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佛缘-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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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这样一来，就完全有了领有四天下的金轮圣王的气派了。

　　　　诸史对大周女皇武则天称金轮圣神皇帝曾提出过质疑。一是佛经上说转轮圣王一定是男的，女人不能做轮王，这大周皇帝是个女人，怎么会做起轮王呢？这个问题在大周女皇的心目中，是已经解决了的。佛经上是指一般女人说的，而大周女皇，乃是菩萨或弥勒应世，是假现女身，本质上还是男的，是完全有资格做轮王的。二是男轮王的七宝之一是女宝，那女轮王陈列女宝能行吗？这个问题，在大周女皇那里也是已经解决了的。因为有个这样的前提，即大周女皇是假为女身的，本质上是男身，所以与陈列女宝不悖。

　　　　大周女皇武则天如此倚重佛教，特别是用佛教转轮圣王作为自己的尊号，在一些高僧大德们看来，这真可谓是佛门的幸事。他们极力想方设法为这位女皇的统治服务，特别是在大周女皇的统治初步稳定阶段，仍在不辞劳苦地在佛经中寻找女皇王天下的根据。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在一群和尚表上《大云经》的四年之后，胡僧菩提流志译出《宝雨经》十卷，该经中有这样一段经文：尔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日月光，乘五色云，来诣佛所……佛告天子曰：“……天子，以是缘故，我涅槃后，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教化，养育众生，犹如赤子，令修十善，能于我法广大住持，建立塔寺，又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养沙门……”

　　　　这段经文的意思，比起四年前表上的《大云经》，说得更加确切明白。这位东方的日月光天子，在佛祖释迦牟尼圆寂后，佛法即将遭受毁灭时，要以女身显世，地点在印度东北方向的摩诃支那国，在这个地方当女皇，而且能经于多岁。这里除了没有直接点女皇武则天的名字之外，一切都说得头头是道。所谓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就是古印度所指的中国，而为自在主的实是菩萨显女身的女皇，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法旨安排，也是因缘所致。这个胡僧在翻译这段经文的同时，并未忘记从自身角度对当今女皇提出一些希望，这在文字组织上安排的很巧妙，看起来是对女皇武则天的歌功颂德，实际上是在督促和希望这位实是菩萨的女皇正法教化，养育民众，建寺立塔，供养沙门。

　　　　菩提流志原名叫做达摩流支，译成汉语的意思是“法希”。大周女皇武则天见到这段经文后，真可谓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她即令把译者的名字改为菩提流志，意为觉爱。因为她感觉到这个胡僧能对她如此用心，应该敕命改名，以志不忘。

　　　　且说这《宝雨经》，此时已是第三次翻译了。第一次是梁天监年间（公元502年至519年），由扶南僧人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翻译，共七卷，到此时依然流传。第二次是陈朝时扶南僧人须菩提翻译，名《大乘宝雨经》，共八卷，到此时已佚。菩提流志现在这个译本，是梁译本的重译。检校梁朝译本，里面根本没有什么东方日月光天子秉受佛祖释迦牟尼法旨，在摩诃支那国以女身现世为自在王的内容。菩提流志译本中的这一内容，是他为了迎合大周女皇心理而伪造的。这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

　　　　尽管如此，此时的大周女皇武则天完全沉浸在乐意融融之中，正如她后来在一篇经序中所说：我是数世广植因缘，时刻叨承佛祖释迦牟尼的法旨，因而才先有《大云经》显扬我的身世机缘，后有《宝雨经》更是明示佛意。为此，我一定要在皇帝的地位上，不断善积吉庆，使地平天成，河清海晏，以报答佛祖释迦牟尼的嘱托。在大周女皇武则天看来，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是功德致应的结果，也是佛祖释迦牟尼对自己的信任。因而，尽管她当时已年届70，那种立地成佛的感觉使她觉得自己依然还很年轻，精力亦十分充沛，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信心更足了。可以说，这时的大周女皇武则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所谓佛祖释迦牟尼的预言、授记来支撑年迈的身体，使内心精神充满了奋斗的激情。

　　　　既然是又有了佛祖释迦牟尼的预言和授记，进一步留心于佛法，成了年迈的大周女皇武则天的嗜好。

　　　　在由《宝雨经》带来的乐意和愉悦的余绪中，她又对观世音菩萨有了十分浓厚的兴趣，事情是由这一年天竺沙门慧智所译并表上的《观世音颂》而引起的。这部《观世音颂》的主要内容是用偈颂的形式来赞扬观世音菩萨的不同形象和不同名称，其中有观世音菩萨面显女相的内容，这当然会引起大周女皇武则天的莫大兴趣。

　　　　按佛教的说法，观世音为菩萨名，是梵文的意译，也可译作光世音、观自在或观世自在等，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是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信众若遇到难处，只要诵念其名号，这个菩萨就会即时显现并观其声音，前往拯救信众于危难。据称观世音菩萨可应机以种种化身救众苦难。其像以女相雕造约始于南北朝，到了唐初便不断得到普及。此时，《观世音颂》新译一出，其中关于观世音菩萨显女相的内容甚为详尽，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迎合了大周女皇武则天的心理需求，她肯定要张扬一番。

　　　　不久，这位年迈的大周女皇敕命将《观世音颂》广为传抄，分送天下各寺，由此推动了当时观世音崇拜和造像的兴盛。

　　　　如前所述，大周女皇武则天此时对佛教的倚重，是在向天下人张扬自己与佛教的机缘，根本目的是要表明自己登基称帝的所谓合理性。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她本人对佛教的崇信，因为从她的经历和与佛教的种种机缘，能充分说明她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佛教徒。从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这位大周女皇是在扶植和利用佛教；但从一个渴求精神安慰的老妇人的角度来说，她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这是一个双重身份的人物，这是分析既为大周女皇又是一个老妇人此时对佛教基本态度的前提。这一点，她本人是十分清楚的。她所要把握的重点在于如何既体现一个封建政治家的要求，当然是对佛教的要求，又能充分满足精神信仰需要，而且还要使二者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之间相互发生积极的作用。

　　　　基于这一前提，就不难理解此时的大周女皇武则天为什么对佛教的认识和行为如此细腻了。这种细腻只有身为佛教信徒的人才能做到，而又是带有明确目的性的细腻，因为她又是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

　　　　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虔诚的信仰，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年底，这位大周女皇在内宫的佛教道场频繁走动，每到一处，她总是对那些高僧大德们十分礼敬，询问他们的生活及弘法情况。这天，她又来到了内道场大遍空寺，见以天智为首的一班僧众正在为佛祖释迦牟尼坐像胸前的“卍”符号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这个符号应如何翻译。大周女皇武则天见此，亦感到十分有趣，非常礼敬地请天智和尚将“卍”符的意思讲一讲。这天智禀告女皇说，此“卍”乃佛祖释迦牟尼32相之一，来源于古印度的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一般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被佛教汲取，可译为吉祥海云或胸部的吉祥。大周女皇武则天听后，觉得有些繁琐，便建议将这个“卍”符号直接了当地译为“万”，理由是能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更好地表示它的含义。天智等僧众听后，不觉齐声高呼万岁神睿，并将此“卍”符号标为万字音，使一直流传至今。

　　　　此事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在其中却有着大周女皇武则天不断创新的意识。对于登基不久的大周女皇武则天来说，创新也包含着对李唐王朝的否定。

　　　　大周女皇武则天的这种改制创新意识，一直被武三思等人捉摸得很透。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武三思等人暗中动员藩国及四夷酋长，联名上书并献钱请大周女皇武则天立天枢，铭记武周功德。这当然符合大周女皇的心意，她即下敕把洛阳和永昌二县分为三个县，新置来庭县于神都洛阳正南门之外从善坊，使藩国及四夷酋长领住，等于奖励了这班人的上表。随后，她又任命姚王寿为天枢督作使，征买天下铜50万斤，铁330万斤，令人铸造为八棱铜柱，以为天枢。这所谓的天枢高105尺，直径一丈二尺，下置铁山，绕以铜龙、狮子、麒麟等吉祥神兽，上施云盖，并且制作了四条蛟龙口捧火珠盘于其上，这个火珠高一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次年四月一日，天枢成，大周女皇武则天亲自书写了“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武三思专门撰写了一篇颂文，歌颂大周女皇武则天的功德。在天枢八面棱壁上，还镂刻了文武群臣、四夷酋长、藩国首领的姓名。当时为天枢献诗呈颂者，不可胜数。天枢成，万国会，群臣赋诗，女皇临观，可谓盛况空前。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一月，还是武三思等人，上表金轮圣神皇帝武则天，请加尊号越古慈氏金轮圣神皇帝，大周女皇欣然同意。

　　　　在金轮圣神皇帝前面加越古慈氏，看起来只有四个字，但意义却非同小可。所谓慈氏，乃弥勒的意译；所谓越古，说的是亘古的那个弥勒。佛经说弥勒乃佛祖释迦牟尼的弟子，但先佛祖入寂，上生兜率天内院，经四千岁，相当人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岁，下生人间后成佛，广传佛法。所以，越古慈氏即指当初那个曾作为佛祖释迦牟尼弟子的弥勒，再加上金轮圣王，来到了人间当圣神皇帝。这个越古慈氏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等于说大周女皇既是弥勒佛，又是金轮圣王，也是人间皇帝。这种身份，这种渊源，这种地位，只有武三思等人才能异想天开地捏造出来。而大周女皇武则天或可能还认为是名符其实的。

　　　　大周女皇武则天既然是弥勒降临，是转轮圣王应世，那她礼敬佛教就是理所应当的了。所以，她不久便下敕将天下僧尼原由朝廷司宾管辖，改为由祠部管辖，敕文中还称赞佛教有护国、救人、造福和解厄的功德。大周女皇武则天的这一敕命，意义亦非同小可。按大周朝廷部门分工，司宾是负责接待和处理外国特使与事务的部门，而祠部则是主持国家祭祀活动的部门，把僧尼由司宾改为祠部管辖，在事实上等于把佛教从外来宗教的地位提高到国家正统宗教的地位。这一改变的历史真实性或许早就实现了，但起码在大周王朝处理宗教事务的形式上，在这之前仍把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而从此之后，才使佛教在大周王朝的宗教生活中有了形式上的地位。不久，大周女皇武则天又下敕命有司将偷盗公私佛像的罪名，列在大逆罪之中。所谓大逆罪，是封建社会里最严重的罪行，要受到最严重的惩罚。此时，大周女皇将偷盗公私佛像列为大逆罪，是封建政治家和佛教信徒双重身份维护佛教利益，或者是维护佛教信仰利益的集中体现。

　　　　诸史认为，大周女皇武则天崇信佛教，而且佛学造诣颇深，受到了当时佛教高僧大德们的崇敬，由此也推动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大周女皇武则天崇信佛教，也影响了佛教在当时流行的范围和内容。一般认为，大周女皇武则天对佛教发展范围的影响，应该是全国性的，凡当时流行佛教的唐、周地域，都可以发现这位女皇的影响，如《大云经》和大云寺。这种情况在敦煌莫高窟的造像和经卷中，亦有十分突出的反映。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是大周女皇武则天刚刚登基称帝后的第一年，敦煌莫高窟第323号窟的壁画就是这一年完成的。这壁画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首创了佛教史迹画八组，有释迦牟尼晒衣、阿育王拜塔、汉武帝甘泉宫拜金人送张骞出使西域、康僧侩和尚自海上来江东建康传弘佛教、孙权得佛舍利造建初寺、西晋吴淞口石佛浮江、东晋扬都高悝得金像、十六国后赵佛图澄幽州灭火和隋文帝郊迎昙延祈雨等。这组佛教史迹组画，描绘了佛教传入中国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知名高僧大德的事迹行为，是武周革命前后佛教发展隆盛的成就。

　　　　长寿三年（公元694年），时有灵隐禅师与居士阴祖等人发愿于敦煌莫高窟第九十六号窟造弥勒像一座。该弥勒像高一百四十八尺，约合三十三米，是目前所见莫高窟造像中最大的一座。此像造于大周女皇武则天登基后的第四年，其蕴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在敦煌莫高窟的众多壁画中，最能表现大周女皇武则天影响的是一幅《宝雨经》经变图。这幅经变图，完全是受《宝雨经》的影响而绘制的，其内容为：以伽邪山为主峰，崇山峻岭为背景，佛祖释迦牟尼座于中心，两侧侍立帝释天、龙王、弥勒、普贤等圣众；佛祖释迦牟尼座下有东方日月光天子，以及王后大臣组成众星捧月式向心结构。佛祖释迦牟尼头顶上空，满天珠宝纷纷降落。整个壁画表现了人间、地狱和佛国的丰富内容，特别是背景中的山峦、河流、长城、关隘、城市、商旅、丝绸贸易等人间景象，一派万邦和协的气势。整个壁画的上方，有两只巨手从茫茫云海中伸出，一手托日，一手托月，意为日月当空，直接表现为大周女皇的名字“曌”，这可以看作是《宝雨经》经变图的主旨之所在。

　　　　日月光王和武曌，不仅仅是这幅经变图中那蕴义中的吻合，应该是大周女皇自认为与佛教的机缘。

　　　　朝廷上下都在传说着大周女皇与白马寺寺主薛怀义的关系开始疏远了。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在薛怀义的监造下，历时六年的明堂配套工程——天堂，终于顺利竣工了。据历史资料记载，天堂是一座由五层重阁组成的木塔，呈八角形，相当雄伟壮丽，约高三百米。天堂里修造了一座巨大的弥勒佛像，贯穿各层，约高二百七十多米。在薛怀义看来，天堂是为了感恩，感谢上天对自己以及对大周女皇的恩德，或者是自己为了感谢大周女皇知遇之恩而修建的。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