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对华战争-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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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藏叛乱分子的支援和指挥显然是通过噶伦堡来的，而印度政府却装作没看见。有证据说明印度所起的作用比这更积极一些。当时有个叫乔治·帕特森（George
Patterson）的英国人住在噶伦堡，和西藏人有密切接触，他后来写道：一九五四年有名印度官员找他，要他把一名叛乱头子带到噶伦堡，“为西藏的独立进行工作”。
西藏叛乱爆发，达赖喇嘛逃到了印度。当时印度政府通知北京说，达赖喇嘛要求政治避难，印度已经同意。但新德里也保证不容许达赖喇嘛在印度进行政治活动。周恩来后来也认为对达赖喇嘛提供政治避难是“通常的国际惯例”，并说中国对此并不反对。然而，达赖喇嘛到达印度后，就开始发表许多声明，提出他自己对西藏事件的说法，并攻击了中国。这些声明最初通过印度政府的宣传机构发表，后来又由印度驻外使馆散发——对此中国表示了强烈反对。
＇ 注：有一个名叫乔基姆·阿尔瓦（Joachim Alva）的印度议员想到，如果当时被囚禁的克什米尔领袖谢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逃到中国，并且受到达赖在印度的那种接待，那末，印度的反应也一定会是同样激动的。这个印度议员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二日在人民院发言时作了这个比喻。
＇ （中国怀疑印度事实上是替达赖喇嘛写了他抵达印度后的第一个声明，而且从声明内容提供的证据来判断，可以证实中国的这种怀疑。） ＇
注：例如，这个声明仔细说明了达赖喇嘛穿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度的地点。他说这个地点是在兼则马尼（Khinzemane）。（这件事情的意义，见本书第五章）西藏人对这条线的态度至少是模棱两可的。如果说达赖喇嘛在刚从拉萨逃出后发表的第一项声明中竟煞费苦心地具体说明麦克马洪线的确切走向——而且要照印度方面的画法来说——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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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开会，代表们发言愤怒地提到了“印度反动分子”，指控他们对叛乱的封建势力提供援助和进行鼓励，“继承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对西藏怀有扩张野心”。双方都恢复了旧时的猜疑。
中国政府也象尼赫鲁一样感到左右为难：一面感到愤慨，一面又承认同一个庞大的邻国保持友好关系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中国大使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所作的一篇精彩的书面谈话中看出。为了答复并驳回印度指责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攻击印度一事，中国大使在书面谈话中认为中印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令人遗憾的不正常现象”来源于印度对西藏叛乱的叫嚣所反映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破坏中印友谊”的行动，来源于印度政府对于达赖喇嘛的隆重欢迎。在重申了中国感到愤慨的理由并声明中国政府希望“一时笼罩着中印关系的阴云将会迅速消散”之后，中国大使就讲到了他的书面谈话的核心。这就是提醒印度，中国的敌人是在东方，“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在东方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他接着说，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
中国大使最后向尼赫鲁问候。
在中印两国关于边界争端的全部来往文件中，这篇书面谈话的措词是独一无二的，既是迫切陈辞，又是直截了当，甚至毫无官样文章。这篇谈话确实是非外交的，这就是说，它抛弃了通常惯用的那些外交辞令，结尾也许可以理解为带有一种威胁的暗示。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把自己全部的牌都摊开在桌上，力图解除印度政府的顾虑。
＇ 注：一名研究中国政策的学者哈罗德·欣顿（Harold
C。Hinton），对这段中国声明的含义并不感到有任何疑问。他写道：“尽管这一段英文很奇特，但大意是清楚的。……＇中国政府＇明显感到担心的是它可能面临着来自西藏边境和台湾海峡两个方面几乎是协调一致的压力，于是它呼吁印度退出或者不要参加进去。”（见《世界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伦敦麦克米伦公司一九六六年出版，第288页。） ＇
如果说中国的意图就是这样，那么，它所作的姿态失败了。一个星期以后，中国大使被叫到印度外交部来听取一项愤怒的答复。印方斥责他使用了“不礼貌和不适当的语言”。印度外事秘书向他指出，印度对一切国家都以朋友相待，“这是和印度过去的文化、背景和圣雄甘地的教导相符合的”。
一九五九年夏季，中印两国的外交交涉反映了并加剧了由于西藏叛乱而引起的两国邦交的恶化，同时，双方沿着中印边界调兵遣将，使得两国走向迎面对撞的局面。在东段，康巴族叛乱分子在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和麦克马洪线之间进行集结，使得中国也在这个地区派驻重兵，把军队开到边界上，防止叛乱分子越境进入印度寻求庇护，并切断西藏难民的外流。在边界的另一面，印度军队把他们的前沿哨所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在有些地方甚至越过了麦克马洪线。
当然，麦克马洪线从来没有标定过（一九一四年英国同西藏当局互换照会是否就算得上在法律上划定界线，印度和中国对此有争执；但是，双方都一致认为：麦克马洪线从来没有标定过，就是说，没有在地面上标界）。麦克马洪线大部分走向是沿着一条明白无误的，不易攀登的顶峰线，但其余部分却是按照模糊不清的地形特征来画的。在这种地方要确定边界线的位置，唯一的办法是把麦克马洪的原图上的经纬度在地面上标出来。按照这套工作程序，时常会造成一条不方便的或荒谬的边界线。而且由于麦克马洪的原图的比例是一英寸等于八英里，那末画在原图上的那条粗线就相当于四分之一英里那么宽，因而这条线移到地面上来也不能产生一条精确的界线。但中印双方既未联合标界，就没有别的办法能把麦克马洪线在地面上确定下来。
麦克马洪画的线在几个地点偏离了他原图所标出的最高山脊，其中有一处是靠近一个名叫马及墩（Migyitun）的村庄，它位于西藏人所重视的一条香客朝圣的道路上。为了把马及墩留在西藏境内，这条线拐了一个约二十英里的弯，这一段没有沿着什么地形特征，然后又同主要的山脊会合。
＇ 注：麦克马洪当初画他的线的原始地图复印在印度政府的《一九六O年印度北部边境地图集》（1960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s of India）、《中印边界问题》（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增订版，北京一九六三年出版）以及多萝西·伍德曼的《喜马拉雅边疆》各书中。马及墩角是在东经93°15’到93°3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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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九五九年印度在这个地带踏勘时，他们发现根据当地地形，把边界线划在紧靠马及墩的南侧，要比地图上所画的距该地以南约两英里的那条线，更为切实可行，于是印度就在该处建立了哨所。印度没有讲清楚它为什么要在这里把边界线进行调整，但看来印度可能是认为贴着马及墩南面的由西流向东的察里河（Tsari
River）可以作为边界的特征。印度把边界推进到察里河边，就把距离马及墩不远的山谷对面的一个叫朗久的小村庄划入印度境内，从而为印度的边境哨所提供了一个更加实用的位置。
这种推理是无可非议的。当把地图线标定到地面时，总是需要对边界线做某些细微的调整。但是标定边界必须由双方联合进行，而印度在这一场合却是单方面行动，事先没有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甚至没有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中国，就在印度地图上标明是中国领土的地点设置了哨所。后来印度对此也不讳言。一九五九年九月尼赫鲁对人民院
＇ 注：人民院是印度议会的下议院，上议院是联邦院。 ＇ 说：虽然麦克马洪线大体上是固定的，但“在某些地区，在苏班西里河地区， ＇
注：马及墩是与东北边境特区苏班西里分区毗邻的。 ＇
或者在那一带地方，我们认为这条线划得并不好，随后我们，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变动”。尼赫鲁在同年九月致周恩来的信中拒绝了中国的指责——中国指出印度已越过了麦克马洪线；但是与此同时，尼赫鲁也承认，印度在马及墩地区所标的“中印边界同条约附图稍有不同”。他辩解说，印度的修改“只不过是根据确实的地形来体现这个地区的条约附图”。他还争辩说，这样做是符合既定的国际惯例的。如果印度同中国商量过，这样做本来会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虽然印度政府拒绝把整个麦克马洪线提交谈判，但它这时却建议讨论这条线在某些具体地点（包括朗久在内）的确切走向。尼赫鲁甚至宣称他愿意把这类问题提交仲裁；但是印度这些建议都是在它坚持下述立场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即中国不仅应该首先正式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也应该承认印度所主张的西段边界。后来，中国也同意对有争执的一些特定地点进行临时性会谈，但中国要求把这种会谈作为就边界问题进行全面谈判的第一步。就边界走向的细小问题举行临时性会谈的道路，也这样被两头堵塞了。
印度在马及墩调整麦克马洪线以合乎他们的需要的同时，在其他地点也同样越出地图上标明的界线：一处是位于马及墩以东的塔马顿（Tamaden）；特别是在该线最西端的兼则马尼，该地三年后成为中印边境战争的导火线。但当前爆发的是朗久问题。北京抗议印度的这些向前推进的行动，接着指责印度武装部队于八月二十五日侵入马及墩南侧地带并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中国边防部队给予了还击。次日，印度提出抗议，声称是中国军队侵犯印度领土并开火射击，迫使印度部队撤出朗久。印方照会指责中国“蓄意侵略”，企图使用武力来实现其领土要求；并警告说，印度边境哨所已奉命“在必要时对侵越者使用武力”。实际上这种威胁只不过是虚声恫吓——印度部队不久之后就接到命令，在未遭到对方射击前不得开火——但是看起来象是要同中国在朗久问题上摊牌。北京指出：由于中印两国政府对于边界线的确切位置存在分歧，印度就可能把驻扎在中国认为是本国领土上的中国人员视为越境者，并随意开枪射击。
在这种情形下，印度威胁说要使用武力，这在国际法上并没有充分理由。正如一位国际法权威所说，虽然各国都有守卫边境不受侵犯和维护本国领土完整的固有权利，但是，“如果对某国所要维护的那块土地的主权有争议时——在边界争端中情况肯定是这样的——自卫权就失去它所依据的基础了。”这里的问题是：怎样才算边界争端，怎样就不算边界争端？虚构或伪造的边界领土要求往往是侵略的借口；印度以为他们在麦克马洪线所面临的、以及后来在西段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局面。但否认真正的边界争端的存在，同样可以成为不肯让步的借口，而中国这时就开始感到他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关于朗久事件，中国的说法同印度的说法完全相反。中国否认曾对印度军队所进行的无端挑衅发动反攻，坚持说中国边防部队只不过对印军进行了还击，印度军队是自行从朗久撤走的。究竟谁的说法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现在无法判断，很可能中印两国政府有一方误信其边防部队的报告。对于印度越过麦克马洪线在兼则马尼和塔马顿设置的哨所，中国军队并没有发动进攻，这个事实使印度关于中国蓄意进攻挑起朗久事件的指责失去依据（而且印度军队在朗久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撤出了塔马顿哨所，承认该哨所是在中国领土以内）。最稳当的解释是：朗久事件是一次偶然的冲突。当双方对峙的武装部队逼近一条尚未标定的边界时，可以预料到会发生这一类的冲突。
然而，印度国内却毫不怀疑朗久事件起因于中国的侵略。《印度时报》揣测中国“边界攻势”的动机是旨在“降低印度边境居民的士气，并挑衅性地炫耀它显然占优势的军事实力，以便在锡金、不丹、尼泊尔和缅甸等国更为广泛地造成印度确实无法保护它们的印象”。印度人民社会党的决议谴责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它对友谊、容忍、共处等崇高概念采取了满不在乎的蔑视态度”。该党的决议最后说：“印度人民面临着新的危险和新的挑战——但是一个国家只有正视这种危险和迎接这种挑战，才能发扬它的尚武精神和民族个性”。一位报纸专栏作家还认为中国军队是在试探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防御能力。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印边界争端第一次在麦克马洪线上演变为真枪实弹的射击（印方说印军死一人伤一人），与此同时，西段的局势也是一触即发。那年夏季，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