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录-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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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的政治或经济信念从来都不是很教条。相反，我支持行之有效的人，支持现实可行的政策。我很清楚，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界，在孕育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社会方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有各自的作用。在我看来，单独依靠政府或者单独依靠市场来解决所有问题、驱除所有痼疾，都是很不切实际的。政府应当制定并推出规则，但规则的实施应当留给私营部门。当这两个方面密切合作的时候，最佳结果才能出现。
131。 慈善事业
父亲最喜欢的《新约》故事之一是“行善的人”（Good Samaritan）的寓言。大多数人都熟悉这个故事：一个人在偏僻的路上遭到袭击，被殴打、洗劫，奄奄一息。其他路人都视而不见，直到一个行善的人—他所属的一帮人在圣经时期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危险之徒—停下脚步施以援手，救了那个人的命。你的邻居是谁？你对他负有什么义务？这是故事的要点。对于父亲来说，其中的道德观念十分清晰：所有人都是你的邻居。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每天早晨早饭前的祈祷中，父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一点：你必须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居。行善的人的故事—也就是夏加尔在波坎蒂克山的联合教堂为纪念父亲而为百叶窗选择的主题—是父亲一生的象征，在激励他做善事。对于他来说，慈善事业就是当个好邻居。
父亲效仿祖父早年的活动，为洛克菲勒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我—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除了将自己的大部分个人财富捐献给慈善机构以外，他还证明了慈善机构这个“第三领域”可以扮演一种重要角色，帮助社会找到办法来解决社会上最普遍、最顽固的问题，同时起到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宝贵的桥梁作用。在我看来，这是他留下来的最珍贵的遗产。
我的一生也曾努力效仿父亲，向各类非营利机构捐款。我还与洛克菲勒大学保持了60多年的密切关系，而这种参与赋予了我巨大的满足。
洛克菲勒大学的使命—“造福全世界的人类”—是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反映了祖父和父亲对自己的财富应当得到明智应用的深深担忧。他们意识到，公共卫生方面的进步关键取决于了解人体和疾病性质方面的科学进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召集了一批最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们分别从事心理学、解剖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并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设备设施，同时强调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必须免于外界的压力和影响。
洛克菲勒大学在20世纪席卷生命科学的科学革命中一直走在最前沿。细胞生物学的原理就是在这所大学的实验室诞生的；正是在这里，佩顿劳斯第一个证明病毒致癌；正是在这里，DNA的双螺旋结构的某些迷团被破解。如今，大学的80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由某个高级科学家负责—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道路，从1个世纪以前的六七个实验室发展起来的。分子遗传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免疫学家、分子生物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以及许多其他科学家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比如最新一代的核磁共振图像显示器和高速计算机—不断提高着人类的认识。他们为提高我们对细胞功能的认识作出了贡献，帮助绘制了人类基因组图，勾画了人类生命的重要特征—这些工作所代表的希望不仅仅是战胜人类最古老的敌人，而且还包括人类寿命本身的延长。
洛克菲勒大学继续保持全世界医学研究机构中前6名的地位，21位诺贝尔奖得主多年来一直在该大学工作。1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家族对洛克菲勒大学的支持表明，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个人能够通过频繁而慷慨的慈善行为来促进、改善社会的总体福祉和进步。
132。 央巴卡帝洛中心（1）
与许多人的观点正相反的是，挣钱的能力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利润的诱惑产生了就业，创造了财富，以任何其他社会或经济体制所无法实现的方式赋予人们力量。正因为此，谁都不应当因为赚钱而感到愧疚。
同样，谁也不应当因为审慎冒险而感到愧疚。这是我从熊彼特那里学到的一个基本真理。熊彼特认为，如果没有企业家愿意把新产品和新创意带到市场，如果没有投资人愿意为之投入资金，那么真正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正如我们在20世纪学到的惨痛教训一样，那时就只有政府来控制生产要素，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俄国和东欧田园荒废、工厂凋敝，亚洲、南美和非洲各地几十亿人民生活得伤痕累累。
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的长期投资—经历了各个不稳定和危机阶段—有力地证明了我愿意承担与收益前景相匹配的风险。也许，我这种冒险意愿表现得更加强烈的是我介入的、被有些人称做“西部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 West）的旧金山央巴卡帝洛中心（Embarcadero Center）项目。
央巴卡帝洛中心项目是旧金山通过联邦城市更新程序决心重振破败的码头区沿线商务中心区的一次努力，通过大幅度降低土地成本来吸引够资格的开发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蒙哥马利大街以东的市中心地区大部分都是拥挤不堪的破落贫民窟、农产品市场和廉价旅馆。在精明能干的贾斯廷赫尔曼的领导下，为重振这个历史区域成立了旧金山再开发署（San Francisco Redevelopment Agency； SFRD）。贾斯廷的设想与父亲通过建设洛克菲勒中心重振曼哈顿中心区的希望惊人地相似。
1969年，我加入了一个合伙企业—合伙人中还有得克萨斯开发商特拉梅尔克罗、亚特兰大建筑师约翰波特曼和我哥哥温斯罗普，拟投标竞买SFRD出售的一块土地。我们建议建设一个饭店和4栋办公楼，连接各楼宇的是广场和人行道，广场上提供大量的零售面积可用于餐馆和商店。该设计很有创新性，方案很快获得了SFRD的批准。我们的合约要求我们在10年期间分别、按顺序清理场地并建设那5座大楼。我们说服了保德信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成为我们50％的合伙人，并提供建设融资。
我们于1971年开始动工，并在接下来的3年里完成了头两座办公楼和凯悦饭店（Hyatt Regency Hotel），将波特曼签字门廊放在中央位置。不幸的是，我们工程完工的时候，旧金山的经济萧条使房地产市场疲软了下来。
眼看央巴卡帝洛中心的第二座办公楼空置了一半，第三座7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EC3）没有一个租户签约，这时，保德信保险公司拒绝在EC3占有实资—尽管如果我们继续建设的话，它仍然有义务提供抵押融资。因此，1976年，随着因为别处的经济问题克罗和波特曼分别退出央巴卡帝洛项目，温斯罗普的财产执行人又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我陷入了困境。我可以彻底退出，也可以自己单干。如果我退出这个项目，与SFRD签署的协议将禁止我参与EC4的建设。但是，如果我自己融资，则要求我提供全部6 000万美元的资金—相当于信托基金之外我个人的净值—以及每月1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直至形势扭转。因此，如果我继续进行这个项目，而萧条的形势继续下去，我个人就有破产的危险。
虽然迪克迪尔沃思和我的其他顾问们都告诫我不要担负这种额外的风险，我还是决定冒一冒险。我相信，一旦萧条期结束，央巴卡帝洛的面积就会炙手可热。尽管如此，自己单独干下去的风险还是巨大的。
单干头3个月的形势没有见到什么希望。大楼自1976年夏天完工后长期空置。我们夜里一直开着灯，这样大楼就不会黑黝黝的。但是，从凯悦饭店的窗户往外看，实在无法让人感到宽慰—除了夜间警卫外，出租楼房里空无一人。
谢天谢地，旧金山市场很快扭转了局面，租户们开始承租EC3了。到了1977年中期，租金已经达到了扭亏为盈的水平。保德信公司同意为EC4提供抵押融资，并央求我允许他们在实资投入方面也投入他们相应的股份。我同意了，但前提是他们必须以较高的新评估价格买回他们在EC3里的50％股份。这样，我不仅收回了我在EC3里的投资，而且收回了在整个央巴卡帝洛中心项目里的投资。我为了继续从事该项目而冒的风险，结果为我赢得了丰厚的回报。
数年以后，我们扩展了该项目，增建了央巴卡帝洛西区，结果该新投资毁在了1989年的房地产市场疲软和港湾地区地震的形势下。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需偿还的巨额贷款，央巴卡帝洛西区在破产的边缘“晃悠”着。但我继续对旧金山的长期前景抱有信心，而且尽管我的顾问们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心坚持下去。
到了90年代中期，在旧金山民众的协助下—他们对城市的迅速发展感到震惊，投票支持严格限制新商业建筑项目，房地产市场得到了恢复。1998年，由莫特朱克曼控制的房地产公司—波士顿不动产公司—用18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央巴卡帝洛中心的所有办公楼。由于我从波士顿不动产公司那里获得的是债务形式的付款，因此我在央巴卡帝洛仍然有间接的风险，但在此过程中，我分散了自己的投资，包括美国各地主要地区黄金地段的不动产。
133。 央巴卡帝洛中心（2）
我与央巴卡帝洛中心项目30年的交道使我获取了利润，并帮助启动了旧金山富有悠久历史的市中心和码头地区的振兴。正如洛克菲勒中心的开发一样，央巴卡帝洛项目表明，当经过深思熟虑的政府领导人与甘冒风险的资本家们联手致力于改善城区环境的时候，造福的是社会。
134。 今天和明天
在我87岁的今天，我的生活依然繁忙而充实。我还在四处奔波旅游，为了生意，也是为了享受。我最近刚刚结束了令人振奋的泰国北部、老挝、缅甸、中国西部和中国西藏的旅行，还愉快地乘船游览了苏格兰的赫布里底群岛和亚马孙的里奥内格罗。最近这些年，我经常跟我的家人一起旅行—自从佩吉去世后，他们都想方设法地宽慰我。虽然他们中间只有几个人住在纽约，但他们常常来看我，并且只要来到纽约，就把我在曼哈顿的家当做他们的活动基地。
随着我的孩子们年岁越来越大，他们每人都发现了自己乐在其中的特殊兴趣领域，并通过这些兴趣为我们所在的社会作出了贡献。从许多方面说，我觉得我最感到骄傲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我妻子佩吉的成就—是这6个生龙活虎、聪颖智慧、矢志不移的孩子。虽然我们在过去对许多事情都有过分歧，对世界的认识至今还很不相同，但我现在意识到，他们已经跟我一样坚强地继承了遗产，运用了他们的资源来改善世界，或至少努力改变世界。我为他们每一个人感到无比自豪。
135。 成功与幸福的要素
回顾我的一生，我意识到我实在是非常幸运。多亏了祖父和父亲，我继承了大量的财富，使我能够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无需担心从哪里获得经济来源。我同时意识到，如果没有父母的明智指导，那么这些继承下来的财富就会成为一种诅咒，而不是福气。几十年来，有不少这类显而易见的令人遗憾的例子。幸运的是，我的父母在用爱和尊重待我的同时，还树立了一个社会责任感的出色典范。有了这样的背景，我才能努力安然度过青少年期间的常见危险—使这种危险更加复杂的是社会对富家子孙的嫉羡和吹毛求疵。
除此以外，我还有幸拥有旺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事实上，我至今仍每星期在健身房运动几个早上。因此，我能够保持广泛兴趣而不感觉压力巨大。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一天所做的事情只限于工作时间。
通过学习身边的世界，尤其是繁忙的工作、娱乐和旅行过程中的细致观察，我的生活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在人生的许多事件中，无论大事小事，也不论重要与否，我都找到了无穷的乐趣。
我的满足产生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喜欢结识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种族和国籍、观点各异的人们。这并不是说我喜欢自己遇到的所有人。有些人让我不胜其烦，有些人让我望之生厌。但是，与人相处使我充满活力，也使我的人生富有意义。我的家人和亲密朋友们给了我年轻时缺乏的自信感。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每天遇到的许多事情就会显得充满威胁，生活就会变得紧张惊慌，而不是激动人心、其乐融融的挑战。
尽管我经历过失望、挫折，以及不快乐的时期，但我在生活中找到了巨大的满足和享受。这主要是因为我父母制定的原则，以及我妻子、孩子们和许多朋友们的大力支持。
这真是惬意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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