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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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阔步于其他亡灵之间，对他们说：“本应如此，你们以为会怎样？”
布朗部长在国防部内的礼宾官、空军中校斯图尔特·珀维恩斯把一段镶在镜框里的亚伯拉罕·林肯语录送给了我。那段话的背景好像是这样：有一天，陆军部的电报员告知总统，联邦部队俘获了一群战马和联邦军的一名准将。使电报员大为惊异的是，林肯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战马。总统所作的解释想必就是：“我5分钟之内就可以再任命一位准将。但是要再找到这110匹战马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那是珀维恩斯为我选来镶在镜框中的语录。镜框背面用带子捆着一个信封，上面写着：“10年后再打开。”我遵从了他的意愿。1989年我打开这个信封时，里面的便条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你将成为陆军参谋长。”我暗暗地笑了。这时，我已经当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从那以后，不论我的办公室迁到哪里。镶在镜框里的这段林肯语录都跟着我。它是治疗自我膨胀的一剂良药。
正式仪式结束后，我们举行了一个主要是鲍威尔家族的人参加的宴会，来宾达150多人。妈妈觉得太铺张了。以前遇有家庭庆典，总是由她和一些亲戚准备饭菜。不过她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奢华。此次升迁使42岁的我成了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我的孩子们笑逐颜开，我的亲戚们笑逐颜开，我自己笑逐颜开。我希望阿尔玛也能笑逐颜开。她若能这样，那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我总是开玩笑地说她在我的大大小小的胜利面前抑制自己的热情。当我告诉她我在利文沃思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时，她说：“这很好，不过我总是希望你成为第一名。”有一位并不敬畏你的妻子，可以帮助你不致忘乎所以。不过，那天晚上在伯克中心，阿尔玛确实也笑逐颜开了。
新将军的一个必须通过的仪式就是进“上岗学习班”，即参加一系列的接见活动。第一项便是陆军参谋长——当时是罗杰斯将军——的接见。我们52个人集中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室内听他讲话。他的话我终生难忘。罗杰斯在对我们表示祝贺之后，把每件事情都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一番。他说：“我想告诉你们，在晋升将军这一级竞争是很激烈的。假若你们所有人明天坐上一架飞机，然后就在大西洋上空消失了。我们用来接替你们的52名上校将会与你们同样优秀。我们将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不仅如此，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你们的最后一次晋升。所以，你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至于今后怎样，那就听天由命了。”你们中可能有一半人升任少将，至多有10人晋升中将，也许会有4个人当上四星将军。
他说，他为我们感到骄傲，并且希望我们好好干。但同时他也告诫我们要经受住军衔的考验。“你们中有些人的前程会就此停顿，”罗杰斯说，“因为你们觉得这颗星使你们可以高于军规，从而自命不凡。有些人无法再升上去，因为他们担负不了重任。有的人升官后可能跌跤，因为他们的太太开始盛气凌人，就好像是她们自己得到了提升似的。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假设。我此刻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肯定会发生在这个屋子里的某个人身上。”
说到这里，他祝愿我们事业成功，万事如意。多少年过去了，这批新将军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辜负罗杰斯将军所表示的信任，但是我也看到他的预言在某些人身上应验了。
查尔斯·邓肯和我成了莫逆之交。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打壁球。我们一道周游世界。人们都知道，我俩有时还一起喝上两杯。一天晚上，在我准备下班回家的时候，他要我留一会儿。卡特政府正处在风云变幻的日子里。不久前，卡特总统到戴维营去度假，发现国家的一些弊端，决心要使国民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这种革新的一部分就是要改组内阁，撤换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约瑟夫·卡利法诺和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等人。
我坐在邓肯办公室内的沙发上，等着听他讲他的意思。“科林，”他开口道，“我要离开这里了。总统要我掌管能源部。”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遗憾。但是，说老实话，我也从中看到了一线光明。这是我逃离总部机关重返陆军部队的一个机会。查尔斯接着说：“我想让你跟我去。”我以前也曾脱离过轨道，可这一次等于是让我跨越悬崖啊！我刚要提出异议，他就举起了手。这事就这么定了。他已经征得了新任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将军的同意。保留我的军衔和军籍，随他去能源部。邓肯答应我，一俟他在能源部打开局面，马上就放我回部队。我除了从命别无选择。
参加能源部这个过渡班子的还有国防部总顾问迪安娜·西默。这个人很不简单。我送给她这样一句最高级的赞语：她与约翰·凯斯特不相上下。迪安娜的任务是重建整个能源部，我则负责组建它的管理机关。我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职责，就是在能源部内充当西默同邓肯之间的减震器，因为我在国防部时在这方面干得很出色。
这个过渡班子中还有一位名叫伯纳德·鲁布尔的精明而野心勃勃的律师。此人对我的人生观具有永久性的影响。有一天，我们正在进行特别激烈的辩论。另一名律师因为自己的观点被驳倒而气呼呼地要退场。这时，鲁布尔走到他身边，对他说：“你忘了你在法学院学到的信条：决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观点混为一谈，以免一旦你的观点站不住脚时，你的自我也随之不复存在。”这些话使我铭记在心。
从我在长岛的百事可乐工厂做装瓶工那时起到现在，这是第一次从事纯粹的文职工作。能源部是由以前的原子能委员会、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以及另外3个以前是独立的部门拼凑而成的。这些机构就像是几次婚姻所生的孩子被迫生活在一起，大家对这种状况都不满意。然而，国会却喜欢这种安排。能源部的任务是通过支持全国各地的议员选区内的试验性能源计划——太阳能风车、太阳能镜、煤气、页岩油等等来保护西方文明。寻求能源自立的目标就像一根金色的魔棒，把联邦的经费送往全国各地。
我重建管理部门的工作包括决定谁去谁留。之所以让我来承担这项永远让人不愉快的任务是为了使邓肯不必作恶人。谢天谢地，两个半月之后，邓肯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这个官僚机构的控制权。我既然已完成了自己这一份工作，于是就对邓肯说，我迫切地想离开。邓肯很大度地同意放我走。离开能源部很容易，但离开查尔斯·邓肯却令人难过。我俩很合得来，我们都主张努力地工作，尽情地玩，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业，但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他授予我能源部长杰出服务奖章。当他把奖章别在我身上的时候，他和我的眼中都噙满了热泪。
在能源部的这段经历使我第一次在一家全国性杂志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1979年9月3日那一期《新闻周刊》称我是哈罗德·布朗手下的一个“奇才”，被派到能源部来进行能源领域的“思想品德整顿”。哇！
我要重返陆军部队的希望破灭了。前海军部长小格雷厄姆·克莱特被调去接替邓肯任国防部第二把手。克莱特要我当他的军事助理，与克莱特现在的助理、出色的军官——杰克·鲍德温海军中校一道工作。由于克莱特是五角大楼中海军那一边的人，而且已经有了一位从海军来的助理，陆军参谋长迈耶将军认为把一个陆军的人放到克莱特身边从策略上说是有好处的。我的逃脱之路又被封死了。
格雷厄姆·克莱特那年67岁，有点老派绅士遗风，有时爱抬抬杠。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为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当过文书，后来成了华盛顿的一位很棒的律师。不过，他最大的成功还是在当南方铁路的经理时取得的。火车是他最爱的东西。他收藏有价值连城的玩具火车，其中有许多是19世纪的。他把它们展示在乔治敦的家中，从地面一直摆到天花板。我第一次见到克莱特还是在他当海军部长、我为邓肯工作的时候。“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预定要大修，修理用费相当贵。海军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周密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做这件工作最省钱的地方是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修船厂。作为海军部长的克莱特同意了这个建议。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此人并不总是像他在公共场合那样的谦谦君子）听说了这个决定后，打电话给邓肯，说在这件事情上显然发生了误解。他在1976年的总统竞选中曾向费城人民保证，“萨拉托加号”一定会在他们的造船厂重建。所以请务必这样办。
很讲究实际的邓肯把我叫去，对我说：“我希望你到什么地方躲一阵，回来时给我拿出一个在费城而不是在诺福克检修这艘船的理由。”由于我根本没有在海军工作的经验，更没有造船方面的经验，这对我来说，只能是一次搞创作的练习。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做，几天后把一份3页纸的打印得密密麻麻的论证报告交给了邓肯，说明为何要在费城重建“萨拉托加号”。
后来我得知，格雷厄姆·克莱特怒冲冲地闯进邓肯的办公室，大发雷霆地把我的报告摔到邓肯的桌子上说，他的海军专家们对于在哪个造船厂重建“萨拉托加号”最合适已做了行家的判断，而且他支持他们的结论。他是海军部的部长，没想到他的意见竟遭到否决。他说：“将来还得我到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去解释，我已经建议到诺福克去修船之后为什么又改变主意。”邓肯好不容易使他平静下来，然后说，咱们都是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懂得比赛的规矩，当局希望在费城修嘛。
克莱特气呼呼地把我的报告抓了回去，回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的海军分析人员再提一个与他们的第一个结论截然相反的建议。国会中的弗吉尼亚代表团听到消息后大骂政府。而且，正如克莱特所担心的，他得到国会山去为海军部的新立场辩护。令我惊讶的是，他把送“萨拉托加号”到费城去修理的理由讲得那么有说服力，你简直想不出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了。决不要把你的自我同你的观点混为一谈，以免你的观点一旦站不住脚时，你的自我也随之不复存在。克莱特是个老律师，他懂得这一点。“萨拉托加号”驶往费城造船厂那天，蒙代尔副总统就站在舰桥上。
1980年4月24日是个星期四。华盛顿天气晴和，阳光明媚。我像平常一样于早上7点钟来到办公室。克莱特已经来了，他显得心事重重。那天早上，我感到艾森豪威尔走廊内有一股紧张气氛，而且越来越浓。开会时，克莱特不一会儿便溜出去，走进布朗部长的办公室。他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说：“部长不希望让军事助理们参与这件事。”但并未说明“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事。那天晚上，我驱车回家时也和所有上下班的人一样被蒙在鼓里。
第二天早上7点钟，一群来得早的人围在副部长办公室内的一台电视机周围，观看面色苍白的卡特总统解释头天发生的事情。总统说，曾尝试解救被一些伊朗“学生”扣押、并被关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达5个月之久的53名美国人质。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我决定进行这次营救行动的，”卡特总统继续说，“在出现了问题时也是我决定取消的。责任完全由我来承担。”
过了一些时候，有关这次行动的细节才一点一滴地透露出来。这项代号为“沙漠一号”的军事行动动用了8架海军的RH…53直升机和6架C…130“大力士”式运输机。飞机上载有一支从4个军种抽调的突击队，其中主要是陆军的伞兵。原计划他们先飞往伊朗偏远的大盐漠——卡维尔盐漠。然后这些直升机接着再飞往德黑兰附近的另一个转运区。在那里，为美国工作的特工人员提供卡车，把乘直升机来的突击队员运送到美国大使馆，以制伏守卫在使馆的伊朗人。事成后，直升机再从隐蔽地飞出来，落在大使馆的院子里，让被解救出来的人质上去，把他们送到附近的一个先行攻占了的机场，从那里再转乘C…130运输机飞向自由世界。计划制定者估计，要顺利完成解救人质的任务，至少需要这8架直升机中的6架。但是，在到达卡维尔盐漠的会合地点以前，就有两架直升机因技术故障而抛锚，还有一架在到达之后液压系统出了问题。收到这些消息后，卡特总统当即决定中止这次行动。起初“沙漠一号”行动的失败被认为是个技术故障，并没有成为人所共知的难堪事件，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不幸的事情随后便发生了。当剩下来的一架直升机进入一个加油阵地以便加油返航时，它的旋翼撞到一架C…130飞机的机身上。两架飞机同时起火。引起机上的弹药爆炸，有8人当场被炸死，4人严重烧伤。
在此之前，关于“沙漠一号”行动我未听到丝毫风声。然而，我在越南、韩国和一○一空降师中有过太多的有关直升机操作的经验，所以当我听到这次行动的计划和实施情况时感到十分惊讶。直升机的性能不稳定是众所周知的。要执行一项对人员和机械的要求很高的任务，要确保还能有6架可以飞的直升机来完成非常困难的第二阶段任务，8架直升机是远远不够的。“沙漠一号”行动还错在依靠的是一支从4个军种抽调人员组成的“解救”突击队。这个突击队的人员是专为执行这次任务而临时凑在一起的。在执行任务时，一个军种的人开的是另一军种的直升机。另外，指挥、通信、天气预报以及安全系统的薄弱也是造成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些闯入伊朗沙漠的军人的勇敢精神毋庸置疑。但是光有勇敢精神还不够。结果造成了这次失败，一些军人付出了他们的生命。“三角洲”部队指挥官查尔斯·贝克威斯上校说得好：“若从一支部队中抽出几个人，使他们同另一支部队的一些人组合到一起，并让他们使用别人的武器装备，那就别指望能组成一个高水平的战斗集体。”
后来，在我成为最高级别的制定作战计划的负责人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