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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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所面临的困难重重的不利条件，并在执行把敌人从塔格拉山脊清除掉的任务方面作出了良好的开端。他报告说，他的部队事实上已经占领山峰——这里指的是从僧崇派去的那个班。这份电报里完全没有提到不祥的预兆。考尔描绘了现场的情况，说到他能多么清楚地看到敌人；说他同下属指挥官们开会时，河对面的一个中国阵地上打过来两发自动步枪的子弹，他揣摩着这也许意味着挑衅，也许只是为了扰乱印军，再不然也许是对方胡乱打枪。他接着叙述道，不管怎样，有一个锡克士兵从离发射子弹处最近的印度阵地上站了起来，他背着轻机枪，抹一抹胡子，向中国部队挑战，看他们敢不敢向他开枪？考尔报告说，当天他曾召集军官们，给他们打气，发现他们全都情绪很高，他向他们保证他将同他们呆在一起，一直到作战行动结束。
第二天早晨，拉加普德士兵们集合起来，开始向通往拥错山口的路上的几座桥梁移动。这是十月十日，考尔遵守他自己规定的期限。但是，在这时候中国部队终于反击了，不仅一举粉碎了他要赶走中国部队的计划，而且粉碎了印度制订前进政策和对边界争端的整个处理方针的前提。考尔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天亮得很早。四点半左右，我已起床，我的勤务兵正在烧水冲茶。我把镜子挂在第四号桥上面靠近我的掩体的树叉上，正在刮脸，这时，我听到河对面猛烈的射击声。”整整一个营的中国部队走出阵地，根本不把沿河的印度部从放在眼里，迅速地冲下山脊，形成对僧崇进攻的阵势。与此同时，重迫击炮也开始向印度阵地轰击。
如果说考尔有点沃尔特·米蒂 ＇ 译者注：见第二章注 ＇
的味道，这该是他的黄粱美梦转变为梦魇般的现实的时刻了。黄粱美梦是指挥军队打胜仗。可是现实是：只有一小股印军在仅仅一英里以外的山包上；可以明明白白看到中国部队的数目远远超过印度部队，将近二十比一；凶猛的迫击炮构成了火网。达尔维事后说考尔当时对他惊呼道：“我的天啊！你说对了，他们真的干起来了。”考尔后来追溯这个时刻说道：“说老实话，我那时才完全理解我们陷入困境的全部含义……我想我们应重新考虑我们在这一战区所面临的整个局势。”
考尔把战斗的指挥权交给了达尔维。他同达尔维和普拉沙德商量后，决定他应当亲自去向尼赫鲁汇报，并坚持要普拉沙德与他同行，离开克节朗河一道前往新德里。他同意普拉沙德和达尔维的看法：赶走中国部队是妄想，第七旅应当从克节朗河撤到它能够守得住和得到给养的阵地。但是，他并没有授权下级把这种战术性的行动付诸实施，以便使大部分部队得以脱身，只在印度的主要哨所周围留下少数掩护部队。相反，他下令说，在新德里作出决定之前，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暂缓，但第七旅仍应坚守沿克节朗河和在章勒的阵地。
中国军队对在僧崇的印度部队的第一次进攻此时已被击退。中国部队显然没有察觉有一个班的印度士兵从侧翼掩护着僧崇的阵地，因此他们集中兵力进攻时，遭到正面的射击，伤亡很大。如果中国人原来还有怀疑的话，那末现在他们一定很快就认识到：这些印度兵虽然服装褴褛，装备不足，他们仍然是熟练的、果敢的士兵。接着，在僧崇的旁遮普联队的指挥官请求在河边的迫击炮和机枪给以火力掩护，以便使他的部队从绝境中脱身，但是为达尔维所拒绝。当时达尔维的处境是痛苦的。在河畔指挥机枪手的军官一再请求他准许他们向中国部队射击；旁遮普联队要撤到河边来需要火力掩护。但是如果把主力投入僧崇这场小战斗，中国部队就会把它全部消灭。达尔维不能冒丢掉全部兵力的危险去援助在僧崇的小分队。
当中国部队加紧进攻时，达尔维命令旁遮普联队脱离战斗，撤到河边。中国部队让他们撤离，在这些幸存者过桥去南岸时也没有对他们开火。这次行动中，印度方面七名死亡，七名失踪，十一名受伤；中国方面说他们自己伤亡三十三名。中国部队以正式的军礼埋葬印度的死者，死者的战友在河岸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考尔在途中又拍电报给新德里说局势严重，要求准许他亲自回首都汇报“新的突然变化”。他要求必须在尼赫鲁预定十月十二日去锡兰之前见到总理。
僧崇这场小战斗确实有严重的含义。中国第一次强有力地抵抗印度向前推进的行动；他们以重大兵力和坚定的决心进攻了印度建立的一个阵地。对僧崇的进攻，说明印度前进政策的根本信念——中国部队决不会蓄意地坚决进攻印度部队，倒是会在摊牌时自行退却——是虚妄的，而这种信念就是印度军队之所以出现在克节朗河和西段的各孤立哨所的理论根据。
考尔在哈东山口下面辗转不安地过了一夜。他象部队里的许多人一样，由于在他所未能适应的高地上过分劳累，现在肺部有了毛病。这次又不得不把他背过山口。在最近的降落点上有一架直升飞机在等着把他送到提斯浦尔去。他在当天，即十月十一日晚上约八点钟到达新德里，刚好赶上参加在印度总理官邸举行的会议。
这次会议似乎是迄今为止在新德里举行关于边界危机会议中出席人员最全的一次。会议由尼赫鲁主持，到会的文官有梅农、内阁秘书、外事秘书和国防秘书以及其他官员，军方出席的有塔帕尔、森、考尔以及参谋局的军官们。空军参谋长也到会。印度现在显然面临着险恶的危机，但是尼赫鲁仍然不同内阁成员进行磋商，甚至也不同内阁的国防委员会进行磋商。
会议开始听取了考尔关于僧崇战斗情况的报告。大家都认为他的报告是绘声绘色的，富于主观想象的。在他第一个发言后，会议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就不清楚了。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说法，即使想把这次关键性的会议实况作片断性的描述，也需要把各种不同说法中的共同点凑在一起。考尔描述了克节朗河的局势之后，会议请他提出建议，他并没有主张把第七旅撤回，反而提议印度应当请求美国给予迅速的、大量的军事援助。尼赫鲁显得有点生气地拒绝了这个意见。考尔接着提议推迟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据考尔自己讲，他当时的确曾建议把第七旅从克节朗河撤回到战术上较有利的位置。但是别的与会者都说情况恰恰相反。例如当时的内阁秘书S。S。凯拉说：考尔建议“守住克节朗河的阵线，并固守章勒”，考尔还接着讲，“如果以后有机会能过河去干一家伙，我将提出报告。”看来会上出现的一致的意见是要推迟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发出明确的指示，当然更没有正式撤销这个命令。讨论接着集中在第七旅到底应当留在克节朗河还是应撤回过冬的问题上。军人们的意见似乎有分歧。塔帕尔和森主张部队仍留原处。考尔说他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不管中国部队所占的优势，继续集结力量，发动进攻；第二，撤销进攻的命令，但第七旅仍留在沿河岸的阵线不动；第三，撤退到比较有利的位置。事实上，采纳让部队留在沿河一带的第二个方案是势所必然的。现在，里窝那作战行动的成败已关系到许多文武官员们的声誉。所以不能把部队的主力撤回来，那样就会明显地表示放弃这一行动。根据许多人的叙述，尼赫鲁对在场的军人说，这样的决定应当由他们来做，叫他们把意见统一后向政府建议该怎么办；塔帕尔和森第二天早晨对梅农讲，第七旅应留在原地。这种说法也可以从尼赫鲁本人的讲话里得到证实。印度惨败之后，尼赫鲁对议会说，军事上的重大决定是“在政府同＇陆军＇参谋长以及其他有关的高级军官进行充分磋商并根据他们的内行的意见作出的。关于陆军在一九六二年十至十一月间不从东北边境特区的前沿阵地撤出的决定，更是如此。”总理在另一处也提到，有人告诉他，前方指挥官们希望把第七旅留在克节朗河。尼赫鲁告诉议会说，文官当局并没有命令军人们“在情况不很有利的地方固守下去”，“但我们的军队自己不那么愿意撤退，他们坚守到底使他们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就印度处理边界争端的军事方面而言，看来尼赫鲁一直是很注意让军人们自己作决定，至少他一定自认为他是在让他们自己作决定的。但是，由于尼赫鲁本人长期以来公开宠信考尔，因此助长了陆军最高指挥部的歪风邪气。到了一九六二年，他所打交道的不再是职业军人，而是一班阿谀奉承的人。因此，当他希望得到从军事角度作出的决定时，他所听到的只是他的军事顾问们认为他愿意听到的意见；而他又向他们保证中国不会“大干”，这也就给了军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政治指导。这种互相欺骗的行径就使得十月十一日的会议作出了第七旅应留在原地的决定。
第二天早晨，尼赫鲁去锡兰作三天访问——一切如常。他特别注意不暗示在边界上正在发生很富有戏剧性的或危急的情况。他一向是愿意同记者接触的。所以他在机场上同记者们说了几句，当然这就成了一个临时记者招待会。到那时，政府证实中国部队越过麦克马洪线的消息已有一个月了，半个多月前报纸就报道了陆军已奉命把他们赶走的消息。报纸不断报道塔格拉山脊下发生的小冲突，总是说印度部队打退了中国的进攻。前一天报道过僧崇的战斗，说是战斗激烈，是中国部队进攻了印度的一个阵地。人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是否真已命令陆军采取攻势。所以，在机场上向尼赫鲁提出的头一个问题就是：给东北边境特区的部队下达了什么命令？
尼赫鲁回答说，“我们的指令是要解放我们的领土。”记者接着问：“什么时候？”尼赫鲁说，“我不能定个日期，这完全是陆军的事。”随后他指出“寒冷的冬季在＇塔格拉＇地区早已开始。中国部队阵地很坚固，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还处于更高的地势。再者，他们在边界的中国那边的主要基地距离他们的阵地也很近”。记者然后又问到大家关心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想让尼赫鲁保证政府无意同中国开始会谈。尼赫鲁说，“只要这次侵略＇即中国部队呆在塔格拉山脊的南坡＇继续存在，看来就没有进行会谈的机会。”
印度惨败之后，人们批评尼赫鲁公开肯定了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并且指责他蓄意误国。他的话确实是给人们造成了错觉；毫无疑问，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只有叫他在答复时发誓，他才会说：因为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是印军力所不及的，因而已经暂停执行，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局势才会改变。可是，如果尼赫鲁承认这种种事实，那他过去所谈的关于边界问题的军事方面的情况就全都是虚假的。此外，人们也还有理由相信，考尔在前一天晚上曾怂恿尼赫鲁告诉公众：在适当时候是会把中国部队赶走的；有一个参加过那次会议的人声称他听到考尔这样讲过。尼赫鲁后来为他的机场讲话进行辩护时也说，这不是他个人作出的决定，“这也是军人们的看法。他们要那样做。否则我决不敢说那样的话。”尼赫鲁提到了冬季的寒冷气候和中国在地势与给养方面的有利条件，这就很清楚暗示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印度军队所面临的不利条件，通过这些话，他确实也企图使他的回答包含一定清醒的看法。
假如尼赫鲁的意图是要强调不利形势，要公众注意到军队在塔格拉下面所面临的困难，公众是不会听的。官方发言人一直保证说，东北边境特区的一切都在印度控制之下，所以尼赫鲁警告公众的言词现在就没有什么分量。就在那天早晨，报界把前一天晚上的会议描述成是印度总理同文武顾问们进行“令人宽慰的磋商”。其实尼赫鲁本人也并不真正相信印度军队面临的种种困难，这表现在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在科仑坡向记者介绍情况时，又回过头来使用欺骗的政策，说在东北边境特区一切物质上的有利条件都在印度一边。
所以，无怪印度公众从尼赫鲁的机场讲话里只听到他们所想听到的——战斗的号召。报界兴高采烈。《政治家》第二天写道：“尼赫鲁先生……清楚地、坚定地把全国人们所盼望听到的事告诉了大家，那就是，武装部队已奉命把中国侵略者从东北边境特区赶走，而在把他们从这一片印度领土清除掉之前，不可能同中国会谈。”在南方，《印度教徒报》的想法完全一样：“全国将欢迎尼赫鲁的声明……。”另外还有许多类似的赞成尼赫鲁讲话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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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尼赫鲁的政治生涯中——因此也就是在印度现代史上——有这样一个特点：他显然未经缜密思考而作的声明，多次产生了重大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后果。也许最出名的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事件。当时国大党和伊斯兰教联盟（Muslim
League）之间就内阁代表团关于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印度的计划已达成一项微妙的协议，而尼赫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却把它破坏了。当时有人对尼赫鲁一九四六年事件评论说：“历史上有的时刻，应该崇尚慎重行事。保持缄默，将得益非浅。印度的命运正处在危急关头，走错一步就会牵动全局。”上述评语也同样适用于尼赫鲁一九六二年的机场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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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印度陆军的英勇善战，有极大的信心，所以似乎没有一个印度人想到要怀疑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军队是否能够执行尼赫鲁已经证实了的命令。本书作者在发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提到印度有一种把陆军看成是所向无敌的倾向——果阿战役助长了这种倾向——并且提到了陆军对于要他们采取匆促而又缺乏准备的行动的那种政治要求正在进行抵抗。一位同官方有密切联系的新德里的报纸编辑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