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儒家-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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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年）也是一位儒家文化的宣传者，在这方面他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不像老师那样偏爱拉丁文，而是用德语在大学里授课。1721年他在哈尔大学讲《中国的实践哲学》，认为儒学是关于政治、伦理的实践哲学，是由尧、舜、孔子等创立和坚持的传统观念。儒学以自然和理性为基础，与基督教的神启和信仰可以相辅相成。虽然承认两方面都是真理，都有存在的必要，但他对自然和理性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德国政府认为他宣传了无神论，勒令他在48小时内离开德国，否则即处死刑。不过这种办法并没能阻止沃尔夫思想的传播，他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他的哲学在一段时间里占领了许多大学的讲坛。
儒家思想在启蒙运动盛行的西欧特别是法、德两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为什么一个封建宗法等级制的思想体系会帮助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呢？这是因为启蒙思想家们由于渴望非基督教文化，而把儒学大大地理想化了，用他们自己的观点去阐释儒学，他们抓住儒学的某些特点，向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去理解和解释，儒学便成为主张理性、博爱和道德，主张法制和开明君主制的学派，他们借用儒学的名义发挥他们的主张。因此越是热烈要求思想启蒙的人，越是热烈地颂扬儒学。法、德两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是如此。19世纪的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有类似的情况，用儒家的“圣王”去解释他们的民主思想。这时的英国经过革命和妥协之后，社会秩序已经安排就绪，没有法国那样强烈的启蒙要求，所以英国人能更客观地看待儒学和中国文化。虽然在英国建有欧洲最早的孔子庙，作为欧洲“中国热”的一个反映，但那只是从建筑学上考虑，备一个中国风格的建筑物，决不是尊崇儒家，实际上英国人对儒家思想是冷淡的。
19世纪以后，西欧各国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热”、“孔子热”消歇了，代替崇敬、赞扬的是鄙视、贬抑。这时西欧的学术界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底蕴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看到前辈学者的夸大和失实。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各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建成，它们需要的是殖民扩张，夺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中国这个老大腐朽的东方帝国恰恰是它们的掠夺对象，对中国的政府、人民和传统文化鄙视乃至仇视就是非常自然的了。这时它们也还要研究中国，但目的不是发扬中国的国粹，而是找出其缺点、弱点、落后和腐朽的东西，以便打败和制服它。从学者方面说，以增进了解和友谊为学术研究目的的，不乏其人；但是从政府、财团、基金会方面说，它们拨款建立研究机构、购置图书等等，总离不开侵略与扩张的需要。不像启蒙学者对儒学和中国文化有意抬高，而是有意贬低。
第三节 儒学与工业东亚
亚洲在古代是先进的，近代却落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整个亚洲只有日本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其他各国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二战之后，日本从废墟中重新崛起，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地区与国家也实现了经济起飞，进入发达行列，它们（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一起，形成“工业东亚”。从70年代末起，工业东亚已经是一个热门话题，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人们在研究它是如何兴起的。除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扶植如贷款、投资、提供技术设备等等之外，其内因又是什么？很多学者注意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儒学传统。
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弗兰克·吉布尼认为，儒家伦理与美国现代经济民主主义的巧妙结合，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所在。他把日本这种经济形式叫作“儒家资本主义”。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认为，《论语》加算盘，是企业经营的法宝。《论语》代表儒家伦理，算盘代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如果只注重牟利，而丢掉了仁义忠孝，是办不好企业的。这两人的提法不仅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四小龙”，“四小龙”的经济，也是一种儒家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和人的关系是商品所有者的契约关系，尽管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优于封建主义的地方，在这一点上工业东亚与西欧北美并无不同。但是在如何调节社会上特别是企业内各层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培养人们服从权威、遵守纪律的自觉性等等问题上，西方主要依靠行政、法律手段，依靠物质的奖励惩罚。但在有儒学文化背景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则在其中加上了浓郁的儒家伦理的色彩。在日本，职工一进入企业就要接受忠于企业及其领导人的思想道德教育，而企业领导人则以长辈身份给下属以慈爱和礼遇，实行各种形式的感情投资，使职工感到企业像家庭，感戴“家长”，努力工作。日本学者森岛通夫认为，“忠诚、孝顺和对年长者的义务一起，塑造了一个价值的三位一体。这种三位一体的价值在社会内部调节着以权威、血缘纽带和各自年龄为基础的等级关系”。这就是说，在日本忠孝等儒家道德观念仍在起作用，它们调节着上下、亲疏、长幼的等级关系，使之达到和谐。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等级与封建时代的等级有原则区别，这里的忠孝等观念与儒家本来意义上的忠孝等也不相同，只是带有儒家伦理的色彩而已。不过正因为有这个色彩，它调节人际关系的功能就与纯行政手段不同，日本职工与欧美比较有更大的劳动积极性和更少的罢工斗争。据说这是日本工业崛起的原因之一。
在工业东亚，随着工业化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收入提高，住房条件改善，金钱的诱惑加强，西方消费文化的传播泛滥，使人们抛弃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出现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的浪潮，无视精神价值和道德生活。于是，困扰着西方的许多社会病，如犯罪、吸毒、性解放、家庭破裂、道德沦丧等等，也在这里孳生、蔓延。企业管理的成功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失控，形成鲜明对照。政界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表示要重建精神价值。在这个背景之下，南朝鲜的新民运动，新加坡的礼貌运动、敬老运动、推广华语运动以及儒家伦理的宣传运动都接踵而来。这些运动的中心内容就是把儒家伦理重新召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有人试图用现代精神重新解释带有儒家色彩的伦理道德观念。东西方的人士都在关注它们的实验。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工业东亚的崛起，欧美各国对儒学的兴趣大为增加，高等学校纷纷加强或新办汉学系，中国学研究机构也扩大、增多了，集中一批学者从事儒学的研究和教学，许多学术专著和论文面世。他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了解中国、东亚并与之打交道，同时还为了寻求解决西方自己的社会问题的药方。美国学者欧柏廉认为，西方的问题在科技发达而伦理落后，有许多伦理学理论鼓励了犯罪和战争。解决当代社会伦理落后的办法和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的关键，可在孔子关于仁爱与中庸的教诲中找到答案这种意见在西方学者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第五章 儒学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我们对儒家学说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做了简单的回顾，对它的世界影响也进行了一番巡礼，现在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与其他思想的对比，对它做一点概括的评价。
在社会与政治制度方面，儒家与道家、墨家、法家、农家不同，既不维护无阶级、无国家的理想，也不支持纯粹地域国家的主张，而是坚持家族组织与政权组织的统一，维护宗法等级的政治体制和伦理道德。秦汉以后，中国出现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儒学思想又发展出为专制君权服务的功能。由于它的政治理念与中国社会现实完全合拍，所以它能定为一尊，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种社会政治学说能够与它争锋，也没有哪一种宗教能够把它挤垮。东汉以后道、佛都曾盛极一时，但是它们只管人的精神解脱一件事，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仍是由儒家管着。等到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将这件事也管起来之后，儒家学说又全面地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权，佛道则因自己的功能被替代，所以归于式微。儒家思想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需要，因此起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制度，促进封建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的作用；但由于同样原因，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它又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科学民主意识的成长。
儒家处理各阶级、等级之间关系的原则不仅有礼（等级秩序）；而且有和（和谐），这就是乐的精神与仁的精神。儒家强调统治者有责任给民众以关心与爱护，向他们施行仁政德治。这样做首先符合外王的精神，因为正如儒家代表人物所说，“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君为民而设，让人民丰衣足食，才是善政，如果民不聊生，君主怎么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其次这也符合内圣的精神，因为仁是至善，是天道，与仁为一便可以优入圣域，与尧舜一样成为伟大的圣哲。儒家向来有一种道高于政的意识，认为现实的政必须符合儒家的道，而不是相反。所以儒家的优秀代表人物总是坚持用自己的道去要求乃至批评君主，敢于以德抗位。他们以仁为武器，抨击时君世主的苛政，在一定程度上保卫了民众的利益。
儒家提倡的仁爱精神，不仅是用于缓和阶级矛盾，君臣、君民矛盾的政治原则，而且也是协调家人、族人、国人以及天下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历史上，“爱人”，“博施济众”以及“忠”、“恕”思想，不仅造成家庭与家族内部的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的人际关系，而且在社会上培养出救死扶伤、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普遍意识，培养了人们之间相互关心与和睦相处的有益气氛。从这方面说，仁的意义远远超出为封建社会服务的范围，具有普遍和永久的价值，成为人类世世代代共同赞美的思想与德行。
儒学也被称为儒教，但是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它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它不追求彼岸的幸福，或外在的超越，专注于此岸的即现实的政治、伦理生活。在近代以前，儒家的这种态度是最具理性精神的。当然儒家思想中并不是没有超越的精神。正如当代新儒家所说，儒家的超越是内在的超越。在孟子那里，心性与天就联系在一起了；到了宋明时代，理学家们吸收佛道智慧，提出天理就是人性或人心的说法。这样，对于人来说，天理既是超越的又是内在的，人们可以在现世的道德生活中达到与天（理）为一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从而得到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家思想也具有某种宗教性质。儒家思想的世俗的性质，影响了中国的佛道二教，它们也很注意维护世俗的君臣父子关系，使中国不致产生宗教迷狂，避免了欧洲那种教会与政治权力的对立，对于社会的安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有利也就有弊，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做后盾，世俗的理想、道德律令对于许多人来说不具有强烈的鼓舞或整饬人心的作用；同时，从社会进步来说，没有宗教组织与政权的对立，社会上就缺少了一种缝隙，能让新的思想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从中较为自由地发展起来。
在人性问题上，儒家一般持性善论观点。与性恶论特别是基督教的性恶论相比，性善论的确有不容忽视的缺点，但从总体上看它也有明显的优点。在禁人为恶方面，儒家威慑力不足，但是在劝人为善成圣方面却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由于承认性善，所以儒家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人是一个生命体，人的生命是天赋的，所以人命关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权，这个权利应该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任何草菅人命的行为都应受到谴责和抵制。人也是一个道德主体，由于人本来具有善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或者说人本性就是圣人。因此，儒家虽未强调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但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在道德上不存在高低上下。正因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所以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儒有……可杀而不可辱也”。（《礼记·儒行》）这种人格尊严的思想有利于培养人们的主人翁意识，也有利于转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儒家特别重视群体意识。儒家的学者们很早以前就认识到家族与社会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荀子以为人之所以能战胜禽兽，就是因为人能群，亦即人能组成群体——家族与社会。儒家重视并且积极维护群体的秩序与和谐，以为这是群体生存的根本保证。为此提倡“崇礼”与“尽伦尽制”的概念，“和为贵”与“保合太和”的概念。儒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认为每个人对于社会都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否认社会责任的佛老持否定态度，认为人如果不对社会尽职尽责，就是一个自私自利之徒。为此提出“天下为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一系列光辉的道德原则，是我们的巨大思想财富。儒家教导人们热爱群体，特别是要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志士仁人热爱祖国的人民、山河、历史、文化，一贯为祖国的兴旺繁荣而勤奋工作。在国家危难之际，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他们挺身而出，艰苦卓绝，舍生忘死地参加战斗，面对敌人的屠刀，又能大义凛然，慷慨就义。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一串串闪光的名字：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邓世昌、吉鸿昌……他们对于祖国坚贞不渝的忠诚，可歌可泣的业绩，是人们心中的永久丰碑，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儒家有强烈的人文观念与道德理想主义观念。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历史文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