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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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一九一四年后麦克马洪线的情况，还需要再回顾一下流产的西姆拉会议。虽然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根本没有包括在三边讨论之内，也没有向中国人提起过，但英国人却在最后时刻用一种画图上的欺骗手段，间接把这个问题塞进会议。条约草案所附的那张地图，画出拟议中把西藏分割为两部分（内藏和外藏）的分界线，用红线标志西藏的边界，用蓝线标志拟议的西藏两个部分之间的分界线。红线的大部分是西藏同中国的分界线，但其南端却延伸成弧形以代表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界——这一段是根据麦克马洪同西藏人商定的走向画的。因此，如果中国当时接受了将西藏划分为两部分的建议，并在条约上签了字，英国就可以在这上面做文章，说中国也接受了麦克马洪线。既然在事实上中国既没有接受西藏划区的建议，也没有在条约上签字，而是强烈反对这个条约及其附图，这个问题就只是一个学究式的问题了。但是后来却有人把亨利·麦克马洪爵士所玩弄的外交手法作为根据，争辩说中国确实接受了麦克马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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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蓝姆教授指出，西姆拉条约地图上的红线，在它的西北端成为弧形的地方，如果加以标明的话，恰好是阿克赛钦所在的地方。从这种画法可以推断，英国当时仍然希望把阿克赛钦作为西藏的一部分以便把中国和俄国排除在外。因此他认为：假使有人争辩说西姆拉的地图对印度所主张的麦克马洪线赋予法律上的根据，那么，这一地图对否定印度的西北边界线应把阿克赛钦划入印度的主张，也有同样的法体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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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姆拉会议闭会后几个星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伦敦和德里的政府对印度的东北边境政策的问题已不大关心。一九一四年有一位英国军官去过达旺，他建议在那里和部落地带的某些地方设立永久性的英国哨所，指出“中国一旦安定下来，这一段的西藏边境将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他的上级甚至没有将该建议转呈德里，因为他们知道印度政府“目前反对在边境上采取任何推进行动”。麦克马洪本人这时已经回国休假，接着就出任英国驻埃及的专员。他觉得伦敦政府在这场他称之为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使用几种语言的谈判”中，并没有给他以适当的支持。一位同僚这时在伦敦碰见他，这个人后来说，“要使从印度来的人相信中国的观点也值得考虑，那无疑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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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鲁宾博士讲到西姆拉会议时说，会议记录表明“英属印度的负责官员故意违背给予他们的指示，损害了中国；有意不把他们的做法如实向伦敦的上级报告；篡改议会下令公布的文件，在国际会议的会议桌上撒谎；蓄意破坏了英俄之间签订的条约”。他的结论是：麦克马洪以及“其他有权的、体面的人物受到地方势力的腐蚀，因而欺骗了他们的上司，对他们所接触的外国代表进行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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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英国人企图诱迫中国恢复三边谈判，威胁说，中国如果拒绝，英国就要承认西藏是“一个在中国的宗主权之下的自治邦，并且……以后就据此同西藏打交道”。中国方面没有断然予以拒绝，但是也没有同意。英国就开始对西藏提供军事援助——武器、弹药以及使用武器的训练。然而，他们并没有对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提出疑问，这个宗主权是英国同俄国、中国以及西藏签订的条约中明白地承认过的。他们也没有公布西姆拉会议的任何外交成果：条约草案、承认这个草案有约束力的秘密的英藏宣言，以及英国和西藏有关阿萨姆…西藏边界的秘密换文。《艾奇逊条约集》（Aitchison's
Treaties）一九二九年初版是一本权威性的记录，它关于西姆拉会议只讲道：
一九一三年，西藏、中国以及英国的全权代表在印度举行会议，企图解决有关中藏边境事宜，起草了三边条约，并于一九一四年草签。然而中国政府不准其全权代表进行正式签字。
一九二八年英印政府的外事秘书解释为什么即将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里没有包括西姆拉文件和英国同西藏秘密签订的贸易协定。他写道：如果文件发表了，“就不得不对三边条约及其秘密历史作简单的叙述。现在发表这个宣言的全部事实（虽然中国不大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有这个宣言存在），就可能迫使中国公开表态，从而给反英宣传提供新把柄”。因而，不刊载这些文件，“总的来说是万全之计”。
麦克马洪线看来已成为一纸空文。英国政府曾把英藏边境协定通知在缅甸的英国当局（这个协定同他们也有关系），但没有通知在阿萨姆的英国当局，因而后者仍然认为它的边界是在山麓下面。达旺地区仍旧是西藏的一部分。西姆拉会议以后二十年中，英国偶尔侵入部落地带，一般是讨伐性的，并没有企图把地图上的麦克马洪线作为有效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实际上已被忘掉。
只是到了一九三五年这条线才“几乎是偶然地”被记起来。新德里政府的一名副秘书欧拉夫·卡罗（Olaf
Caroe）先生说道，东北边境问题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一个枝节问题”， ＇
注：这是指英国的植物学家和有名的旅行家金敦·华德（F。Kingdon
Ward）未经许可而访问西藏所引起的争执。西藏当局以前曾几次准许华德进入西藏。但他在一九三五年没有得到许可又进入西藏时，西藏当局感到十分不快，并且向英国表示不满。华德的兴趣已超出植物的范围。他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皇家中亚细亚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上极力主张英国占领达旺，就说明了这一点。 ＇
他说：“我们经过很大困难而且几乎是偶然的机会，才查明真正位置”。卡罗立刻主张至少要在书面上推行前进政策。他建议英藏协定应该发表，不能再拖。因为《艾奇逊条约集》里没有把这些协定包括进去，如果中国政府注意到这点，就“很可能用来支持这样的论点：即印藏之间不存在经过批准的协定”。他还建议应该立刻采取步骤在官方地图上把麦克马洪线画成边界线。他指出诸如英国《泰晤士报》出版的这样权威性的地图集，仍旧以官方的印度测量局为依据，把边界画成沿着山麓走，同中国出版的地图案所画的一样。伦敦政府于是同意在《艾奇逊条约集》的新版里发表西姆拉文件，并解释说：“出版这个新版本的理由是我们要不引人注目地发表一九一四年的西藏条约（从来没有被中国批淮）”。为了“不引人注目地”——的确是“尽量不事宣扬地”——更改记录，新版《艾奇逊条约集》第十四卷实际上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却冒充是一九二九年的版本，还命令把初版全部收回销毁。在这次销毁命令下幸存的仅有一部原版本，现存于哈佛大学图书馆。英国政府伪造证据，是为了有朝一日它可以争辩说，它自一九一四年以来就已认为西姆拉条约是有效的，所以，按照正常的方式，会议后就把这些文件在《艾奇逊条约集》的初版中公开发表了（独立后的印度在一九六O年事实上就提出了这种说法）。
历史引言 帝国的界限（6）
也就在一九三七年，印度测量局开始标出麦克马洪线作为东北边界，仅仅注明“未经标界”。显然并不是所有部门都接到了关于上述更动的通知。一九三八年测量局发表的一张西藏地图，标明达旺地区是属于西藏的，其南端——那里的边界在一八七二至七三年间就已标定
＇ 注：见下文 ＇
——标明是一条正式的国际边界。商业性出版机构的地图集也跟着这样画。第一本明显反映这种更动的是一九四O年出版的《泰晤士报》袖珍地图集，但并不是所有制图者都反应得那么快、那么机警。多年以后，有些地图案有时还标明印度的东北边界沿着山麓走。（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尼赫鲁写的《印度的发现》（Discovery
of India）第一版中就有一张这样标明边界的地图。甚至一九六九年出版的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的一部新的甘地传记中也有一张附图标明印度的边界在山麓。）
那个偷天换日的艾奇逊的新版本和官方地图对东北边界画法的改动，显示印度政府已经采取它在一九一四年不准备采取的步骤，并决定以麦克马洪线为合法的边界线。阿萨姆政府提出，“西藏在达旺继续行使管辖权可能使中国——而且更坏的，可能使将来在西藏行使权力的任何其他国家——对一九一四年条约已承认属于印度的那一部分领土，提出享有时效权的要求”（俄国的魔影总难消失）。但人们认识到：地图以及偷偷模摸地发表文件的作法，总抵不过西藏在达旺的有效的、长期确立而且的确也从未受到非难的管辖权。新德里就指示阿萨姆政府“通过实地巡回或者我们自己也征收赋税的办法来强调英属印度在达旺地区的利益”。阿萨姆省督回答说：“如果要有效地占领达旺和预先阻止中国对那个地区的可能入侵，就需要采取给人印象更深刻的和更为永久性的行动。”他建议派一名英国军官带着相当数目的武装警卫人员每年夏天进驻达旺。然而印度政府审慎行事，在作出最后决定前只同意派遣一个小队到达旺去作初步侦察，“考查这个地带，同居民联系，并对税收的多少作些估计”。按照一般的规律，地方当局极力主张推行前进政策时，德里政府总是踟蹰不前。
这个小远征队在印度陆军的莱特富特（Lightfoot）上尉率领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到达达旺。阿萨姆政府告诉他“毫无疑义，印藏边界已经＇根据麦克马洪线＇划定了”，指示他要“认真注意不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件事还可以重新拿出来讨论”。还要他确信，他同警卫队在达旺出现，本身就是行使英国的权力；“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应该是以使西藏人的感情受到最小的震动为原则”。莱特富特到达旺后，西藏政府就马上提出正式抗议，并要求英方人员撤走。在达旺，西藏官员当着他的面征收赋税，借此炫耀他们的权力。莱特富特曾请求上级批准他向西藏提出要他们撤离达旺的要求。这个意见遭到了拒绝，但得到指示说，他可以把“达旺根据条约是印度的而不是西藏的领土这件事通知一切有关人员，而且如果遇见西藏官员，应该使他们对这一点产生深刻的印象”。然而又警告他不要向当地居民作任何保证，只说他是为了调查的任务而来的，“在他回去之后，政府会决定是否将采取进一步行动”。政府方面倒是爽快地承认了这些指示可能会“给莱特富特造成困难”，但是最后说：在将来的政策还没有决定之前，照这些指示行事是唯一可能的做法。不管怎样，他们“反对任何要承担永久占领的义务和付出更多开支的行动”。
莱特富特回去后，在阿萨姆省督的大力支持下，极力主张要求西藏官员和寺院的喇嘛头目从达旺撤走。他写道：“西藏政教合一难以分割，在西藏僧侣官员撤走以前，西藏的势力和阴谋必然会在达旺周围地区继续存在。”他认为应当鼓励信奉佛教的当地部族门巴人（Monpas）去接管寺院；既然门巴族不喜欢西藏人，这件事就不难办到。此外，还应当委派两名英国政府的代理人，“有良好社会地位而又能讲藏语的人”，去达旺地区接替被撵走的西藏人。阿萨姆政府在他们试图兜售的政策上面满怀希望地贴上低价标签：一次付清的代价是四万一千六百十七卢比，定期支付的代价是三万七千八百九十六卢比。
阿萨姆省督罗伯特·里德（Robert Reid）爵士有力地提出采取前进政策的论点。 ＇
注：他所写的《毗邻阿萨姆的边境地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Frontier Areas Bordering on
Assam）（阿萨姆政府出版局一九四二年出版）是很明确的。里德写这本书是供与边界政策有关的行政官员阅读的。他从官方档案中引用了大量材料。中国政府从一九五九年起在申明其立场时，看来也象许多人一样，并不知道有里德这么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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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有关边境政策的讨论中，温和派也总有自己的发言权。一九三九年初，阿萨姆代理省督特怀南（H。J。Twynam）从实际和法律的立场出发，对于兼并达旺的建议提出异议。他提醒总督林利思戈（Linlithgow）勋爵说，政府已承认在东北边界上来自中国的危险已大大减少了。他接着问道：“我们根据一九一四年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在法理上绝对站得住吗？……如果参与三边条约三方中有一方不批难条约，那么另一方能够说这个条约在它自己和第三方之间具有约束力吗？”他指出一九一四年麦克马洪和西藏代麦之间的换文“缺少同签订条约有关的正式手续”，并且指出：政府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三八年都没有采取步骤来实施麦克马洪线，这个事实在道义上和国际法上，对政府所持的立场一定有不利的影响。英国的政策是要同西藏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他建议在政府占领“一个在种族上、政治上、宗教上一直倾向于西藏的”而且又在西藏行政管辖之下的地区之前，应该首先考虑其他方案。特怀南所建议的方案之一，就是将麦克马洪线加以修改，使之通过距达旺东南几英里的大山口色拉，这样就把达旺寺留给西藏。
＇ 注：作者要向卡鲁纳卡尔·古普塔（Karunakar
Gupta）博士致谢，是他提醒作者注意特怀南写的这封信的。这封信保存在印度事务部的图书馆里。信的日期是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编号是政治（对外）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