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华侨史话-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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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侨、华人的银行储蓄普遍增加，甚至每户平均储蓄数额超过了美国人。据美国1960年的户籍调查，华人家庭储蓄7000—9999美元者，占21。1％，与美国人相等。10000—14999美元者，占14。4％；15000美元以上者占7。2％，则比美国人高。故平均家庭储蓄，华人为6207美元，美国人为5660元。华人财力之雄，达到了空前程度。

近几年来，华侨、华人经营的商店已日益增多。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加利福尼亚州华商开设的商号达5136家，其营业额已超过日商。仅该州的旧金山及其附近的奥克兰市，华商商号就达2300家。在纽约及新泽西州邻近纽约的地方，1972年华商商号就有1799家之多。这些商号，大都属于中小型，但有些是属于大型的。在7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华商经营的大明实业公司发展到43家分店。华商经营的连锁超级市场已发展到可以同美国西南部最大的超级市场（主要经营食品）赛扶威竞争。秘鲁首都利马市的华商刘铃具经营的文具、纸张等批发生意，营业额占利马市该行业营业额的80％。

华商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亦不少。美国纽约市华人陈霖经营的森美公司是年营业额达20亿美元以上的跨国公司，它所经营的食品种类达数千种之多。另一家专门经营中国工艺品和物品的旧金山国光贸易公司也办得很兴旺。它专门经营中国的藤、竹、柳条编织的用品和工艺品，在美国15个重要城市设有商品陈列室。巴西华商魏书骐对台湾出口薄荷油，占巴西该项输出总量的1/2以上。

华侨、华人经营历史悠久的餐馆业也有很大发展。在美国各大城市中几乎都设有中国餐馆。据1981年粗略估计，美国共有中国餐馆15000家，其中纽约市最多，约有5000家，占全美中国餐馆的1/3，平均每200人就有一家中国餐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主要是广东餐馆和福建餐馆，战后增设了上海、北京、四川、湖南、云南和山东等省的餐馆。中国各地的地方风味，在美国几乎都可以品尝到。有些大饭店为招徕顾客，还特别讲究排场——悬挂富丽堂皇的中国宫灯，张贴着气势磅礴的山水画，配以古香古色的中国式桌椅，播放着悠扬动听的中国民间乐曲。店内具有浓郁的中国情调，使顾客像到了中国一样。这几年来，华侨、华人经营中国餐馆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同时可以摆几十桌酒席，容纳几百人。例如，美国纽约的“银宫酒家”、“第一酒家”和“富满楼”等等，都是一流的中国餐馆。在秘鲁首都利马市，60年代就有400余家中国式餐馆、酒馆营业，资本达1200余万美元，占该市饮食行业总资本的40％⑩，其中最著名的有曹万芳开的“龙凤酒家”、李光明开的“光明酒家”、蔡伦开的“万国酒家”等等。“龙凤酒家”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一间中国餐馆，拥有资本约70万美元⑾。墨西哥首都华人、华侨开的餐馆多为合股经营，有的拥有资本100—150万比索，纯利润约占经营额的40％左右。

一些较富有的华侨、华人还在美洲投资开办和经营工业企业，但多属中小规模的轻工企业，如氧气厂、制冰厂、塑料制品厂、皮革厂、碾米厂、家具厂、织布厂、面粉厂、酱油厂、汽水厂、榨油厂、水泥厂、烟草厂等等。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洲亦开设了一些华人经营的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美国电子科学家王安的电脑公司就是一例。王安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电子实验室工作，发明了磁芯记忆系统，两年后制造出第一架程序计算机，1951年创办了王安实验室，1958年组成王安电脑公司。1984年王安电脑公司已拥有25000名雇员，其中大多数是技术人员，其资产总值达50亿美元。美国还有唐仲英创办的唐氏工业公司，拥有工厂15家，资产总额估计超过一亿美元，生产的矽钢占美国中部地区市场销售额的70％。号称“船王”的魏重庆所创办的复康轮船公司拥有上千名职工，为美国南部海运一家强有力的轮船公司⑿。巴西圣保罗市巴西籍华人林训明开设的愉港植物油公司，其下属企业的豆油出口量占巴西首位，资本总额达几十亿美元，在巴西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曾多次陪同巴西总统出国访问。在巴西，还有我国国家副主席、企业界知名人士荣毅仁的亲属与巴西人合资经营的大工厂，也具有相当的规模。

（4）美洲华侨、华人与金融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华商、华侨企业的迅速发展，美国华人从50年代起逐渐投资参与兴办银行。1952年开办西雅图联合储备贷款会、1961年在旧金山创设金山通商银行、1962年开办洛杉矶国泰银行、1966年在萨克拉门托开办协兴储备贷款会、1967年在纽约华埠的中国银行支行改组成为当地注册的中美银行、1972年由马来西亚华人周旭东财团创办了美国加州银行、1974年由华人董浩云领导的香港、台湾、东南亚财团创办了美国亚洲银行。本世纪70年代，以印度尼西亚华人温孔文为核心的财团购买了乔治亚国家银行，1976年并以20％的股份买进了田纳西农民银行，当时曾轰动了整个美国银行界。此外，还有泰国和香港的华人所经营的银行亦在美国开设了支行。由此可见，华侨、华人在美国金融界也开始占有一定的地位。

（5）美洲华人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洲华侨、华人基本上处于被歧视、被排斥的境地，对侨居国的政治无权问津，战后随着他们在文化、科技、经济界地位的日益重要，在政治界亦开始崭露头角，其中有的还积极参政，担任各级政治机构职务。

参政是指参与政治活动或参加政治机构。前者是指关心政治，参加投票，对国家的各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后者是指参加各种竞选活动，并担任各种行政机构的不同职务，行使各种行政权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华侨、华人参政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为数甚少。以史书查阅，美国华裔参政最早的是邝友良。邝友良1938年被选为夏威夷准州的众议员，1944—1948年期间先后任众议院副议长和议长，并于1959年被选入美国参议院。他是进入联邦参议院的第一位华裔，同时也是美国参政的第一位亚裔。

紧随邝友良参政的是夏威夷华裔谭福善。他曾参加共和党，1942年以共和党人身份当选为夏威夷准州毛依郡行政委员会委员。1946年，美国本土的华人邓悦宁又竞选亚利桑那州众议员取得胜利，并成为进入州立法机构的第一位华裔⒀。

可以这样说，邝友良、谭福善和邓悦宁是美国华人参政的先驱。开创了美国华人参政、议政的先河。

直到20世纪70年代，参政、议政成为美洲华侨、华人的一种浪潮，参政者越来越多。例如在美国有加利福尼亚州州务卿余江月桂，她是加利福尼亚州有史以来任此职的第一位华裔。洛杉矶市法官黄锦绍，他是美国大陆上任此职的第一位华裔。纽约司法警长李卓生，他也是任此职的第一位华裔⒁。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空军后勤中心司令刘国英少将，他是至今美国军队中军衔最高的华裔。加拿大华裔郑天华于1957、1962年先后两次参加竞选活动，连续两届竞选获胜，担任加拿大下议院议员。在此期间，还有许多加入加拿大籍的华人亦成为联邦或省、市的议员、参事和市长等等。

从美洲早期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华人参政的情况来看，可以看到此时期参政具备以下两个特点：以地域来看，美国华人参政者早期主要在离美大陆本土较远的夏威夷，美大陆本土的华侨、华人的人数虽多，但早期参政者则不多见。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参政者才慢慢多起来；以参政者所任职务来看，一般是担任一些州、郡或市的众议员、法官和市长等等，所担负的政治职务还比较低下。

随着华侨、华人人数增加、经济实力增强以及知识水平和参政意识的提高，华人参政的情况与70年代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变化。70年代以后，美国大陆本土的华人参政者迅速增加，并有些人担任了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非常引人注目。其中有原里根总统的白宫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赵小兰，总统经济顾问甘敏才，白宫国际商业顾问黄仲元，总统国家教育顾问余显利，联邦商业部副部长胡少伟，副助理国防部长吴元黎等等⒂。在拉丁美洲，华人担任政界重任的也不少。如华人阿瑟·钟担任圭亚那的总统，华人何才担任过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总督，华人何五曾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卫生部长，华人毛鲁埃尔·邓曾任牙买加财政部秘书长等等。这些同本世纪70年代以前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洲华侨、华人在文教、科技、经济和政治各个方面都充分显示了炎黄子孙的智慧和力量，为美洲侨居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桩桩、一件件的事例都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决不是被某些人蔑称的“劣等民族”，而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早期华工之所以贫穷、落后，文化水平低下，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而不能说明种族的优劣。从美洲华侨、华人事业发展的进程来看，华侨、华人之所以能够在美洲各个领域里起重要作用，主要是靠给人智慧、给人力量的教育，靠学生和科研人员持之以恒的努力和毅力，这些才真正是华侨、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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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转引自李春辉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第242页，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③广东省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编：《五邑侨史》，总第8期。

④朱杰勤主编：《美国华侨史》，第334—334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⑤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第311—316页，台北市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印行。

⑥广东省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编：《五邑侨史》，总第12期。

⑦广东省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编：《五邑侨史》，总第14期。

⑧李春辉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第280页，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⑨广东省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编：《五邑侨史》，总第7期。

⑩⑾沙丁等编：《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第3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⑿朱杰勤主编：《美国华侨史》，第542—543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⒀⒁⒂梅伟强：《关于美国华人参政的几个问题》，载《五邑侨史》总第7期。

第六章　美洲华侨对祖国的贡献

美洲华侨与祖国血肉相连，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祖国富强之日，正是华侨在异国他乡受人尊敬之时。所以，华侨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十分关注，迫切希望祖国能够早日繁荣富强起来。

美洲华侨无论是在反对帝制时期，还是在抗日救亡的烽火岁月里，或是在文化经济建设中，对祖国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节　反对帝制时期的贡献

美洲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初期革命活动的基地，美洲华侨则是支持孙中山先生进行以反对帝制为中心内容的辛亥革命的生力军。

1894年兴中会在美国檀香山成立，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政府，由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又进行反袁的二次革命，初步完成了这个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在这17年中，美洲华侨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进行了巨大努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孙中山先生对美洲华侨及其他地区华侨的这种杰出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华侨是革命之母。”

（1）积极参加孙中山创建的革命组织兴中会和同盟会

美国的檀香山是孙中山在海外进行反清革命的策源地。檀香山是夏威夷的政治、经济和文教事业的中心。18世纪末叶，契约华工就开始到达檀香山，从1851年起，华工就大规模移入，到1910年华工已达21674人，占全岛人口的11。3％，赴檀香山的华工比赴美国大陆的早，而且比例亦高。赴檀香山的早期华工，大多来自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早期华侨且在香山占有较强的经济实力。

孙中山先生的胞兄孙眉于1871年渡海抵达檀香山谋生，是茂宜岛上富甲一方的农场主，又在茄荷雷经营商务，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华侨资本家，素有“茂宜王”之称。1878—1883年，孙中山曾就读于檀香山由英、美教会兴办的意奥兰学校和奥阿厚书院。1884年又在孙眉商店里当店员。在这里，他接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大大开阔了视野。从1878年起孙中山曾六次到达檀香山，旅居时间前后长达5年半之久。

孙中山早期曾怀有强烈的“实业救国”或通过“改革国邦”的改良办法拯救中国。于1894年曾给李鸿章写了《上李鸿章书》，并与同仁一起赴天津，亲自会见李鸿章面议改良事宜。上书及面议失败后，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于救亡”①。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

清政府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加强同帝国主义的勾结，加紧对中国人民进行镇压。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斗争，自然就成为清政府的肉中刺、眼中钉，力图进行镇压。为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孙中山于1894年冬途经日本抵达檀香山。

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在华侨中积极宣传革命，获得了经营商业的宋居仁、夏百子、邓荫南等的响应。11月24日，孙中山与华侨陈孟谦、黄保、冯永明和黎显祥等20余人，在美国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住宅召集会议，选举华侨刘祥仁为第一任会长，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厉斥清政府“庸奴误国，荼毒苍生”的祸国殃民的反动统治，鞭挞了世界列强“蚕食鲸吞”中国的侵略活动，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革命口号。在尔后为兴中会写的入会誓词里，孙中山还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其目的就是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