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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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个法案若被通过，那对我可真是件头痛的事。
国家安全顾问一职本来无需参议院确认。但是，作为一名三星将军，不管出任任何职务都必须经过参议院确认，才能保住我的军衔。假如我降为二星将军，那对我的任命就不必由参议院确认了。但是，我并不想为了在文职岗位上得到提升而甘愿降低军衔。这样一来，我的前途问题暂时悬而未决。
第14章 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1987年12月18日，参议员萨姆·纳恩的秘书打电话来，要我明日下午一定要收看有线电视网C频道关于国会及其他事务的报道。当他所说的时间到来时，我的心情是又好奇又不安。自从发生伊朗—孔特拉丑闻之后，纳恩这位权力很大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极力反对让军官担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到这时，我已经从那个副手的小隔间搬进了弗兰克·卡卢奇新近腾出来的那间地处白宫西翼一角的非常气派的办公室。希望在C频道上看到的事，并不是要我搬出这间办公室的消息。
第二天下午，我打开办公室的电视机，电视正在播纳恩的讲话。他一本正经地拖着长腔，慷慨陈词。“每一名军官都知道他的下一次晋升仰赖国防部长和五角大楼的那些高级将军，”纳恩说，“……担任这个职务的任何军官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对总统负责与自己的军人前途之间所固有的矛盾。任命一个军官担任这个高级的、敏感的职务还会引起文官对军队的控制权的严重疑虑。”说到这里，纳恩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那么，现在为什么要来一次例外呢？”提出这个问题后，他接着自己做了回答：“……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情况。”他指出，里根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左右了，而且“我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出现了相当混乱的局面”。我们需要连续性。因此，他愿意支持对这个特定的被提名人的确认。
“这位先生会不会让步呢？”电视镜头转向共和党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中的少数派高级成员约翰·沃纳。沃纳也说，让一名军人出任这个高级政治职务是一个坏主意，但是他以赞扬的口吻说：“这位优秀军官已经为国家和他本人争得了殊荣。”
纳恩提议批准对我的任命，接着参议院确认了对我的任命。没过几分钟，纳恩和沃纳就像恶作剧的小学生一样在电话中笑着问我是否喜欢刚才的表演。我当然喜欢。不仅把我作为一个例外是对我的褒奖，而且参议院还允许我在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务的同时保留我的三星军衔。
虽然我觉得自己能够担当这一重任，但是我这个军人的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却依然令我感慨万端。10年前，我穿着跳伞靴，咚咚地走在老行政办公楼的走廊里，去对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Z·布热津斯基说，我觉得我不够资格、也不愿意与他的工作沾边。而现在，我却担任了他和他之前的亨利·基辛格担任过的职务。我不再是什么人的助手或第二号人物了。我将直接同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这些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物一道工作。我将扮演法官、交通警察、训导员、仲裁人、消防员、牧师、心理医生，有时还有打手的角色。我不仅将对别人的观点加以组织然后报告给总统，人们现在还希望我拿出自己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判断来。我已经成了没有内阁官员头衔却有内阁官员地位的“要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有关纽约市新任文物建筑保护局局长吉恩·诺曼的报道。他就是在凯利大街上与我一道玩棍球的那个吉恩。自从30多年以前他参加海军陆战队以来，我只见过他一面。我邀请吉恩和他夫人朱厄妮塔——也是我们在凯利大街时的同学——到白宫食堂来与阿尔玛和我共进午餐。我们谈起了最近重新露面的另一个老伙伴托尼·格兰特。他现在是一位律师兼纽约怀特普兰斯公司的顾问。就在我们不停地笑啊、闹啊的时候，心中悄悄地涌起了一个想法：这一切当真发生在香蕉凯利那个小地方的一帮孩子身上了吗？
在餐厅里，吉恩注意到一件一直使我感到不安的事。白宫餐厅的服务员几乎全部是菲律宾人。这个餐厅是由海军包办的。我在五角大楼的服务员中实行了种族融合，但是以我的新职务，我对打破这里的垄断是无能为力的。白宫的引导员中也有同样的情形。他们全都是黑人，就连在正式宴会上做引导员的也都是黑人。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好像是到了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种植园，而不是在20世纪的白宫。这类工作实际上是父子相传的。它们受到珍视。引导员们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满意自己的处境。不，多谢了，他们不需要某位自命不凡的黑人将军为了实现种族融合而破坏他们的好事。
虽然对我的任命还没有得到正式批准，但是从11月18日弗兰克·卡卢奇到国防部上任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经代理顾问的职责了。我上台刚两天，就在罗斯福大厅向一批奈特—里德报系的报纸主编介绍了尼加拉瓜局势。听众中有一位名叫雷金纳德·斯图尔特的黑人主编，他一直没有发问。到最后，他举起手问道：“作为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位黑人，你认为是否可能有人对你的工作进行暗中破坏或者绕过你的领导？”我好不容易掩饰住了我的惊诧，这位黑人兄弟是在问我是不是一个摆设！我一口气列举了下述一些事实：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工作了10个月，我处理过从军备控制到百慕大税收条约等所有问题，我直接同总统及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打交道。我既不能被破坏也不能被绕过。恐怕我的恼怒已经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两周后，我参加华盛顿的黑人智囊团体——政治研究联合中心举办的一个招待会时看见了斯图尔特。我走过去对他说：“喂！那天你为什么对我来了那么一下子？”
他顽皮地朝我笑了笑说：“这是那天在场的每个白人都在想但却不敢提出来的问题，所以我就替他们问了。”
12月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到华盛顿来，同里根总统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并签署销毁中程核力量的条约。中程核导弹的射程约为3000英里，介乎战术核武器与瞄准华盛顿、莫斯科、纽约和列宁格勒等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之间。中程核导弹是在欧洲发生战争时西方盟国和苏联人会互相发射的那种导弹。11月间，我和舒尔茨国务卿一起到日内瓦去商谈条约事宜，并为12月的首脑会晤做准备。舒尔茨是团长，在美国驻日内瓦使馆同苏联人举行会谈时也主要由他谈。我边听边观察围坐在谈判桌旁的人，从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看起。此人相貌英俊，一头白发，他的表情和柔声细气的讲话很像一位圣公会牧师。
我的眼睛不停地回到一个年纪稍长、又瘦又小、神情刚毅的军人身上。他就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还是苏军总参谋长，因而是苏联全体武装部队的统帅。在我打量这位苏联英雄的时候，我不停地倒拨脑子中的齿轮，仅仅一年之前，我还在指挥着第五军，而这个军的唯一使命就是打退阿赫罗梅耶夫的军队，特别是第八近卫集团军。而现在我是国家安全顾问，正忙着谈判一些应当使美国第五军和苏联第八近卫集团军变得无用的协议。
那天晚上，美国方面在美国大使官邸举行烛光晚餐，招待苏联代表团。趁谈话一度中断时，我俯过身去对阿赫罗梅耶夫说：“元帅，您想必是仍在服役的最后几位二次大战时的军人之一了。”此时距二次大战胜利日已经42年了。
元帅点点头。“我是最后的马希坎人。”他说。我笑了，对他如此熟悉詹姆斯·库珀① 感到惊讶。“是的，我这一代苏联人都读过库珀、杰克·伦敦、马克·吐温的作品，你们的所有优秀作家的作品都读过。”
我问阿赫罗梅耶夫在战争年代都做过些什么工作。他说他17岁离开农庄参加红军。在德军包围列宁格勒期间，他的部队驻扎在离列宁格勒大约35英里的地方。那次包围持续了890天，单是被炸死和饿死的平民就有83万之多。
“整整18个月，”阿赫罗梅耶夫说，“我没进过屋子，即使在气温低至零下50℃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两个冬天都露宿在外，从没过过一天暖和日子。老是打仗，老是挨饿。”他说话时，屋子里没有半点声响。“而且，死人那么多。像我这种年纪的男孩10个里有8个都死了。我的32名中学同班同学中，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活了下来。”
对于这位老元帅讲的故事，我有两个反应，一是对一位军人的勇敢精神的钦佩，二是意识到，不仅是为了拯救俄国，而且也是为了维护那个马克思主义的虚假的神，付出这样大的牺牲，这一事实对于阿赫罗梅耶夫来说该是多么难以接受。他理解实行改革的必要性，也支持改革。但是，他和戈尔巴乔夫都是只要改革、而不想放弃老的信仰。
去日内瓦之前，我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谁接替我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二把手，在我外出期间替我料理委员会内的事务。我同前国防部长卡普·温伯格过从甚密。我同现任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的关系也同样密切。而且，我本人是个军人。我需要打消任何这样的看法：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防务部门独家把持的一个分支机构。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他就是现在担任负责海洋、环境和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样一个没有什么作为职务的约翰·D·内格罗蓬特。内格罗蓬特是国务院外事部门的职业外交官。我喜欢他的管理风格，外柔而内刚，实在是少有的结合。而且，作为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约翰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会有助于消除认为我是国防部的人这样的看法。我还对卡卢奇和我共同组建的班子做了其他一些调整。保罗·史蒂文斯由法律顾问升任我的行政秘书；尼克·罗斯托接任他的法律顾问职务。罗曼·波帕迪乌克担任我的新闻助理。
在军队中，我们对手下的人做评价，调动一些人的工作是常有的事。这时，我已经确定了一套“鲍氏用人规则”。我重视部下的智慧和判断力，特别是预见能力和全面看问题能力。我还重视部属的忠诚、正直、有干劲、待人热情、办事沉着冷静，并具有要把事情做好的愿望。学者和专家有学问，固然是宝贵人才。但是，我最需要的是能帮助我使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列火车准点行驶的人。
从日内瓦回来之后，我飞往加州，到圣巴巴拉北面圣伊内斯山中的里根牧场去向总统汇报现已谈妥的中程核力量条约，当时总统一家正在那里过感恩节假期。那座牧场的房舍之简朴令我惊讶。房子很小，而且连暖气都没有。我进了屋子，看到里根总统身着格子衬衫、牛仔裤，脚上登的是一双靴子，显然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南希·里根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一字不漏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在我汇报我们同苏联人达成的协议的时候，总统喜形于色。这不奇怪，因为他是开始销毁核武器的第一位美国领导人。
白宫工作人员住在圣巴巴拉的巴尔的摩四季饭店。我从牧场回到那里后，总统的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在路上拦住我：“现在该你‘下水’了。”马林说。他希望我到附近的喜来登酒店去向驻白宫记者团介绍一下中程核力量条约以及在日内瓦会谈的其他问题。我要谈的是“背景情况”。这就是说，我将成为在新闻报道中引述其讲话而不披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
驻白宫记者团有时会厉害得像吃人的猛兽。为了为第一次亮相做准备，我使出了30年前在本宁堡步兵学校教官训练班上学到的招数——怎样站立、怎样走动、怎样使用手势和声音（决不要咳嗽或移动双脚）、怎样组织你的思路（先告诉他们你要对他们讲什么，接着对他们讲你要讲的事情，然后再告诉他们你刚刚对他们讲了些什么）。交流毕竟是交流，不论你面对的是候补军官学校的学员还是萨姆·唐纳森①。
不过，当我走向麦克风时，我仍有一种接近地雷区的感觉。我解释了这项条约和其他问题，然后让大家提问。顿时，空气中充满了军备控制的行话：“密码遥测技术”、“投掷重量”、“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等等。在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之后，我的信心也增加了。这时，问题转到了我们和苏联人商定的两个核查地点——犹他州的马格纳和西伯利亚的沃特金斯克。哪个地点更好？一个记者挑逗似的问。我说：“要是让我选择的话，我选马格纳，沃特金斯克是个相当荒凉的地方。不过我保证，我们一定能让美国有线电视台的人员到那里去采访。”记者们笑了起来。我不仅装成轻松的样子，我也确实感到轻松了。到吹风会结束时，我对这些记者已经产生了好感。此时的我，就像一个没见过林中的老虎、因而也就认定根本不存在老虎的小孩。
然而，从这第一次实践中，我得到了一些关于与新闻界打交道的有益启示。认识到在这种交锋中，冒风险的只有被采访者。传媒只报道愚蠢或不慎的回答，而决不会报道任何愚蠢或不公正的提问。另外，当记者们就一件事连续发问的时候，那你就快遇到麻烦了，这时你就得岔开话题，动用你的力量，占领制高点或者把对方驳回去。
在一个11月的早上，我老是不安地看我的手表。我的办公室里坐满了苏联人。他们是前来安排里根—戈尔巴乔夫首脑会晤的苏方先遣团的成员。与他们的衣着讲究的新领导人不同的是，这批人所穿的西装好像是明斯克苏联国营第二服装厂统一制作的。这时，我已经被首脑会晤所要求的无数后勤方面的安排累得筋疲力尽。这天上午，我竭力说服这些苏联人同意让戈尔巴乔夫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直升机过来，使他可以从空中看看华盛顿的全景。“涅特！”（俄文中“不”的发音——译者注）他们对安全感到担心，因此这样说。戈尔巴乔夫应当由车队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