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书简-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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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美国呢？于是他立刻决定回国，去国仅一个月。　


潘霍华写信给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我必须与我本国的基督徒，一起度过我们国家历史上这段艰难时期。假如我不能

与我的同胞一起面对这时候的试炼，我就没有权利参与战后德国教会生命的重建。”　


回国后的潘霍华，被禁止教学、讲道，亦不准未经审核而出版文字，并被命令定时向警察报告。之后，他参与了秘谋推翻希特


勒的地下工作，目的要使纳粹政府倒台，恢复德国的民主自由。　


地下工作的总部设在一修道院附近，在那里潘霍华继续写作。《道德论》（Ethics）──他心目中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由后人结

集成书──就是在这段日子，针对德国国家危机，及基督徒伦理生活建设的反省。　


在其中，潘霍华仍谴责教会没有为弱者发出声音，也没有及时帮助受害者，他痛陈：“对于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最软弱、最无防

卫能力的弟兄姐妹之死，教会有罪了。”　




　　　　　　　　　　　　　　　　　　　　　　　　　　　　　　　　　　　　　　　　　　　　　　　锒铛入狱


潘霍华同时参与私运犹太人出境的勇敢计划，引来盖世太保的猜疑。　


一九四三年，反纳粹份子两次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后，潘霍华被捕，囚在柏林的泰革（Tegel）军方监狱。其时，纳粹以逃避征

兵、参与私运犹太人，以及先前不忠于国的罪名，定他的罪。　

在狱中，潘霍华写了许多信件、诗文，死后辑成《狱中书简》一书；如今成为极具价值的基督教经典著作。他不屑表面的信仰

、无意义的宗教架构和抽象的神学语言；这些对于在战场和集中营的杀戮和混乱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没有生命的答案。他也

抨击在乱世里，教会只在意维持其神职人员的权益、本身地位的巩固，表现出来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个人责任。　


潘霍华也写信给他的未婚妻玛利亚（Maria），其中三十八封信今天仍被藏在哈佛尚未公开；玛利亚同意这些信的内容在公元2002

年才公诸于世。　


潘霍华与玛利亚相恋于一九四二年。起初，玛利亚家人反对，一来是年龄差距（37岁和18岁），一来是潘霍华正从事危险的地

下工作。然而，当潘霍华入狱后，女方家人公开两人婚约，以表示对他的支持。　


玛利亚的探监，成为潘霍华初期冷酷牢狱生活的主要支持。在写给玛利亚的一封信中，潘霍华说：“我们的爱是上帝恩典和慈

爱的记号，使得我们能信。”又说：“我所指的信不是逃避世界的信，而是不管遭遇怎样的苦难，对这世界仍保持爱和真实的

信心。……我担心，一个基督徒若只用一只脚站在地上，他也会只有一只脚站在天堂。”　


一九四四年，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又告失败。之后，潘霍华沦为主要调查对象之一。　


一九四五年2月，他被移到布克恩奥兹（Buchenwald）集中营。在盟军最后几次凌乱攻击行动中，玛利亚在柏林和慕尼黑之间的集

中营，常用步行，四处寻访潘霍华，终未能再见他一面。　




　
　　　　　　　　　　　　　　　　　　　　　　　　　　　　　　　　　　　　　　　　　　　　　　　真正的开始


最后那些日子的纪事，只能从狱中同伴，一位英国情报军官贝斯特所写的书得知片段；他们同为狱中要犯。贝斯特这么写着：

“潘霍华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人当中，他的神是那么真实，而且一直与他亲近的……。”　



一九四五年4月3日，死刑已经判决。　

4月9日，他们被带到一个小小乡村，一所作为临时囚房的学校教室。　


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主日，同室囚犯说服潘霍华带领大家有个祷告会。潘霍华要他们默想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因祂所受的鞭

伤，我们得医治……。”　


贝斯特回忆那个时刻：“他触动了所有人的心，用中肯的话语表达了我们被囚的心境，及其所带来的意义和定局。”　

安静的沉思，因着门被打开而中断，两个身着官服的盖世太保命令潘霍华出来，跟他们走。　

潘霍华从容地向每一个人道别后，把贝斯特叫到一旁，请求他把自己临终的遗言带给英国好友贝尔主教：　

“这是终局。然而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








　　　　　　　　　
　　　　　　　　　　　　　　　　　　　　　　　　　　　　　　　恩典的代价——近代殉道者潘霍华的言（熊璩）


　　　　　　　　　　　　　　　　　　　　　　　　　　　　　　　　　　　　　　　　　　　　一、引言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呼召他来赴死。”

五十年前，德国纳粹党绞杀了一位近代的殉道者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在一个世俗化和讲究现实的时代，“理想”和“信念”这种字眼是非常空泛的。但是，在一个被压迫、或是很穷困的社会，它

的意义却是鲜明而真实。当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沉醉在元首希特勒狂妄野心中的时候，潘霍华是非常少数能看透狂热爱国主义后

面的错误的人。他了解希特勒其实是德国的大患。潘氏代表那个世代的良心，他成为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保护者。他真诚的固

守着他一向所传扬的，至死不变。


在五十年前，1945年4月9日的清晨，这位德国的神学家在佛罗森堡（Flossenburg）的集中营遇害。这是在联军解放佛堡前几天

，由纳粹头子希姆莱亲自下令执行的。罪名是参与刺杀希特勒的阴谋。佛堡的医生对潘氏最后的时刻有下面的记载∶“在脱下

他狱衣前，潘牧师跪在地上，很热切的祷告。这位可爱牧人的真诚感动了我。他是如此地有把握，相信上帝听了他的祷告……

在刑场，他又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从容而勇敢地走上了刑台。……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对上帝是这样完全顺服，从容

就死。当时他不过刚满三十九岁。”


你们看，潘霍华的身子悬在吊台上，僵直，孤寂。那幅景象不但深深印在当代基督徒的心灵上，就是五十年后的今天，那景象

还是深刻的。他虽然死了，但是，直到今日他的言范仍然是许多失去勇气和失去生活意义的人的灵感。这个人究竟是谁？到底

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为什么他的信息直到今天还具有震撼力？这就是我们要来探讨的。



　　　　　　　　　　　　　　　　　　　　　　　　　　　　　　　　　　　　　　　　　　二、早年生活


“当一个人接受基督呼召的时候，不管是父母或是妻儿，也不管是国家或传统，都不能留住他。”

　——摘自《作门徒的代价》（1937）

这是何等强烈的使命感！


潘霍华在柏林大学的学术气氛中长大。他的父亲卡尔·潘霍华（Karl　Bonhoeffer）是心理治疗和神经科的教授。他们住在柏林

安适的革伦沃（Grunewald）区。从他的朋友并传记作者柏列基（Eberhard　Berlige）所提供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

起坐间相当的宽敞，相当的明亮，里面点缀着油画和名贵地毡。整个房间散发出有教养、具吸引力和高贵的气质。虽然他的父

母亲只是挂名的教徒，却使他受到了传统基督化家庭的价值熏陶。他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关心别人的需要，具有严谨的思考，

人格的完整，自我的控制，并且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家庭很早就反对希特勒。在纳粹的统治下他们家庭中许多

人卷入反抗的活动。



　　　　　　　　　　　　　　　　　　　　　　　　　　　　　　　　　　　　　　　　三、大学的日子


“上帝为你人生中的重要时刻而装备你。在做这些重要决定的时刻没有别人可以帮助你。这时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我信赖上

帝，其余的一切都是徒然。亲爱的上帝，求你帮助我的不信”

　——1938年4月的讲词


潘霍华是个非常出色的学生，他二十一岁（1927年）就在柏林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新启示神学之父巴特，曾称赞他的博士论文

说；“这是一个神学上的奇迹。”他在神学上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有人说，如果他能活得较长的话，他可能是二十世纪下半

叶执牛耳的大神学家。


毕业后他没有马上进入教职。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在实习工场上从事牧会和见习的工作。他去过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尤其

对美国黑人教会的热心推动民权和社会公义，有亲身的体会。当时他也跟法国的和平主义者有所来往。这些都深刻影响了他对

教会的社会责任的看法。这种心态正好与他本国教会日增的国家主义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样的，今天许多美国的基督教会把“

美国式的生活”与“基督徒的价值”混为一谈，把爱国与爱神混为一谈。于是在爱国的大旗下，人们很容易会不经严谨思考而

忽略了社会上的不公现象。潘氏能独排众议分辨是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力挽狂澜


“除非我们迈出一个清楚而坚决的步子，否则神的呼召会在空气中消失。人如果认为他不需要跨出这信心的一步就可以跟随耶

稣，那是欺人之谈。虽然彼得无法达到自我的改变，但他可以放下他一生仰赖的渔网。”
　
——《作门徒的代价》（1937年）


潘氏在1931年回到柏林大学，作了系统神学的讲师。当他的声望蒸蒸日上的时候，也是希特勒日渐得势的日子。1933年1月，希

特勒成为德国的首相。三个月之内，他废除了德国的民主制度，变成了德国的专制统制者。同年4月7日，希特勒强行通过了《

恢复公民服务法》。这是第一个反犹太人的立法。其中的「阿瑞安条款」（Aryan　Clause）规定：任何犹太人不可以在政府、

学校和教会任职。同月，潘氏在一次对教牧的演讲中对这种种族迫害提出批评，题目是《教会与犹太人问题》。这是在历史上

教会第一次对纳粹的反犹活动提出指责。他认为：教会有义务在政府滥用权力时提出挑战。一些牧者在中途愤而退出会场。他

们认为潘氏的立场太过政治化，太亲犹，太偏激。在这段期间，他为德国的罪孽而忧伤，也为教会的附和纳粹而痛心。这是一

面真实的镜子。在战时的德国，你几乎找不到一位反纳粹的德国人。在战后，你几乎也找不到一位德国人承认他是同情纳粹的

，有几个人在强权下能有道德勇气？试看主流教会在欧洲的式微，经过两次的大战，它们已不是基督的见证，它们也失去了从

上帝来的权柄。这是其来有自的。反观我们，什么又是我们今天道德勇气的表现呢？


虽然他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在伦敦的德人区牧会（1933…35年），潘霍华仍成为当时忏悔教会（Confessing　Church）的主要发言

人。忏悔教会在后来被分化前一直是反对纳粹的教会主力。他在1935年设立了一个神学院，力行认罪、祈祷和门徒实际生活的

操练。他的领导和他创新的作法，在当时具有非常的贡献（参考他1939年的著作《共同生活》）。这段时间他也写了他最有名

的著作《作门徒的代价》，书中他抨击教会贩卖廉价的恩典。


在1938年11月9日到10日，纳粹政权组织了一个恶名昭彰的「打破玻璃之夜」。这是一个暴力、恐布之夜。它破坏了所有犹太人

的产业和组织。潘霍华为教会出奇的缄默而失望，由于德国完全陷入纳粹的摆布，他的朋友开始担心他的安全，许多人劝他离

开德国，他于1939年6月乘船来美。他自己对这个决定感到非常不安，只停留了两周就不顾一切返程回国。这时已是大战的前夕

了，他写信给一位神学家朋友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解释说：“我来美国是一项错误。国难当前，我必须与德国的基督

徒同进退。否则在战后我没有资格去参与对德国基督教的重建。”这是他道德勇气、门徒精神和爱国心的至高表现。这是他不

计代价的信心表现。



　　　　　　　　　　　　　　　　　　　　　　　　　　　　　　　　　　　　　　　五、参与推翻纳粹的行动


“不要畏首畏尾，要勇敢作你认为是对的事。自由不是从思考而来，乃是由行动显明。不要害怕，只管走向风暴，信靠上帝，

顺从的命令。这样你的心灵就会拥有自由和狂喜。”

——摘自《自由之路上的歇脚站》


1938年他的姊夫引介他参加了一个推翻希特勒的反抗组织。他从1939年回国之后，就在「军事情报部」的掩护下继续从事反抗

活动。


为什么一个热诚的基督徒领袖竟会参与一项谋杀活动呢？这是叫许多人不解的问题。基督徒应该促进社会公义吗？当然是。基

督徒应当参与政治运动吗？这是个人的抉择。基督徒若相信堕胎是罪恶的，可以枪杀堕胎医生吗？在我们推演太远以前，让我

们研究一下当时的情势。当时德国的情形已经变得非常恶劣，已没有什么选择真可以算得上是“好”的，或是“无罪”的了。

在这样一个混浊的边缘地带，我们可以选择一事不做，安心等待局势的改变，或者我们可以像潘氏在他《道德》（Ethics）一

书中所说的：“在两坏相权中选取一个较好的。”以他为例，他选取刺杀希特勒，而不愿对“集体谋杀”与“战争”作壁上观

。显然，潘氏在战时纳粹统治下的选择，是无法与民主制度下的暴力行动相提并论的。


1942年5月，他潜行到瑞典。经过友人美国大主教贝尔（George　K。A。　Bell　；　Bishop　of　Chichester）的拉线转告美国政府：

反抗者愿意和平谈判。可惜因盟军坚持无条件投降而作罢。潘霍华在1943年4月5日被逮捕，关在柏林。后来刺杀希特勒的爆炸

失败（1944年7月20日），新发现的文件直接将他与阴谋者连上线。这造成了更进一步的审查和后来的死刑。




　　　　　　　　　　　　　　　　　　　　　　　　　　　　　　　　　　　　　　　　　　　六、在狱中年日


“你决不可以为我是不快乐的。什么是快乐？快乐与外在的环境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在于一个人内心的变化。我每天都为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