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1903-第1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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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与列强公使打交道。深知一个国家地不强盛。在外交上地的难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民国了，孙先生的驱恢复中华的愿望，也实现了，现在，我袁世凯代表四万万同胞，表示对孙先生的慰问呀。”说罢袁世凯一躬到底
袁世凯话没说完，孙文的那颗本来就感动的心，越的感动得无法承受。孙文激动地说道：“袁总统在中国素有练兵之威名，今又有治国又妙论，真是让孙文受益非浅。袁公任大总统十年，练精兵百，我孙文则经营铁路，延伸二十万里。到那时，我们中国定能够国富民强！”
袁世凯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孙先说的真好，真有见识，真不愧是我民国难得地栋梁！”
袁世凯说到这里，举手高呼：“孙文万岁，孙文万岁……”
孙文正说在兴劲上，忽然被袁世凯的“孙文万岁”给打断，因为他已经感动、激动地无以复加，一下子把下面的话给忘得干干净，可面对袁世凯如此的尊敬，他总得有所示吧，可是，什么表示能高于袁世凯对自己的尊敬呢？孙文在袁世凯的一声声“孙文万岁里”，实在想不出更绝无伦比的表示，于是，他也学着袁世凯，振臂高呼：“袁世凯万岁！袁世凯万岁……
各界要人见两位巨人如此相互尊重，便一齐鼓掌称贺。
一时，整个宴会大厅上，是掌声雷鸣，再加上响彻云霄地“孙文万岁”和“袁世凯万口号，一下子把宴会地气氛推到了**。
酒宴结束，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甚是迷惑不解地问袁世凯：“大总统，您才是真正地独一无二的大总统，应该只有您享受这至高无上地“万岁”称呼，也应该他孙文率先高呼您为‘袁总统万岁’才对，可您为什么率先高呼他呢？”
“唉！你有所不知，”袁世凯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这个孙文，就是会胡吹胡侃，你没听他当时吹得天花乱坠，说十年之内筑修铁路二十万里。他这不是胡侃吗！我袁某是干什么的！还不懂他那点心想，如果我不用‘孙文万岁’打断他，他止不定一会儿又要演讲开飞机厂呢！如果他想开个造飞机厂，我怎么办？不答应，那是驳他孙文的面子；答应他？像他这种人，是靠耍嘴皮子，就他那张嘴，说话真跟放大炮似地，嗵嗵嗵地乱放一通，过去听说别人叫他孙大炮，我还民懂，由今天一见，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如果让他真当上大总统治国建军，说不定给带到什么境地上去呢……”
“大总统真高明！”赵秉钧直点头，他对袁世凯的剖析，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从此之后，孙大炮的外号在北洋内部也传开了，袁世凯每每回忆此事，嘴角都会泛起一丝轻蔑地笑。
“咳咳咳~”门外有人轻咳几声，打断了袁世凯的回忆
袁世凯问道：“什么人在外面？”
外面的人答道：“属下尹天仇，有要事向大总统禀报。”
“进来！”袁世凯坐正了身子，唐天喜也知趣地躲到屏风后面去了
尹天仇身材高大，面貌英俊，充满了阳刚之气，与阴柔的唐天喜显然是两个极端。他啪地向袁世凯敬了一个礼，说道：“探子密保，东北的徐天宝近日到了天津，据查是应梁启超之邀前去赴宴。”
袁世凯嘿嘿一笑，说道：“我知道了，继续监视，徐天宝~！？这个小子比泥鳅还滑，比狐狸还狡猾！”
尹天仇直了直身子，说道：“让属下去杀了他。”
袁世凯一瞪眼，喝骂道：“放屁，杀他？当年我~~当年日本人暗算他不成，结果国内莫名其妙地毁了一批工厂，你比日本人还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杀了他一个又怎么样？那几十万东北军你能对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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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梁启超在天津的住所是一桩小洋楼，新建楼房有个性，与周围景观谐调，兼顾艺术性和实用性。楼房的主体建筑为砖木结构带地下室的二层楼房，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殴设计，楼的正面有三连拱门洞，两侧为石台阶，当中一个蓄水池。整幢楼线条流畅，典雅浪漫，一楼设有大厅、书房、资料室、会客厅，二楼为居室、客房、餐厅，为意式建筑，但折中主义风格明显，设计也富有个性，这与当时欧洲的流行设计风格有关。
徐天宝在梁家仆人的带领下来到客厅，梁启超起身迎接，开门见山的说道：“我听闻徐公早年留学西洋，不知道是哪一所大学？”
徐天宝笑道：“那时候我在美国也是半工半读，无非是偷入这所大学听一节课，或是混入那所大学听一节课罢了~！主要学到了一些军事和国际政治的学问，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不敢不读的，还有一些关于日美、中日关系的史料和论文，期间读了一些叔本华和黑格尔着作~当然，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也曾有幸拜读过。”
梁启超频频点头，饶有兴趣地说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看来徐公涉猎颇广，读这么多的书，究竟是为什么？”
徐天宝笑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此言一出，梁启超心中一热，但脸上依然古井一般沉静。“哦，余斗胆问徐公，怎样才能救中国？谁才能救中国？袁项城呼？孙文呼？立宪呼？共和呼？”
第三股势力（）
徐天宝答道：“恕我直言，袁世凯也罢，孙文也罢，都难堪大任。”
梁启超依旧古井无波地问道：“愿闻其详。”
徐天宝答道：“这一次改朝换代，与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那不单单是重打锣鼓重开台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没有现成经验的局面。未来对于国家以及他个人来说，都是前途未卜。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新旧交替时期，面对眼前的庞杂和混乱，既无法拿出道德和宗教来凝聚人心，也无法用理想和行动让人们振奋，更不愿用自我牺牲来平息矛盾，那么，他所依赖的，只是千年来固有的旧手段。用权谋和心机来对付眼前的一切，他当然会显得捉襟见肘了。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深晖旧式朝廷争权夺利，但是对新的政治架构显得有些茫然和不知所措的旧官僚。”
梁启超没有搭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徐天宝继续说道：“难道先生没有发现？比起革命之前，所有的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些地方上的都督们，越来越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召，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的形式，各个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放弃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军队的权力，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的权力等。这种状态部分是由革命环境所造成的，因为革命是采取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各省在革命之后的自治，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除了政治上的难以控制以及经济的重压之外还有道德的沦丧、纲常的崩溃以及社会陷入一种不明方向的困窘……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荣，一方面是内地农村的贫寒破败。贫富的差距，以及在知识和文化上的隔膜，越来越大。因为纲常崩溃，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党禁解除之后，被压制几个世纪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民国刚建立的头数个月，一下子就冒出了几十个政治团体，似乎每一个人都想占山为王，他们拉大旗，占山头，名义上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进行竞争，但在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让人防不胜防；社会上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想，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所谓的妇女解放和平等破坏使得诸多家庭破裂，家庭的不稳定，随之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报纸数量的激增，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在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各种各样的势力粉墨登场，争先恐后肆无忌惮地表达意见，也表达怨恨。农田抛荒现象严重，很多人已不专心种庄稼……整个社会顿然陷入了杂乱无序的状态。”
徐天宝郑重其事地说道，“现在的中国，需要的是一个足够强大的人，来把中国整合起来，统一起来。当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时，他有着一个最好的样榜，那就是美国总统华盛顿。美国在赢得**战争之后，面临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经济崩溃、社会纷乱，百废待兴，无从下手。等到袁世凯登场之时，那些对于美国革命颇有点了解的人，还真的从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处，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袁世凯，把他当作是中国的“华盛顿”了。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是这一块土地上难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务实人才，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力和强健身体的另类。虽然袁世凯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场关系到四亿人的巨大变革，并且这个人在判断社会走向，以及现代政治的知识储备上有弱点，但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具有非凡的学习能力，因此肯定能带领中国人通过改革和开放的关口，帮助他们获得智慧和经验的宝石。持这种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也有西方各国的使节们。”
说罢，徐天宝看着梁启超，问道：“这其中恐怕也有先生您吧？”
梁启超笑而不语，表示默认
徐天宝说道：“可是，与华盛顿相比，袁世凯最缺乏的，就是无私的人格，相应的伟大理想，以及对宪法，对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的敬畏。袁世凯的人生观、伦理观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国传统中世纪的，对西方现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现代人文理想和精神根深蒂固。传统儒学“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色彩，不知不觉地造就了追逐权力的借口和动力；根深蒂固的“权谋文化”决定了袁世凯根本无法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只能是一个清末版的“曹操”。”
梁启超微微笑笑，问道：“那么孙文呢？”
徐天宝轻轻啐了一口茶，笑道：“孙文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对现实的想象过于理想化，之前曾说要花十年时间在中国修20万公里的铁路。先生您周游欧美列国，可有见过如此神速？后来听说孙文带着一班人到处考察修铁路，铁路一寸未修，而耗费公款百万~~哎！”
梁启超莞尔一笑，示意徐天宝继续往下说
徐天宝说道：“我说孙文难挑这副重担，第一因为他没有掌握军队，没有军事指挥权，再者他也不是军事家，在现今这个天下大乱的情况下，仅凭一腔爱国之心，是很难成功的。再者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尸骨成山，鲜血成河，千百万人头落地，在当时只有一次武昌起义就想换来大好河山，这是不可能的。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哪次不是打得血里捞骨头？”
徐天宝侃侃而谈道：“眼下的中国，呈现出的是国弱家贫、民怨沸腾、外敌入侵、国门初开、封建皇朝**制度根基动摇的时代特征。然而，腐朽没落的满清朝庭的统治虽然苟延残喘，但绵延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朝根基尚在，让它退出历史舞台决非易事；而且代表旧官僚、旧文化的袁世凯手持重兵装备精良，背靠帝国主义列强的财政和军事支持，成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便是鞭长莫及的南方诸省，也是诸候称王军阀割据，致使革命党人散兵游勇式的武装起义难成大气候，即所谓的杯水车薪。
其次，漫长的帝王**统治造成中国社会民众物质上的赤贫和苦难，绵延千年的封建旧礼教、旧意识、旧文化、旧风俗更造成国民思想上的落后和精神上的愚昧。随着帝国主义外敌的入侵和思想文化上的“西风渐进”，虽然促使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或则研读洋书、或则出洋考察，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和科学技术中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极大多数人带来的是无关大局的“君主立宪”改良方案或半生不熟的“共和主张”；而广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则背负着根基深厚的旧封建意识，低头求生抬头看天，难与“西风”为伴；因此，高处不胜寒，孙中山独树一帜的“反封建、倡民主、建共和”的先进革命思想，不仅需要面对旧官僚的声讨、复古派的挤兑、改良派的论战、立宪派的诘难，同时还需面对社会大众的无动于衷和革命党内部的分歧纠纷，陷于孤掌难鸣的险恶境地，所谓的曲高和寡。
再次，世界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断巩固发展，是得益于十六、十七世纪西方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兴旺，尤其是得益于十八世纪成功的工业革命驱使科学技术的进步，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新兴的经济基础造就了新兴的不断壮大的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准备了基础条件和生存土壤，因此，资产阶级的新兴军事力量打垮封建贵族的没落势力、资本主义新兴的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贵族旧式的独裁**制度，就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必胜无疑。然而，在我们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不仅表现为制度上的残暴、政治上的顽劣、经济上的落后和文化上的凝固，长时期的闭关锁国和夜郎自大更形成了生产力的凋败和科学技术上的滞后，直至十九世纪末叶，华夏大地上尚未出现西方式的工业革命；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对外通商口岸的打开，虽然出现了民族工商业的幼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迟缓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稚嫩和软弱，而国家经济的命脉仍然掌握在封建官僚、军阀和买办资本家之手。民国并没有经过别国那样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一个十足的早产儿，即所谓的先天不足。”
“好，说得好！”梁启超笑道：“我算听明白你的意思了，袁世凯代表的旧派虽然有政治经验，但已经难以适应新的时代了。而孙文代表的新派人物又过于稚嫩，还挑不起这副重担。徐公是这个意思吧？”
徐天宝点了点头，“先生果然智慧过人。”
“那么徐公眼下之意，就是需要第三股势力？”
“没错，这第三股势力就是我~！”徐天宝当仁不让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