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评传-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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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槐缰しā啡嗣癯霭嫔�1971 年版243 页。
成，那么，戴震《勾股割圆记》以圆为本，研究平三角形，球面直角、球面斜三角形勾股法与圆的直接联系，还正处在辩证法的使用过程，它较之高度抽象化了的三角函数有更丰富、更直接、更完备的辩证法思想。这些辩证法主要体现在：平三角、球直角、球斜三角始终都保持和圆面的直接对待联系。勾股是割圆的代名词，勾股割圆实际上就是三角形割圆，直线割圆，三角形边、角各要素始终处在与圆面的对待联系中。《割圆记》全书中类的归纳，相同相异的要素以勾股弦为纲作出的子系统归纳，和圆面、和勾股法总论保持紧密联系，每个问题的解答都不能须臾离圆，圆与问题和答案同在。勾股理论系统和勾股子系统间以圆面为基础形成其内在联系，勾股弦本身的美的特质及其自身各要素间的对待关联，如此等等，都是勾股割圆尚处于辩证过程的证据。
戴震是作为一名哲学家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因而比同时代的单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具有更多的辩证法观点，这就毫不奇怪了。中国古代有的丰富辩证法思想资料。毛泽东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②戴震熟谙古代典籍，以辞通道，就包括通那些不自觉、半自觉、自觉的古代辩证法之道。辩证法就是在普遍联系中观察对象。打开《割圆记》，对任何一个命题或定理的叙述，无不在边与边，边与角、角与角、边、角与三角形整体，边、角、三角形整体与圆面的联系中加以叙述和考察，与同命题的三角函数相比，因函数表达省略了一些中介环节，有关联系的叙述已被略去，而勾股法犹西学函数法的每一步溯源和步步来龙去脉的叙述，这种溯源和叙述在其自身的体系中，仍然是简洁、严谨的，但和函数法相比，这种叙述方法展示了各个环节间的无遗漏的联系。这种做法在思想方法上，在具体步骤的处理上，都在其指导思想上拥有更多的辩证思考过程和辩证法的应用过程，当然这里说的辩证思考和辩证法的应用，是以数学的原理作逻辑思维活动，而这种数学原理及运用此原理的思维过程本身带有辩证的性质，并非辩证法在数学研究中的机械搬用，而烙守数学原理本身的性质，并运用这类原理形成自身的数学系统，这本身就是台乎辩证法的做法，《割圆记》数学系统的形成，并不缺乏这种精神。
② 毛泽东《矛盾论》。
第六章戴震的史地学一、参修《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
自从清初顾炎武力倡“理学即经学”，学风开始大变，连史学、地学研究也崇尚考据。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等，都用考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阎的《古文尚书疏证》是“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胡渭和阎若璩曾同在清一统志局修史，胡的《禹贡锥指》用考古的方法研究地理，广泛搜集实证，专就某一问题作窄而深的研究，形成了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即研究古今地理沿革的学问。戴震的史地学说，一仍顾、阎、胡，他校注《水经注》，正是视《水经注》为历史地理之作，考释精博，完全凭文献和实证梳释原著，他参修地方志，自有其独到的见解。地方志，梁启超曾认为是最古的历史书，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①。清康熙十一年（1672）曾下诏各郡县分辑志书，雍正七年（1729）因修大清一统志又严谕如期成书，这都促进了地方志的修撰。著名学者也都有独撰或参修地方志的②。在这一风尚影响下，戴震主修了《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那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事情。这一年夏天，戴震与朱筠的弟弟朱珪友善。朱珪当时为山西布政使，戴震和段玉裁曾一同应招前往，段玉裁主讲寿阳书院，戴震为朱硅署中幕僚。这一年，也正是戴震第三次考进士不第，但他似乎并不介意。修汾州志，困难极大，虽然明万历年间修过，但多半散失不能用。乾隆年间，汾州府太守孙越薪（和相）刚由滇南调任至此，便有感于距明万历年间的汾州知府王道一纂修府志已历一百六十多年，一直无赓续重修者，便招集一批人重修，但汾州的历史沿革极为复杂，所辖地区前后往往不一，这样连修史的对象的基本范围也发生了问题，纂修汾州府志，真是谈何容易！以汾州的地名而言，其分野始自禹贡，属冀州，后来因沿革不一，或称西河，或称南朔，或称介州，或称汾阳。就其辖境而言，西魏之汾州在乾隆年间的宜川（今陕西山西交界处），北周的汾州在吉州（今山西吉县），隋代的汾州在霍州（今山西霍县）。北魏时霍州曾为西河郡治，而西河郡是汉代元朔四年（公元前119年）设置的，本在河西，永和五年（140 年）南徙五百余里，治所在离石。如果依河表目，则文献中同一地名又不实指一地，以属县中都为例，《左传·昭公二年》的中都在乾隆时的河内（今河南沁阳），《魏书》的中都在榆次。以永安县为例，汉晋的永安在霍州，北魏孝昌（525—527）的永安和介休，都曾侨置平阳（今临汾），而介休又曾侨置汲郡（今河南东北部）。以汾阳县为例，《国语》中的汾阳在平阳，汉代的汾阳在静乐，晋代的汾阳在河东郡（今山西永济一带），隋代的汾阳到唐武德七年（624）改为阳曲，此后郡县无汾阳之名。唐代郭子仪封为汾阳郡王，镇守的是绛州。以地名山泽而言，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298 页。
② 例如顾炎武参修了《康熙邹平县志》和《康熙德州志》，钱大昕参修了《乾隆鄞县志》，戴震的好友王昶独撰《乾隆太仓志》，段玉裁独撰《乾隆富顺县志》，章学诚独撰《乾隆和州志》、《永清县志》、《毫州志》，参修了《天门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梁山、吕梁，《春秋》、《尔雅》中的梁山在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孟子》的梁山在乾州（今陕西），《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的梁山在保德（今山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十分复杂多变，如考之经史，眩若棼纷，同名异地，已难证实，如系之人事，岂不成了大笑话。对此种种复杂问题，孙越薪并不糊涂，“孙君重其事，不以所知自多，复质诸休宁戴东原氏，勒成一书，于旧志既无仍袭，遂综博古今，严整义例，用补阙典”，使全书地名山川，读后能周知全脉，“终条贯，不失地阞，无纷纠傅合也，记载官政，以及田赋、征谣、尔雅，明划远于胥吏案牍”①。应该说，修地方志，与周代已有的览观民风民俗的采风活动极相似，汉应劭《风俗通》序中就曾说过，周代每年秋季朝廷都要派一些使臣，乘坐轻便的车子“輶轩车”，摇着木铎，到全国各地去采风民俗民谣、方言俗语（朱珪序谓“尔雅”之类也）等均在采摭之列，采集到的资料逐级上报，最后集中到周天子那里，以制定治天下之策，所谓“不出户牖，尽知天下”。秦代中断此事，至两汉重新恢复，《汉书》中常有派遣大臣巡行天下，以观民风的记载。修地方志，实在与周代和两汉的采风有异曲同工之妙，朱珪的序已说明这一点。孙和相的《汾州府志》自序也指出这一点，序云：“朝廷询风土，征典籍，而当事者问民间疾苦，责其官守、职司？？乃复征询八州县，务陈细目，都举统观。”李文起的《汾阳县志序》也说：“邑志实为前鉴，时复披阅之，由是纠弊之故，因革之宜，稍稍措施，识端绪。”周代和两汉的采风，后世修地方志，可谓以儒学俾补时政的一种方法，修地方志与儒家经国济世的主张恒相一致。有清一代经学大昌，修地方志成风，固然与康熙、雍正的提倡有关，但与经国济世的儒家学术思想的盛行也是密不可分的。即令康、雍的提倡，也是以官方儒学思想作指导，以儒学治天下的一个途径。学人们纷纷独撰或参修地方志，正是士林儒学以方志补益时政的济世之途。而在纂修地方志这一项目上，官方儒学与士林儒学往往是一致并携手合作的。戴震参修《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当作如是观。
戴震参修《汾州府志》，又是怎样贯彻乾嘉学派考释精审的学术主张的呢？这主要表现在辨明沿革，考证史实上。辨《元和志》“汾州”条，集中体现了戴震的这一主张。今本《戴震集》中《答曹给事书》（1770）、《应州续志序》（1769）都是集中体现戴震考核精审的史地学观点和方志学思想的。《元和志》即《元和郡县志》，是唐代地理总志，李吉甫撰，今存三十四卷，元和八年（813）成书。作者久任宰相，熟悉当时图籍，记载详备，较为可据。戴震评为“其书之可宝贵，自孟坚《地理志》、道元《水经注》而外，无有上之者矣”①。故戴震在修《汾州府志》时，曾引据入志，但《元和志》中关于“汾州”一条，戴震考出其有六大错误，都是关于地理的历史沿革方面的。
一是《元和志》叙汾州沿革云：“后属魏，谓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吴起为西河守，皆谓此也。”。对此，戴震考之《魏书》，太和八年（484）置西河郡，治所在兹氏城。郦道元注《水经》时，西河郡新治所仍在此地。兹氏城在谒泉山及文水、汶水，与子夏设教西河（在黄河的龙门西河）无任何联系。戴震不无幽默他说：“以此地（按：兹氏城的西河郡）近汾远河（按：① 《汾州府志·朱珪序》。
① 《答曹给事书》，见《戴震集》，上海占籍出版1980 年版133 页。
黄河），西河（按：龙门西河）之上不得移而虚加之汾上耳。”①至于史载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戴震说，那是在黄河里漂浮，不是在汾水中漂浮，故郦道元以浮河之事系之夏阳，子夏卜商陵及庙室系之阳（今陕西合阳），皆离战国魏都安邑不远②。再说古代称西河，未以名郡，吴起为西河守，决不是后世之郡守。
二是《元和志》云”武帝（汉武帝）置西河郡，理富昌县”。对此，戴震考之传为汉代班固、刘珍等著《东观汉记》云：“西河郡治平定县，离石在郡南五百九里。”《元和志》言西河郡治富昌县，纯系不明《汉书·地理志》未固定的体例致误。《后汉书》凡县名按“郡治所十郡治县名”体例言之，如汝南郡先书平舆而治上蔡（平舆十上蔡），但班固著《汉书》时未有此例，对此，阎若璩曾深论之。因《汉书·地理志》首列富昌，故李吉甫以为西河郡治县为富昌县，误甚。
三是《元和志》云“黄初二年（221 年）乃于汉兹氏县置西河郡，即今州理”。对此，戴震指出，《元和志》因《水经注》误而致误。《水经》云：“原公水出兹氏县西羊头山。”郦道元注云：“魏黄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马子盛（按：司马斌）庙碑文云？？〃以司马斌的庙碑系之黄初二年。实际情形是黄初二年魏开始重新置西河郡，因在此以前建安十八年（213）曾省州并郡，废汉已始置的西河郡入太原，至黄初二年又重新分太原之四县置西河郡，故郦道元注“魏黄初二年”下应另有下文云重新置郡的记载。从黄初二年算起，越二百六十四年，到北魏太和八年（484），西河郡始治兹氏城（按：戴震驳正《元和志》第一条错误时已指出这一点），才有司马斌葬于兹氏城的事，故有庙碑在此。戴震说：“吉甫因《水经注》‘西河王庙碑’系之兹氏，系之黄初，遂以为是时即置郡兹氏，殊疏。”戴震所言极是，从黄初二年到郡治设于兹氏城，相隔二百六十多年，《元和志》却误作同时。
四是《元和志》云“高齐又于此城（按：汾州）置南朔州”。对此，戴震指出，这是《元和志》杂集群书，不加辨别，尤以《隋书》之误而致误。《隋书》以南朔州为北齐（按：又称高齐）所置，并与介州同在西河郡下言之。《元和志》“介休”条下云：“后魏明帝时〔按：指北魏孝明帝（515—517）〕为贼所破，至孝静帝〔按：东魏孝静帝（534—537）〕更修筑，迁朔州，军人镇之，因立为南朔州，但领军人，不领郡县。”这是正确的。南朔州、介州都在介休，《元和志》却又在汾州下误称高齐于此城置南朔州。戴震说：“凡以南朔州，系之高齐，系之汾州者谬也。”
五是《元和志》云“周宣帝于此置汾州”。六是说“大业三年废汾州”。有关此二者，戴震据《魏书·地形志》考述：延和三年（434）置吐京镇，太和十二年（（488）改镇为汾州，治蒲子城，其地在乾隆时的隰州（今山西隰县），孝昌（525—527）中陷，移治西河，事详《裴良传》，这是汾州治在西河之始，不待后周宣帝时（按：指北周宣帝字文赟大成元年即579 年）。就历史沿革而言，西魏曾别置汾州，在乾隆时陕西延安府宜川县，北周以东魏的南汾州为汾州，在乾隆时的吉州，隋开皇十八年（598）改汾州为吕州（今山西霍县），即北周所置而乾隆时在霍州者。唐武德初，以介休郡为介州，西河郡为浩州（今山西汾阳），三年（620）改浩州为汾州。由此可见，北周、① 《答曹给事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3 页。② 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15—16 页。
隋的汾州都不在西河郡境内。而《元和志》含糊他说周宣帝在西河郡置汾州，又说隋炀帝大业三年（606）废汾州，那是不对的。戴震感慨他说：“甚矣，沿革之不易言也。以近古而有法，如吉甫之作，图志一条中纷然不治者六焉。”可见写地方志考辨沿革是十分困难的事。
此外，汾州府境内故实，文献不一，也需详核。戴震举出《水经》云“河水？？又南过中阳具西”，戴举地望考之，中阳西邻黄河，在乾隆时的宁乡县境，《史记·赵世家》云秦取我西部及中阳，《元和志》也说“魏移西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