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实录-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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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把国家交给满人，还不如交给洋人。”——这两句话是日本是非闲人作的《清季佚闻》中作为龚自珍所说的话而介绍的。当然出典不明。
清代的“文字狱”十分可怕，凡是触及到种族问题的人，都要受到血腥镇压。所以不论怀有多么强烈民族意识的人，都不能在其著述中公开地表白出来。龚自珍大概也是害怕血腥镇压，所以没有把上面的话变为文字。他那晦涩难懂的文章恐怕也是由于他极力想掩饰他的思想。
不过，这更加令人不得不重视林则徐从北京去广州赴任时，给龚自珍所说的那句“事势有难言者”的含义。
第九章 三棱镜的时代
星斗南
给鸦片战争点火的是主张严禁论的黄爵滋，实际站在第一线上的是林则徐。林则徐遭左迁后，在扬州拜访魏源，把在广州收集的资料交给了他。这些逸话很具有象征性。林则徐把黄爵滋提出的问题同现实联系起来，魏源又把它传之于后世。宣南诗社集团在进行接力赛。
在英军进攻华中的前一年，龚自珍在丹阳突然去世，有人说是被毒害死的。他以诗人的直感预感到了时代危机，而他的死就好似表明他已完成了预言家的任务，以后将委让于鸦片战争及战争后的现实。
鸦片战争时的台湾道员名叫姚莹，此人在道光十年宣南诗社成立时因不在北京，所以没有参加。但从思想和人事关系上来说，理应视为宣南诗社系统的人物。他和林则徐的诗友张维屏及被人们称为狂士的张际亮等人关系亲密，尤其同黄爵滋更是亲密的盟友。他是嘉庆十三年的进士，比林则徐中进士还要早三年，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林则徐已经历任巡抚、总督，而他不过是台湾道员。他虽是台湾的民政长官，但当时的台湾是在福建省的管辖之下，所以道员当然在巡抚之下，与按察使同格。
英军预定进攻的路线中并未包括台湾，但台风把台湾与这场战争联系了起来。
一八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英国的运输船纳勃达号在台湾的基隆洋面遇难。当时正是英国舰队一度占领厦门，又从厦门退走之后不久。
这只船上除了船长外，乘有航海士二人、事务长一人、第五十五团的白人士兵十七人、印度军伕一百七十人和印度水手七十人。船上小艇被海浪冲走或冲坏，能使用的只剩下一只。船长等高级船员加上白人士兵共二十一人，卑怯地丢下印度人，乘上这只小艇逃走（一说加上菲律宾人共二十九人）。对于英国这种无耻的“海国魂”，连西欧的史学家也称之为“shamefully”（可耻）。
在被遗弃的二百四十名印度人当中，很多人淹死，游到岸上的有些被炮台里的中国兵杀死，一百三十三人当了俘虏。其中又有十九人疲劳而死，活着的只有一百一十四人。
正当台湾当局等待北京的指示时，北京下了谕旨：所有的俘虏在进行审讯和录取口供后，仅将头目暂时关押，其余一律正法，以抒积忿、快人心！
当时英军的残暴行为已传遍全国，中国人都极其悲愤。 除九名头目外，可怜的俘虏们全部被斩首。
第二年三月，英国三桅兵船“安”号又在台湾洋面遇难，爬上岸的五十七人中，四十四人被斩首。
后来在南京媾和时，这些事件被提了出来。
英国方面要求处分负责人，北京政府派总督怡良去台湾调查。结果了解到英国船不是被击沉，而是触礁沉没，台湾道员姚莹以伪奏罪被捕。 、
这样，台湾的战胜英夷，实际上是被当作“捡来的功劳”。但是，尽管纳勃达号即将沉没，基隆炮台肯定是对准它开过炮。事件的调查是在媾和之后，肯定有着英国的压力，怡良的调查当然也要考虑到“不影响媾和的大局”。
另外，各地的大官儿们都败在英军的手中，他们觉得大家都无例外地打了败仗才好。这样，英军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如果一个地方有了战胜的功绩，借口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就说不通了，所以台湾当局一直受到其他地方打败仗的官员们的忌妒。怡良当然不能不考虑这些同僚大官儿们的利害关系。
姚莹被押往北京时，据《台湾通史》说，台湾“兵民汹汹罢市”。
问题是在于有没有进行炮击。处死俘虏是来自北京的命令，台湾没有责任。将士们确实开了炮，这是居民们亲眼看见的，所以大家不服，因此发生了罢市。对此事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姚莹并不想不加区别地把夷人全部杀死。同年十月，有二十五名英国平民在淡水洋面上漂流，他把这些人救起后，全部释放了。他的脑子里有着非战斗人员无罪的概念。
姚莹只在牢房里关了六天，出狱后又被起用。这实际上也证明他所说的进行了炮击是真实的，同时表明处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他被捕时，好友张际亮表示“与公共患”，带病来到了北京。姚莹获释，他高兴过度，一杯接一杯地痛饮庆贺酒，最后烂醉而死。他的死说明他确实是人们所说的狂士。林则徐在新疆听到张际亮的死讯，曾作诗哀悼他。
前面多次提到的这些进步分子，虽然称之为反“维持现状”派，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还不能说是反“体制”派。其中可能有一、二人（龚自珍的可能性最大）具有民族主义的反体制——反满清——的思想。但是，如果真要推翻中国传统的礼教体制时，他们恐怕还会站在防守的一边的。
鸦片战争十年后，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当时还活着的宣南诗社系统的人们当中，并没有人投奔太平军。
十年后，重新被重用为云贵总督的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分去镇压广西农民起义的途中，病死在广东的潮州城。据说他临终时，指着天大喊了三声“星斗南！”这是一个谜，弄不清这话是什么意思。
英国人林德奈在其著作中说，林则徐先给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寄去一封劝降书，而洪秀全复信的内容十分激烈，林则徐受到了刺激，终于一病不起。
洪秀全的《答林则徐书》收录于太平天国文钞。其内容说：满人系异族而成为中原之主，恃强兵武力。……世界无终古不灭之帝政，独一无二之主权，惟恃势力。
上述书信可以猜想为两军对峙时所写，但林则徐死于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十月十九日，太平军金田起义是十二月十日（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此信如不是伪作，就是后来交战中部分“诏书”的误传。不过，林德奈既然在自己的著作中记载了这件事，那肯定民间确有这样的传说。
这封信否定了当时被人们视为神圣的“国朝”，认为它是异族武力的产物。那么，象林则徐这样的人物对此将作何反应呢？人们大概对这个问题感到兴趣，因而就产生了这样的传说。
林则徐是愤慨地大喝一声：“不逞之至！”还是击中了隐藏在他心底的那个“事势有难言者”，而感到震动呢？
这只是毫无根据的流言。但是，传播这个插曲的人们，大概还是期待着是后者吧。
从这个传说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时代觉醒的人们具有着象三棱镜那样屈折的复杂性。
时代本身也可以说就是三棱镜。
渔翁得利
最后想简单地谈一下美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态度。美国在这次战争中一直采取“观望等待”的政策。这是因为波士顿等地的商人和船主要求这么做，而且美国驻英公使埃瓦涅德已从英国得到了保证：美国可以均沾战胜中国时所获得的成果。
美国仅以保护在华美侨及禁止美国人从事鸦片贸易的名义，命令劳伦斯·卡里提督率领东印度舰队，开赴广州。舰队于一八四二年四月到达广州，在中国沿海待了整一年。
在保护在华美国人方面，这支舰队确实是很积极的，但在所谓禁止美国人从事鸦片贸易方面，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不仅如此，实际情况是，星条旗反而成为鸦片贸易唯一的保护伞。卡里提督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可是，美国舰队把它来制止美国人违反中国的法律、从事鸦片贸易的所谓的目的，用中文到处散发，所以中国人对此很有好感。
正当英国人变为坏蛋、为非作歹的时候，美国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乖孩子。
而且在鸦片战争之后，美国还在广州经常邀请清朝的大员到美国的军舰上参观。水师提督吴建勋在参观之后，美国人还赠送他一只小艇和一册美国地图。他把这件事还向北京作了报告，所以中国的中央政府也对美国有了好感。
此外，美国人古列查还教过中国人制造火药和水雷。
前面已经说过，林则徐在广州任职期间，曾令人翻译过外国人发行的报纸，热心地进行过研究。当时在《中国丛报》和《广州纪事报》等报纸上，主张反对鸦片贸易的主要是美国籍的传教士。义律带领全部英国人撤出广州时，美国人并没有同他们统一行动，而是留在广州不走。由于这些事情，林则徐对美国明显地抱有好感，在虎门销毁鸦片时，还把美国商人金谷等请到现场观看。
美国虽然这样把自己装成是好孩子，但它所获得的成果（所谓望厦条约），几乎同英国用军舰、大炮所获得的成果一样。
林则徐最初注意到英美之间似乎有矛盾，认真地考虑过“以夷制夷”的策略。但是，从美国方面来说，英国获得的成果越大，对自己国家带来的利益也越多，所以在内心里当然是希望战争扩大和中国彻底屈服。“以夷制夷”的古典策略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可取得成功的。
不过，由于当时美国做出的这种姿态，中国确实弥漫着亲美的气氛，这种气氛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
附录
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举兵起义这两大历史事件的起始年代，分别为一八四○年和一八五○年①，按阳历来算，恰好是整数，很容易记住。按清朝的年号来说，前者是道光二十年，后者是道光三十年，也是整数。
按日本的年号来说，鸦片战争是发生在天保十一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人被捕的所谓“蛮社之狱”②，是发生在这一年的前一年。而太平天国举兵是在嘉永三年。高野长英因监狱起火，暂时获释，以后没有回狱，在外隐藏了五年之久，而在这一年的十月，被幕府官吏包围，自杀而死。顺便说一句，人们所熟悉的国定忠治③也是在这一年被处以磔刑。
① “太平天国举兵起义”（金田起义），通常公认为是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
初十，即公元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编者注
② 指一八三九年德川幕府镇压渡边华山（一七九三至一八四一年）、高野
长英（一八○四至一八五○年）等当时进步学者的事件。———译者注
③国定忠治（一八一○至一八五○年），幕府末期的大使，后詖处磔刑，日
本古典戏曲中常出现这个人物———泽者注
现在流行所谓“鸽派”、“鹰派”的分类法，但这和所谓的灵活、强硬或现实、非现实的分类法并不完全一致。有可能用蛮干的办法来强制推行灵活路线，强硬路线在不少情况下也是最现实的的。
简单地分类是不行的，所以当代流行的文化人类学也在分类的问题上极其热心。
分了类，确实明了易懂。对简单得象一张白纸一样的人来说，用划为类型的方法似乎特别有效。鸦片战争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把这一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加以分类，感到并不是那么困难。极端地说，可以把所有的人物分为维持现状派和变革现状派这两大派，或者，起码可以用其中某种倾向强一些这种分类方法来解决。
可是，在十年后开始的太平天国的时代，要想把这一时代的历史人物分类就不那么容易了，十年之间人变得复杂了。使他们变成那么复杂的人，恐怕还是由于时代的原因。
鸦片战争是近代的“开始”，太平天国已经深深地“泡”在近代之中，这是明显的事实。
入口是容易看清楚的。可是，走进入口，里面还是迷途。鸦片战争之所以容易理解，那是因为它是一个从任何地方都容易看清楚的入口。
写小说的时候，鸦片战争是容易处理的，太平天国就不那么简单了。我的小说《鸦片战争》写完已将近十年了，而下面的《太平天国》*还未能动笔。这似乎是为我自己的工作辩解，但是一八四○年至一八五○年的十年期间，对中国来说确实是面貌大变的岁月。如果不能很好地瞅准和理解这十年，《太平天国》一行也写不了的。
*作者的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已于1982年在日本出版。——译者注
鸦片战争时的有识之士，内心里都有一种漠然的悲哀感。
这是一种感到走下坡路的悲哀。
是一种社会将越来越糟的“感觉”。
诗人龚自珍说：“无福见乾隆之春。”
乾隆皇帝在位时期（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时期（一六六二——一七二二）被人们认为是清朝的黄金时代。对龚自珍所属的士大夫阶层的人们来说，这当然是“小民沐浴圣泽”的时代。
其实长达六十年的乾隆皇帝的统治，到其后半期，纲纪相当紊乱，已经很难说是“盛世”。即使被人们称为“明君”的皇帝，一旦上了年纪也是不行的。即使在全盛时期，一般也都干了一些相当力不胜任的事情。大规模的外征，也许可以显扬国威，但其后遗症将会遗留后世。
乾隆皇帝退位后的半个世纪，清朝无疑地已走上了下坡路。慧眼之士对这一点是了解的，所以才产生了悲哀感。
为什么会走下坡路呢？
不清楚地了解其原因，就会感到茫然不解。
欧洲产业革命的余波，当时正涌向亚洲，列强正在推行其世界经略。由于鸦片走私而造成白银外流，白银外流又带来重税赋和生活苦。这一切都是“外来的力量”造成的——后世的历史学家是这么解释的。
但是，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