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克菲勒回忆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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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时不时地从我父母的家“阿比顿山庄”（Abeyton　Lodge）出来，步行大约1/4英里的路，爬上山，到基魁特跟祖父一起吃早饭或午饭。祖父的早饭向来都是燕麦片，不过用的是黄油和盐，而不是奶油和糖。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细嚼慢咽，因为他觉得这对消化十分重要。他说，连牛奶都要咀嚼，而且他就是这么做的！
祖父很少单独用餐。朋友和下属们—其中许多是来自克里夫兰的老熟人—经常跟他在一起，而且常常是时间很长。吃饭的时间很长，气氛很轻松，交谈很随便、愉快。饭桌上从来不讨论生意上的事情—相反，祖父常常跟他的侄女和他的老管家开玩笑。管家叫埃文斯太太，矮胖的身材，慈祥善良。她常常回敬祖父的幽默。有几次，我跟祖父在基魁特还一起用过正餐。饭后，我们便统统来到客厅。在那里，祖父会在客人们的谈话过程中在自己的舒坦的椅子里静静地打起瞌睡。他总是很早就上床睡觉。
有时候，祖父喜欢玩一种纸牌游戏，叫做“纽美利卡”（Num…erica）。该游戏的目的是测试并提高数学分析能力。祖父总是当庄家—每一轮的赢家总是赚1角硬币，输的赚5分钱。
我稍微长大了一些后，祖父已经九十多岁了。有一回，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到“娱乐房”（Playhouse）吃我做的全鸡宴。祖父和埃文斯都来了，并且宣布那顿饭“味道很好”！
我还去过祖父在佛罗里达和新泽西州莱克伍德的家。祖父喜欢高尔夫，在波坎迪克和莱克伍德修建了私人球场。当我进入少年、刚刚学打高尔夫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打几个洞。到了那个岁数，祖父打高尔夫只是为了运动，很少打全场。
1936年6月，祖父的身体开始衰弱。我到奥蒙德比奇短暂地看望他。跟以往一样，他看到我非常高兴，但他已经明显非常虚弱、疲惫。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或静静地坐着。我们简短地谈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但他好像看到我在房间里跟他在一起就很满足了。他允许我拍了几张他坐在椅子上的照片。那是在他去世之前，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祖父是个非常虔诚的人，但是他从来不评判或谴责与他信仰不同的人。祖父一辈子都没有沾过酒，这在标准石油公司实属罕见，因为公司里他的大多数亲密下属都绝不是虔诚的教徒。曾经是对手、后来成为密友的约翰阿奇博尔德是个嗜酒如命的人，而祖父把对他的“改造”看成是自己的一个终身项目。祖父与他的商务伙伴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其中包括阿奇博尔德、亨利弗拉格勒和他的弟弟威廉—威廉从一开始就和祖父一起建设标准石油公司。在我听到他极其有限的几次提及自己的商务生涯时，他谈论的是他们在一个宏伟新企业里作为同僚的乐趣，尽管他们肩负着繁重的工作，尽管他们时常挑灯夜战。
祖父本性很谦逊，虽然他过的是只有富豪才可能过的日子，但比较而言，他很节俭。当卡内基、弗里克、哈里曼和范德比尔特等富豪家族纷纷在第五大道修建豪宅的时候，祖父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买了一栋房屋。那栋房子原来的住户阿尔贝拉沃沙姆是科利斯P亨廷顿的女主人。那是一栋非常大的褐砂石房屋，祖父在它的旁边买下了好几栋，以便后来家庭的壮大。但是，鉴于他的本性，他从来不劳心费神去重新装修。祖父在世的时候，沃沙姆女士的高级红壁纸和死沉死沉的维多利亚豪华家具一直留在那里。
祖父惟一沉溺其中的大概要算骑马了。他养了好几对马匹，并且喜欢在波坎蒂克和中央公园骑马快跑。有时，他会在那里跟他的弟弟和几个好友进行比赛。
祖父完全没有虚荣心。他几乎完全不考虑外表形象问题。年轻的时候，他很英俊，可是，在19世纪90年代，他感染上了一种痛苦的病毒—全面脱发，影响了他的神经系统。患上这种病以后，他的头发脱光了。在当时的一张照片里，他戴了一顶无檐便帽，看上去很像是“威尼斯商人”。后来，他戴上了假发。
4。　临危不乱（2）
有些人—特别是艾达塔贝尔—觉得他的外表形象令人厌恶；有些人却不同意。起初，约翰辛格萨金特不愿意画祖父的肖像。但是，在画像过程中的长谈之后，他们成了朋友。最后，萨金特告诉父亲，说他想再画一幅，因为他迷上了自己的主题对象，说祖父让他想起了中世纪的一个圣人。
5。　“给予的艺术”
事实上，祖父发现管理自己的财富—截至1910年达到了将近10亿美元—成了一个问题。他每年从标准石油公司和其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数额巨大，而鉴于祖父严谨审慎的本性，这些钱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花费或者投资。由于他对购买法国庄园或苏格兰城堡没有兴趣，又不屑于购买艺术品、游艇或中世纪韵味的西服—也即他那些奢侈的同代人所乐此不疲的所有活动，于是，祖父想到了一个很有个性的解决办法：他拿出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煤矿、铁路、保险公司、银行和各种类型的生产企业，其中最出名的是铁矿生意，并最终控制了明尼苏达州富饶的梅萨比岭的很大一部分。
可是，自从1897年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以后，祖父越来越多地投身于另一种形式的投资：慈善事业。他称之为“给予的艺术”。通过这种投资，他取得了跟标准石油公司一样的重大影响。
祖父自打年轻的时候，从刚刚开始经商就记录每一项收入和支出，包括小到一个便士的慈善捐款，建立了一系列账册—首先是账册A，如今该账册保存在波坎蒂克山上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档案记录成了一种家族传统。父亲学着祖父的样子记账，并努力要求我这一代“照葫芦画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也试图要求我自己的孩子们这么做，结果成效比父亲还不如。
祖父这么做是遵循宗教缴纳捐税的教义，即将自己收入的1/10捐献给教堂和做其他善举。随着他的收入的增加，他的慈善捐款数额也相应上升，一般都达到了他对自己承诺过的捐税比例。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祖父发现自己很难亲自处理慈善捐款事宜。事实上，这是他在那些年感觉到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感觉到自己不仅有责任给予，而且还要做得聪明，如此难度就增加了许多。“给钱很容易造成伤害”，他写道。那个时候，他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而处理其中仅仅10％的资金就占用了所有时间。他的最终解决办法是聘请浸礼会教徒弗雷德里克T盖茨主教，请他制订一个更加周全、更加系统的方式，对要求获得资金的所有个人和机构进行评估。幸运的是，盖茨的知识面很广，颇具智慧。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设计分配了一半以上的财富；剩余的大部分最终交给了父亲，而父亲又用毕生的精力继承并发扬他们的善举。
有人说，祖父和父亲—以及安德鲁卡内基—一起发明了现代慈善事业。这种说法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言过其实。他们两人所做的是强调有必要调整慈善活动的方向，从医治社会问题的“病症”转向理解并消除其背后的“病根”。这种转变促使他们两人都欢迎科学的方法，支持在诸多领域里的专家工作。
祖父的第一个主要慈善项目是在19世纪90年代创建的芝加哥大学。不过，祖父是在世纪交替之后才将商务事宜抛在一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慈善事业上。他首先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于1901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
祖父的设想—那是在与盖茨、我父亲以及该研究院的首席董事西蒙弗莱克斯纳博士密切合作研究后制订的—是要按照欧洲的巴斯德（Pasteur）和柯霍（Koch）的机构模式建立一个研究设施。在创建该研究院的时候，祖父应用了他在一开始用于标准石油公司的原则：他聘请了人才，并给予他们权力。虽然他深深介入了初创和计划阶段的工作，但一旦研究院成立、运作起来，他便打定主意不干预研究院的管理。他觉得把指挥权交给教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合适的。父亲当上了理事会的总裁，确保独立科学研究政策得到严格的遵守。
祖父接下来的一个重大举措—成立大众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　GEB）—是因为他希望在美国南部建立一个公共教育系统，让黑人和白人都受益。祖父给GEB的捐赠和经营资金在其30年的历史中接近1。3亿美元。GEB与地方和州政府密切合作，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我们家族一直推崇的公私合作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案例。
创建于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是第一家带着具体的全球眼光的慈善组织，也是祖父该事业的顶点—要建立一个机构，能够精明地管理他的资产，用于慈善目的。祖父为基金会提供的捐助—10年内共计大约1。82亿美元，按照今天的美元价值，相当于二十多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其他机构。基金会对付过钩虫、黄热病、疟疾、肺结核以及其他传染疾病。后来，它成为开发玉米、小麦和稻子的各种杂交品种的领袖，构成了绿色革命的基础，而绿色革命为改造世界各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6。　“公共关系”
有人经常指责祖父的慈善捐助不过是一种公共关系之举，其目的是要在一辈子贪婪赚钱之后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如果他当真是出于这种动机的话，难道他需要花费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来实现该目的吗？
公共关系的先驱艾维李常常被指责为祖父制定了详尽的公关计划，包括创建庞大的基金会、让祖父施舍亮晶晶的硬币，把他冷酷无情的强盗男爵形象转换成一个心地善良、慈祥温和的老头。这些说法大多荒谬不经。祖父赠送硬币的目的是融洽与在高尔夫球场或走在街上不经意遇到的人们的关系。这有助于打破彼此之间的僵局，让人们变得随便一些。而此举常常奏效。
事实上，祖父对自己的慈善事业所带来的公共关系方面的好处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他甚至不允许在芝加哥大学或大众教育委员会使用他的名字，而洛克菲勒研究院用上他的名字，也是他几经犹豫后才勉强答应的。很难想像祖父会在拒绝允许标准石油公司驳斥小报记者散布的诽谤之辞后，竟然将自己的大量财富用来操纵公众对他的看法。人们不得不相信—反正我不信—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次良知危机，才可能迫使他散发自己的“不义之财”。
祖父从来没有对我父亲、对他的孙子孙女或任何人说过半句后悔经商的话。他相信标准石油公司造福了社会，并为自己在创建这家公司所起的作用而感到欣慰。
那么，祖父的慈善之举如何解释呢？在我看来，其根源在于他受到的宗教教诲和他自己的人生体验。艾达塔贝尔之流选择了要把祖父描绘成贪婪本质的象征和自私的个人主义的缩影。祖父是个坚强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赋予了该词不同的含义。他拒绝把个人主义视同自私自利、个人利益膨胀的说法。相反，他给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实现某种价值并将该价值回报给抚育自己成长的社会的自由。我相信，这正是他慈善之举的根源和目的。
至于父亲，他不仅没有为祖父感到丝毫的羞愧，而且为他以及他的许多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如果父亲有什么矛盾心理的话—他的确心里感到矛盾—那就是他自叹不如。在自己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父亲—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对自己的评价是：他不过是在踩着伟人的足迹往前走。
7。　美国最强大的两个家庭的联姻
我父母于1901年10月9日结婚的时候，媒体报道那是美国最强大的两个家庭的联姻：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继承人与美国国会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内尔森奥尔德里奇的女儿。在有些人看来，奥尔德里奇是“国家的总经理”。
父亲第一次见面就迷上了我的母亲，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下决心向她求婚。当他最后终于向参议员请求要娶他的女儿时，他那焦急之情表露无遗—他不断地解释自己的经济前景，显然急于证明自己与她十分般配。参议员忍俊不禁地打断他的话说：“洛克菲勒先生，我惟一感兴趣的是什么能让我的女儿幸福。”
父亲的确做到了让母亲幸福，她也让他感到了幸福，这一点我敢肯定。他们两人极其亲密—也许过于亲密，这一点我一会儿再解释—而且我相信他们非常相爱。母亲给父亲以及他们的婚姻带来了他急需的欢快和乐趣。
母亲生长在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一个由8个子女组成的大家庭，5个兄弟、3个姐妹。母亲排行老三，是第二个女儿，与她的父亲极其亲密。她父亲在通过建立联邦储蓄系统来设置高税率、建立弹性更大的货币体系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母亲记得他曾经在自己华盛顿的家中与同事们一边打扑克、喝酒，一边辩论立法问题。外祖母奥尔德里奇多年没有自理能力，因此，母亲在结婚前大约10来年的时间里，常常承担她父亲的女主人角色。她被推进了华盛顿舞台的中央，对于处理“社会”需求，她不仅处之泰然，而且轻车熟路。
外祖父奥尔德里奇喜欢旅游，钟爱艺术。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常常陪伴他去巴黎、罗马和伦敦，而他在那里参加官方会议。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认识了巴黎，以及巴黎的艺术世界，而且当时崭露头角的新形式、新思想很对她的胃口。
8。　颇具影响力的标准和脆弱的情感
把母亲娶过门的家跟她的娘家迥然不同。她的兄弟姐妹
们—尤其是她的姐姐露西—笑话她嫁给了“古板”的洛克菲勒家，起初很担心她无法适应。
影响父亲大部分少年时期生活的主要是他的母亲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她是个极其严谨刻板的人，主要负责他的抚养和教育。她的父母笃信宗教，一直积极参加反对奴隶制运动和禁酒运动。她的画像和照片都表现出她是一个难以取悦的令人敬畏的女性。
祖母洛克菲勒为父亲灌输了大部分宗教知识，培养他正直无私的强烈道德感，并第一个告诉他要肩负掌管家族的巨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