是飞速的跑到关押藤田俊雄的监狱，将早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藤田俊雄放了出来。
为了让藤田俊雄招供，监狱内的审讯人员对他实施了包括“电欸刑”在内的十几种刑讯手法，不过依然没有从他的口中问出只字片语，当西园寺公望将他从狱中请出来的时候他全身上下除了头部已经没有任何一处完整的地方，而他本人也处于意识模糊的状态。
西园寺公望在昨天晚上抓捕藤田俊雄的动静闹得非常的大，几乎惊动了维新政府整个高层，作为陆军大臣的石本新六自然也得到了消息，随后他就收到了由明治天皇亲自颁布的解职命令。
石本新六虽非萨长两藩出身，但忠君思想依然非常浓厚，而女婿的背叛对他产生了很大的打击，当天夜里便怒火攻心病倒了，随后在病榻上他代替女儿提交了与藤田俊雄离婚的申请，并且将数度哭昏过去的女儿囚禁在了家中。
此时的京都府虽然已经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但明治天皇和政府依然拥有绝对的统治，西园寺公望自然不敢大张旗鼓的释放藤田俊雄，于是只好将他秘密带到自己的家中救治，随后在山县有朋的拜访中说出了自己等同于投降的计划。
山县有朋自西园寺公望府邸出来以后便直奔京都御所，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追究西园寺公望的心思，更多的是要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威信命令军队掩护皇室离开京都府，而西园寺公望则立即召见了自己的盟友和幕僚，并且派人去正在进攻的执政政府军队商讨投降事宜。（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三章 生死（）
其实在辛亥革命这个重大的历史变革中，最悲惨、最无辜莫过于曾收复藏地的赵尔丰，此人之功绩决计可以与之前的左宗棠和之后的徐树铮相提并论，但是却被新任四川总督尹昌衡杀害。
1911年4月，原四川总督、赵尔丰之兄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朝廷将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不过在赵尔丰到任之前清政府已经宣布铁路国有，借国有的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从而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
赵尔丰甫任，也曾一度认为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一面开导民众，一面电恳内阁筹商转圜之策，后又参劾盛宣怀，请求朝廷查处盛宣怀，但清廷对赵尔丰等所陈各节，不但置之不顾，反而电饬赵尔丰解散群众，切实镇压，赵尔丰被逼无奈，只能忠实的执行清廷的旨意。
在前世的时候，橡胶股灾导致橡胶股票大跌，致使几十家橡胶公司倒闭，让数以万计的股民的投资全部化为乌有，但归根结底这些橡胶公司不过是一些趁着市场管理不健全胡乱挂牌出售股票的皮包公司，对于那些真正拥有大片橡胶园的橡胶公司来时其股票还是有很大的保值的，毕竟橡胶股票就算暴跌，橡胶的价值一直在那里。
在上海真正的橡胶公司确实有二十几家，这些橡胶公司虽然受到橡胶股灾的影响其股票的价格一落千丈，但有着大片橡胶园的保障总是有落到底的时候，这时候的股票价值虽然相距被炒高时差了甚至十倍，却能够让购买这个股票的股民回收一部分资金，甚至有的橡胶公司的股票在股灾过后还有不少上涨的趋势。
不过由于徐卫的介入，这一世的橡胶股灾不仅比前世来的更早更猛烈，也比前世破坏性更大，实用性合成橡胶的一经上市，马上就以其低于普通橡胶一半的价格迅速抢占了低端汽车轮胎的市场，其中自然以廉价、耐用的徐氏汽车公司为最。
以现在的科学技术。合成橡胶自然不如后世那样在某些方面已经让天然橡胶望其项背，甚至可以说在所有的性能上都比天然橡胶差远了，但是依然将天然橡胶的价格顶的大跌，疯狂之下在期货市场的橡胶期货甚至快要接近合成橡胶的价格了。
天然橡胶这种疯狂之下的价格自然算不得数。但是却是压倒那些真正橡胶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让那些在前世本来还能够保值的橡胶股票一跌再跌，很多小型的正规橡胶公司抵抗不住这种压力宣告清盘倒闭，其旗下的橡胶园自然也低价卖出。
在这场橡胶股灾中受损最严重的自然是花高价钱从徐卫手中买走南洋橡胶公司的日本政府和财阀，当时他们一每股九十六中元的价格买走了实际价值不过每股二十中元的南洋橡胶公司。现在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橡胶股灾中其股票的价格已经跌至两中元一股，甚至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不稳定，随时都有跌破两元的可能，为此直接导致主导收购南洋橡胶公司的负责人剖腹自尽。
遍布全球的橡胶股灾是导致铁路国有化的罪魁祸首，也导致了南方以及西南诸省政局的动荡，不过这对徐卫的老家长沙却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不过却有另一场危机慢慢向长沙逼近，那就是粮食。
湖南号称鱼米之乡，其种植出来的稻米可以供给周边数个省份，这要造成了每到粮食收获之际各省的粮商都要云集到长沙。而长沙最大的粮商出售商莫过于湖南巡抚岑春蓂。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鱼米之乡自然吃粮食，自岑春蓂上任湖南巡抚以来他的触角便开始伸向粮食这个湖南省的经济支柱，然后通过自己的权柄不断兼并了十几家自恃朝中有人的粮商，其吃相之难虽不能说是后无来者，但绝对是前无古人。
清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的是督抚制，当时全国划分为二十三个省，每个省设一名巡抚，为主管一省民政的最高长官，总督权力比巡抚大得多。但与巡抚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总督和巡抚都是对上直接听命于皇帝。
也就是说，满清朝廷委派的湖广总督虽说是总督湖北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但其真正拥有绝对权力的地方不过是他的驻地湖北一省而已。不管是前任的总督陈夔龙，还是现任的总督端方都对湖南一省的事务影响甚少。
前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简单说，真正说来，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是职责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对权力而言。没有监督的制约和没有制约的监督，都是危险的。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和控制，它就可能发生异化，这是因为就权力的属性来说，客观上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扩张性，如果不为它设定法律上的边界，它随时都可能利用其控制的财富和暴力，不适当地膨胀起来，从而得以超越或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
就权力的效应来看，它具有使权力指向的对象服从掌权者的功能，正是这种服从的效应，使它有可能成为攫取利益的工具，有可能被用作满足个人私欲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本身就存在着腐化的自然趋向。
此时的岑春蓂就是出于这种情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去年，也就是1909年的春夏之交，湖南湘西和湖北荆江发生大洪水，沿途各县十堤九溃，田禾淹没，颗粒无收，被灾者达数百万人，同时湘南衡州、宝庆、长沙各属又闹旱灾，收成不及七分，湖广两省产粮大减。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本应高度重视，积极采取应对之方，妥筹善后之策的清朝湖南巡抚岑春蓂全然不顾，且反其道而行之。
岑春蓂不仅听任邻近歉收省份沿袭过去的办法来湘采购粮食，而且他所控制的粮行竟然还与日、美、英三国洋行签订关于运米出境的照约，并且通过自己在朝廷的关系网得到清廷外务部的批准。
当运米出境的照约签订后，岑春蓂则利用其巡抚特权。指使其亲信朱祖荫、冯锡嘉等人，分驻长沙、汉口两地，借口全部收为官买，挪用官款抢购囤积。勾结英帝国主义私运出洋。
有了岑春蓂的鼓励，于是乎这些外国商人携带巨金来湘抢购，并勾引大批外地奸商深入产地，坐收分购，轮船装运。络绎于途，明运可查的每月二三千石，而至派司转口，不领运单，偷运出境者，为数尤巨。
湖南谷米的大量出境，引起了一些有志之士的关切和忧虑，要求湖南巡抚岑春蓂禁运谷米出省。
不过一方面由于畏外人甚，另一方面也关乎自己的利益，岑春蓂先是不允所请。后虽迫于事态的严重性，电请中央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