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实录-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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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虽说是东印度公司垄断，但所谓“个体贸易商”早已以承包的方式，在对清贸易中十分活跃。象查顿·马地臣商行和颠地商行就是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商行。
东印度公司向广州派出特派委员，清朝方面称之为“大班”。东印度公司要退出对清贸易的舞台，这种公司的代表当然也就不存在了。但这并不等于是指导和监督贸易的工作不需要了，相反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因为东印度公司拥有和大资本紧密结合的机构，现在代替它的是资本和组织都比较薄弱的个体贸易商。
因此，英国政府决定新设立驻中国商务监督一一即领事。就是说，派遣政府的代表去广州，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代表。
这不是简单的人员更换。
大班不过是公司派遣的职员。商务监督的官职虽不高，但他是正式代表国家的官吏。女皇陛下的官吏必须受到相应的待遇。
第一任商务监督是威廉·约翰·律劳卑，四十七岁，海军大校，拥有贵族的称号。
但是，从清朝方面来说，不管是东印度公司还是大英帝国，根本不理睬这种选手的更换。
贸易本来就是一种怜悯。是蛮夷之国请求进贡，怜悯远方来客仰慕天朝的可嘉的心情，因此才予以同意的，而且还要赐给对方很多物品。这就是清朝当局对通商的传统看法。
这就是所谓的中华思想。中华思想同外交的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外交是在对等的国家之间存在的概念。根据中华唯我独尊的观点，所有的外国都是蛮夷，不是朝贡国就是附属国，跟这样的国家之间不可能有对等的外交。
英国当然想以和中国对等的地位进行交涉，缔结通商条约，一八一六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去北京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清朝当局不同意对等的交涉，并要求英国皇帝的代表
阿美士德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阿美士德拒绝了这个要求，因而遭到驱逐。
这位阿美士德后来当上了印度总督，光荣隐退，律劳卑被任命为驻清商务监督时他还活着。
就连对清交涉失败的阿美士德也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律劳卑如果能使清朝同意对等交涉，一定会在青史上留下不朽的名声。
律劳卑意识到这一点，感到十分振奋。
一八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巴麦尊[；亦译帕麦斯顿。＇外交大臣对赴清国的律劳卑作了以下的指示：
1 一到广州，即以书面通知两广总督。
2 尽可能把通商扩大到广州以外各地。
3 采取办法同北京政府直接交涉。
4 除特殊情况外，暂不同中国发生新的关系。但是，如有这种机会，要先向政府报告，等待训令。
5 除非有特殊的需要，不得把军舰开进虎门（中国认为珠江的虎门水道以北是内河）。
第18节：律劳卑的失败（1）
律劳卑的失败
律劳卑于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到达澳门。数日后，乘军舰安德洛玛克号来到川鼻。川鼻是虎门水道的入口。他在这里改乘舰上的小艇，奔赴广州。他确实遵照巴麦尊外交大臣的指示，没有让军舰越过虎门。
律劳卑进入十三行街的英国馆，把自己到任的通知信交给书记官阿斯特尔，命令他交给两广总督。这也是根据外交大臣的训令做的。
但是，尽管阿斯特尔四方奔走，却没有人为他转达这封信。因为从清朝方面来看，夷人给总督写信乃是一种无礼冒渎的行为。
过去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委员（大班）同清朝当局办交涉时，一向都是遵循这样的手续：以“禀”（恳求书）的形式向公行提出书面请求，然后由公行把它转达给海关监督。
“商务监督和大班不一样。”不管阿斯特尔怎么解释，清朝方面就是充耳不闻。
当时公行总商伍绍荣夹在两者之间，他的地位确实十分难处。
按规定，有关夷人的事情，公行都要负责任。夷人胆大包天，竟然要把对等的信件递交总督，公行必须对此负严重的责任。而且夷人要进入广州时，必须事先提出申请，而律劳卑并未履行这种手续就跑来了。英国方面认为自己是大英皇帝陛下的官员，不能卑屈地向清朝恳求入境。而从清朝方面来看，这是不折不扣的非法入境、非法居留。
公行无计可施，只好宣布同这些不逞的英国人停止贸易，这就是他们表示负责任的方式。
律劳卑仍然不妥协。
但是总督拔出了传家宝刀——宣布封舱。
总督以官方的命令停止一切贸易，接着命令夷馆里的通事、买办、厨师、仆役等所有的中国人退出夷馆，并发出布告，凡向英国商馆提供食物者要处以死刑。紧接着清朝的军队就包围了英国商馆。
商馆被断绝了食粮后，律劳卑派出了密使，命令停在外洋的安德洛玛克号和伊姆杰号两艘军舰开来广州。
这样做虽违反了巴麦尊不准军舰进入虎门以北的调令，但律劳卑判断这是出于训令所说的“特别的需要”。
英国的两艘军舰一边和虎门的各个炮台炮战，一边沿珠江而上；开往广州。安德洛玛克号战死一人，轻伤三人；伊姆杰号两次搁浅。但两舰终于强行突破成功，进入了黄埔。用舢板船围绕在军舰的四周，把两只军舰上约四百名军队部署在各个岗位，准备战斗。
另一方面，围困在夷馆中的英国人疲劳困惫，主帅律劳卑发高烧，军医柯涅奇诊断是疟疾。
律劳卑企图用炮舰来对清朝进行恫吓。可是，对方不接受任何函件，因此采取了给广州的英国商会会长波伊特写信的方式。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我以英国皇帝的名义，对总督和巡抚所宣布的空前暴虐的非正义的行为表示抗议， ……对他们滥用权力表示抗议。我要求阁下（波伊特会长）向他们（公行）宣布：英国皇帝是伟大的君主，统治着比中国更广阔、更有力量的世界领土，指挥着所向无敌的勇敢的军队，拥有中国人从未见过的、可以在海上平稳航行的、配备一百二十门大炮的大船。……如果在十五日（星期一）之前得不到他们关于这封信里所说之事的答复；我将把这封信公布到街上，向人们散发信的抄件。这样，一定会有一张抄件能到达北京的皇帝的面钱。
清朝方面为了对付闯来的两艘军舰，调来了提督麾下的大师船二只、驻广州的满洲将军麾下的大小师船六只和内河巡船二十余只。另外还把十二只大船各装进石块十万斤，沉入江底，这一带的水深就变浅了。岸上排列着一千三百名士兵和三百名壮丁。
两广总督卢坤也对夷人进行了反驳。不过，天朝的大官直接同夷人谈话是违法的，所以采取了“给公行的命令”的形式。律劳卑用给本国国民——商会会长写信的形式同清朝方面说话，而清朝的答复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总督“给公行的命令”是很严厉的，大体的内容是这样：
……英国愿意派出国家的官吏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那是他们的自由。而我国继承旧制，仅通过公行与夷人接触，同样也是我们的自由。除了礼节性的访问和朝贡使节外，我国与外周之间从未有过直接的关系。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事前既未有任何通知，他本人也未带来任何委任状，而且关于这个完全新的问题，也不给予时间让总督请示北京的训令。竟然破坏清国的法律，将军队与武器带进商馆之内（注：九月六日有少数武装的英国人进入商馆内），并对炮台进行炮击，强行侵入内河。……这是决不能允许的。……天朝的兵马是可怕的军队，枪炮武器堆积如山，一旦调动军队，小小的军舰是不可能防御的。如果律劳卑能悔改前非，撤退军舰，遵守旧制，余还可稍加犹豫：如果他仍然愚昧不悟，余将无法忍耐。天朝的军队一旦发动，他们就将玉石俱焚！
律劳卑不得不屈服。
这一年，东印度公司退出了舞台，开始了自由贸易，来广州的英国船比哪一年都多，而且大多数是资本少的贸易商的船只，当然忍受不了长期停止贸易。最初商人们也认为为了今后着想，当前应当对清朝采取强硬态度，但后来就逐渐软化了。律劳卑虽躺在病床上；但这种倾向和气氛他肯定是知道的。
只要律劳卑一个人离去，贸易就可以恢复。
他含着眼泪，决定离开广州。他到广州来还不到两个月，但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居留在广州的同胞再忍耐下去。他发着高烧，仍然提起笔，在命令书上签了字，要求特意叫来的两只军舰撤回到伶仃洋面上去。
第19节：律劳卑的失败（2）
在离开广州时，他向广州的英国人写了这样一封公开信：
……由于中国军队的压迫，也由于施加于英国商人身上的凌辱，现在我们就要离开此地。总督的措施损伤了与中国皇帝同样神圣的英国皇帝的威严。现在他可以随意地采取勇敢的行动。英国皇帝惩罚总督的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律劳卑自己已不能行走，由两名部下扶着走向码头。
九月二十六日，律劳卑躺在担架上，在澳门登岸。
九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满意地发出了开舱（恢复贸易）的命令。
一切恢复了正常。
律劳卑在到达澳门的第十五天上死去。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期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要教堂不要敲钟，但这样的关怀也没有起作用。
这种情况看起来是清朝方面暂时获得了胜利。
但是，虎门内河的各个炮台却未能拦住两只护航舰，这一事实对清朝当局确实是很大的震动。
北京紫禁城的主人道光皇帝，打回了广州送来的奏文，愤怒地在上面加了这样的“批”：
……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兵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人轻视也。
六年后发生了鸦片战争。这次的律劳卑事件可以说是它的前哨战。英国是通过鸦片战争来报律劳卑之仇，而中国方面虽了解到海防的漏洞，但在这六年期间并未能做好有效的防御。
第20节：广东的美梦（1）
第四章：论争
广东的美梦
广州的粤秀山[；即越秀山。——译者注＇有一所学校，叫“学海堂”。这所学校是道光四年（一八二四）由当时的两广总督、清代有名的学者阮元所创建，到光绪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停办的八十年期间，它不仅是广州学术界的中心，而且刻印了很多好书，对全国的学术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这所学海堂的校长叫吴兰修，嘉应人，嘉庆十三年（一八零八）举人，曾任粤秀羊城书院的监院。他精通南汉学，著有《南汉纪》、《南汉地理志》、《南汉金石学》等著述，另外还有《桐华阁词》等诗集。
吴兰修通过友人何太清的介绍，同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有书信往来。所谓太常寺并不是佛教的寺院，而是政府机关的名称。凡带“寺”字的机关，主要是担负与皇室有关的工作，太常寺是掌管祭祀方面的工作。长官称“卿”，副长官称“少卿”，少卿也是正四品官，具有向皇帝呈递奏文的资格。
许乃济按照他自己的想法，也在忧虑国家的衰落，并在摸索如何才能使这衰世振作起来的方法。他认为最可怕的现象是白银外流，他想出的挽救衰世的办法是整顿国家的财政，使其健全起来。
关于鸦片问题，许乃济认为只讲原则是无济于事的，尤其他二十年前曾在广州的官学粤秀书院当过教官，所以一贯主张：“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就没有资格谈论鸦片问题。”
他担任中央政府副部长的职务，待在北京，但他企图通过友人何太清，听取当地有识之士的意见。所谓当地，当然是指广东省。
吴兰修根据许乃济的询问，转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可以通过松弛严禁鸦片的制度来解决许多困难。
当时学海堂的教授们，如熊景星、仪克中等，大多都持有这样的看法。“弛禁”——放松禁令的现实论，看来是学海堂系统的学者们的共同想法。
广州的官学还有一所名门学校，叫越华书院，从学校的历史来说，它比学海堂还要悠久。这里的主讲陈鸿墀等人一向是严禁论的急先锋。在鸦片的问题上，越华书院和学海堂这两所名门学校的教授们看来意见是对立的。
学海堂教授们的背后可能有公行商人的影子。——当然，这只是推测。
广州是富裕之地，到这儿来上任的大官儿们往往立即为当地的商人所笼络。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一书中说，一旦任命为广东的官吏，亲戚朋友们都额手相庆。看来一到广东就可以赚大钱。
广州的大富豪是垄断贸易商——公行的成员。伍绍荣不仅是广州首屈一指的大富豪，而且可以跟当时世界大富豪诺斯查尔德家族媲美。广州夷馆中的外国人在一些记录文献中曾作过这样的推测，事实上恐怕也确实如此。
前面已经说过，公行的其他成员中也有些商行已濒临相当危险的境地。
起死回生的办法就是使鸦片合法化， 由公行的商人来垄断鸦片的交易。
因此，鸦片弛禁论同公行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公行的首领伍绍荣同学海堂的代表吴兰修之间是否有某种特殊的关系，现在很难举出确凿的证据。不过，谁都可以看出，吴兰修向许乃济建议的鸦片弛禁，肯定是与鸦片的合法化密切相关的，这正是公行的商人所热烈盼望的。
如果两者之间确有某种形式的联系，那就应当说是“产学协作”。[； “产学协作”是现代日本教育界提出的一个口号，主张产业界与学术界协作，主要目的是培养技术人员，以适应技术革新的需要。＇
许乃济参考吴兰修的意见，写了一篇奏文。这篇奏文于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四月二十七日呈递到皇帝的面前。
这篇奏文提出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件划时期的事件。
其实与此同时，湖南道监察御史王玥也上奏要求放松吸食鸦片的禁令。不过，王玥的主张只限于鸦片的吸食，．因此缺乏引入注目的力量，未能象许乃济的奏议那样引起争论。
许太常奏议
许乃济关于弛禁鸦片的奏文，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