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评传-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τ刖蛹业牧侥昕喽粒胺豪腊偌摇保卣沽嗽难劢缬爰叮难斗侥艹桨斯桑氲礁叩木辰纾乱荒甑幕崾源蛳录崾档幕 �
曾国藩以一个初入社会的农家子，居然肯，也居然敢借百金购一套《廿三史》，绝对是个异数。而乃父肯代还其书债，足见竹亭公虽然只是个村塾先生，却绝非三家村的腐儒。在曾国藩记忆中，父亲教书育人，“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33譬如，星冈公发怒时，“举家耸惧，府君（即曾麟书，府君为子女对父亲的尊称）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34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星冈公中风偏瘫，不良于行，非但生活不能自理，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有所需求，只能以目光表情示之。大小便频数，一夜六七起乃至十余起，全靠儿孙们侍奉，其中竹亭公出力最多。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竹亭公侍奉汤药起居始终如一。星冈公一病三载，“府君未尝得一（日）安枕，愈久而弥敬。是时，府君年六十矣。”
星冈公病倒后，曾麟书方得以主持家政，此后人们看到的，再不是那个在严父面前低眉顺眼，唯唯诺诺的儿子，而是个知书明理，外圆内方，不怒而威的家长。笔者观其家书，文字洗练，见识通达，内蕴方正之气。每每于儿子事业不顺，颓然彷徨之际，予以教诫鼓励，实在是曾国藩精神上的靠山与支柱。这里略举几例，以见一斑。
曾国藩久宦京师，公事缠身，债台高筑，每每废然思返，流露出告假归家奉养老亲之意。竹亭公则每每嘱其以国事为重，不必挂念家事。“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而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36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任礼部右侍郎，竹亭公得讯，于家书中谆谆嘱咐道：“官阶既高，接人宜谦，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此嘱！”37
随着曾国藩的仕途腾达，曾家门第亦发生巨变，由耕读为生的农户一变而为当地的士绅望族，求曾家办事的亲友也多了起来。曾国藩极不愿自家人借势武断乡曲，堕入劣绅一流，每每于家书中劝诫家人不可干预地方公事。竹亭公深明此意，五年不进城。道光三十年十月，朱孙诒调任湘乡知县，将征收粮赋之事委托给各乡绅士办理，以杜绝胥吏浮收滥取、侵渔中饱之弊。此举大得人心，竹亭公亦积极参与，但也仅限于公事。为了让曾国藩放心，在家信中，竹亭公一再言明自己出头只为县令是清官，兴利除弊，理应助一臂之力。而“于公事外，私事全不与闻，非公事断不来县”，“公事毕后，余仍杜门不出，课子孙，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38
咸丰元年，曾国藩为儿子纪泽择配，聘同乡贺长龄之女为偶。两家即将正式订亲之际，曾国藩忽然致信家中，颇有退约悔婚之意。表面上的理由是，京城人家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庶之分。欧阳夫人打探到贺家女儿是庶出，意欲别择。可由两家当时的运势来看，则曾国藩或有难于启齿的想法。贺长龄，字耦耕，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三年进士，累官至贵州巡抚，云贵总督，后因处置云南回乱不力，被朝廷斥为庸懦，降职，道光二十七年托病还乡，后又因回乱之事被追论撤职，且于一年前病故。与这样一个家世没落了的人家联姻，仕途光明的曾国藩难免会心存瞻顾。
可竹亭公目光如炬，一眼便看出儿子言不由衷，所谓儿媳嫌贺家女儿庶出云云，“此尔饰非之词也”。之后便规以大义：“予为之定一淑女，岂可以庶出为嫌乎？昔卫青无外家，其母更不能上比于庶。卫青为名将，良家淑女，岂不肯与为婿乎？”39又举胡林翼娶陶澍庶出之女为例，无非告诫儿子，英雄不论出身，为人行事，不可以势利决定取舍。之后戒其毋听妇人之言，“尔宜以此告知尔妇尔子。夫者，扶人伦也。冢妇宜听尔教训，明大义，勿入纤巧一流。至父为子纲，纪泽尤当细细告知，勿长骄矜之气习。”40再凛然责之以诚信：“我家世泽本好，尔宜谨慎守之。况尔前信内，念及耦耕先生，始与结姻，人人咸知。今又以庶出不对其女，更有何人来对？贺氏固难为情，即尔此心何以对耦耕先生于地下？尔寄信于予，要对此女为媳，予又为之细察，始择期订盟。今忽不对，尔又何以对予于堂上？” 由这件事情，可看出竹亭公待人诚信，不趋慕势利的品格。
咸丰二年底，曾国藩奔母丧归乡，本打算在家守制。当时太平军横扫湘鄂，形势严峻，朝廷下了要他帮办湖南团练的谕旨。敦守理学的他，决意坚辞不就，并已写好了辞谢的奏折与致巡抚的信件，正待发出。适逢好友郭嵩焘连夜赶到，劝他出山应命，曾国藩执意不可。“（嵩焘）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即曾麟书），召语文正公（即国藩），以嵩焘之言为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42可见，在曾国藩墨绖从戎这件事上，竹亭公的态度起了关键作用。
曾国藩出山后，65岁的竹亭公自撰一联，以明心志：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看似优游豁达，其实儿子带兵出征，竹亭公不能不担着一份心，对曾国藩的行军作战时有建议。这些书信没有流传下来，可从曾国藩的家书中，还是可以略窥端倪。如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家书中，曾国藩对竹亭公提出军营吃饭宜早，扎营宜坚，用兵不可分散，对敌宜讲求阵法，严查形迹可疑之人等数条建议，一一做了回复。43其中起早，深沟坚垒，严查间谍等项，也确实成为日后湘军作战的准则。
咸丰四年三月，曾国藩与太平军初次交手，兵败靖港，愤而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竹亭公接到儿子事先寄回的遗嘱，“寓书长沙，饬公有云：吾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意谓：死在哪里都是死得其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闻者肃然起敬。”44竹亭公之胸怀凛然，实大有过人之处。
又如咸丰六年三月，湘军大将罗泽南在武昌伤重阵亡，两湖震动。竹亭公得知曾国藩在江西的孤危处境，迅即派其弟曾国华北上武昌，一为吊唁罗泽南，一为恳求胡林翼速派兵救援江西，给与儿子很大的助力。45
竹亭公所说的“半读半耕”的家风，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士绅阶层的生活方式：子弟外出做官，父老谨守田园。为官者为国宣劳，年事渐高或仕途失意之际，告老或托病还乡，又送下一代子孙赴考出仕，一代代循环往复，传承了上千年。进，可以干禄；退，可以自养。这种植根于乡土，以耕读持家的方式，其实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的现实缩影。
祖父、父亲而外，祖母与母亲之勤俭持家，也是曾氏家风构成的要素。祖母王太夫人的为人，国藩称之为“孝恭雍穆”。孝恭者，指王夫人待公婆以孝，处夫君家人以敬，“虔侍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悚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而雍穆者，指持家大度而和睦，“娣姒（即妯娌）钦其所为，自酒浆缝纫以至礼宾承祭，经纪百端，曲有仪法。……年逾七十，犹检校内政，丝粟不遗。其于子妇孙曾，群从外姻，童幼仆妪，皆思有惠逮之。权量多寡，物薄而意长，阅时而再施。”46母亲江太夫人，主持家政后，一秉王太夫人之风。“事舅姑（即公婆）四十余年，爨47（即生火做饭）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寸布缕，皆一手拮据。或以人众家贫为虑，太夫人曰：‘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每好作自强之言，抑或谐语以解劬苦。”48看得出来，老太太是个倔强而乐观的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49曾国藩在要强与谐谑上，禀赋了母亲的气质。而祖母、母亲勤俭持家的作风，后来亦一如既往地在曾国藩家的女眷中传承了下去。
说过家庭环境，再来看自然环境。古人有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说，寓意山川灵秀之所聚，往往会使当地人才辈出。湖南所在的位置，在古楚国之南，因称南楚。“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蔬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50偷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51长沙古称湘州，而“湘州之奥，人丰土闲，人多纯朴，士少宦情”。及至近代，“土风纯古，恬于世利，其俗多慷慨尚节，而耻为不义。学者勤于礼，耕者勤于力，故虽无甚富，亦无甚贫。”52而“元气之融结为山川，山川之秀丽称衡湘，其烝为云霓，其生为杞梓。人居其间得之为俊杰。”53湘乡地处衡山北麓，涟水之滨，群丘环抱中的
坪坝，犹如一颗颗绿色的珍珠，望之令人心旷神怡。灵气所钟，因缘时会，咸同之际，湘军闻名于天下，湘乡英杰辈出，一时宿将，皆以仁勇为士卒所亲附，出
将入相，位列封疆者，指不胜屈。古代有关中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然而将才如湘乡这般集一时之盛者，罕有其匹。后来曾国藩论及此事，自豪之情亦溢于言表，“盖武功之懋，非他州县可望而及。秦汉称山西出将，考之安定、天水、陇西诸郡，曾不能敌今日之一县，可谓盛哉！”54
曾家所在的荷塘都，现已划归双峰县荷叶镇。双峰县于1952年自湘乡划出，县治亦由湘乡迁至永丰市，所以此双峰已不是彼湘乡，而县中所谓的“曾国藩故居”，即富厚堂的侯府，曾国藩非但一天没有住过，而且一眼没有看到过，实在是名不副实。在这里住过的是欧阳夫人与曾国藩的儿女们，所以称作“曾氏故居”，方名副其实。为求历史真实，不能不于此略加辩正。
曾国藩居住过的“故居”，在家乡只有两处。一处是他的诞生地，也就是白杨坪老宅，后称白玉堂，在今荷叶镇天坪村。据称，白玉堂老宅三进两横，六个天井，计四十八间房。房为砖木结构，青砖黑瓦，双层飞檐，粉壁墨画，颇为壮观，残留至今者约三分之一，家塾“利见斋”保存则较为完整。另一处是下腰里的新宅，后称黄金堂，在白杨坪老屋西面十二里处的良江村。星冈公去世后，曾麟书与其弟曾骥云（字高轩）分居，故建腰里新屋，咸丰元年十一月迁居。55咸丰二年与七年，曾国藩奔父母之丧，就是在这里居丧守制的。比起白杨坪，他在新屋住过的时间很短，但家眷居住的时间很长。据称，黄金堂的建筑结构与白玉堂相仿，也是三进两横的青砖瓦房，可时至今日，已是故园丘墟，只有宅前的半月形池塘依旧。除门前的石基与一壁残墙，整个院落已经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些朝向不一的民房。
其实，白玉堂与黄金堂初无此名，而是曾家发达后新起的名称，时间当在咸丰二年新旧两宅扩建增葺之后。57曾国藩跻身的翰苑，历来被视为清要之地，所谓玉堂金马，前程远大。曾家以此名居，不无炫耀之意。两堂的名称与建筑规模都是曾家发达后所为，绝非早年小康之家的气象。白杨坪的老屋，与良江村的新宅，原来都是一进两横的农舍，而且很可能如韶山毛氏故居一样，是土坯为墙，茅草苫顶的普通民居。这可由曾国藩的诗句“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58中，略窥一斑。
据当地人介绍，白杨坪老屋当初并无“堂”可言，然而其地势形胜，却颇为可观。“此地三面是高山，出口处有一小块平地，平地中央有一小团山”，老屋就坐落于高嵋山的龙脉上。 中国古代堪舆之学，称山脉为来龙，平地为明堂，老屋坐于龙脉，前有坪坝，四周青山屏蔽，是风水学上所谓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佳地。曾国藩自出生直到出仕，整个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生长于斯，其身心必深受这种质朴自然环境的陶冶。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从青年时代的诗中，可以感受到曾国藩浓浓的乡土之情，即便在身居高位后，他依然不能忘情于故乡。同治四年四月，诏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以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留在金陵的欧阳夫人不愿回黄金堂，拟携儿女暂住长沙。曾国藩则执意乡居，为的是保持住俭朴的家风。“仕宦之家，往往贪恋外省，轻弃其乡，目前之快意甚少，将来之受累甚大。吾家宜立矫此弊。”61欧阳夫人不愿回乡，并非贪恋城市繁华，而是认为黄金堂不吉利。儿媳贺氏（即前面提到过的贺长龄之女）在此难产而死，贺夫人之母亦死于此，屋前的池塘，还溺死过人。62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致信长子纪泽，要他回乡一趟，与叔父们商量，择地另建新居。
黄金堂之屋，尔母素不以为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自以另择一处为妥。余意不愿在长沙住，以风俗奢靡，一家不能独俭。……泽儿回湘与两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觅一合式之屋，或尚可得。63
又致信国潢、国荃二弟：
令纪泽先回湘乡禀商两弟，觅一妥屋，修葺就绪，再缄告金陵，全眷回籍，庶几有条不紊。请两弟先为筹度一处，以不须新造者为妙。64
曾国藩考虑的几处地点，大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几处老屋，其中只有富坨村一处，是曾国荃名下的产业。大哥要觅一处养老之地，国荃自然当仁不让，痛快地将富坨的宅子兑与乃兄，还附赠了百余亩田地。这就是富厚堂侯府的由来。
当年（同治五年）年底，曾国荃补调湖北巡抚，富坨新宅的修建，便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