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亡之谜-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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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公馆建在重庆杨家山的山腰上，因原为川军师长白驹所修建而得名。杨家山一带环境幽静秀丽，白公馆依山所修的山洞、瀑布、石崖和石径，与山势浑然一体。一九四三年以前，这儿是军统局的看守所，后因被梅乐斯看中才改成了专门招待美军的处所。
按照毛人凤事先的安排，周佛海到达白公馆后住进了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这房间里沙发、弹簧床等一应俱全，只是周佛海听说叶挺将军住过后，脸上的表情变得阴沉了。这天的中午，毛人凤在白公馆设宴为戴笠和周佛海接风洗尘。虽然，戴笠和毛人凤席间不时向周佛海等人敬酒，但对前途凶险深深担忧的周佛海除了强作欢笑外，已完全没有了好心情。酒席到一半时，军统局的一个秘书走进来对戴笠说：“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马上叫你去。”戴笠马上站起来对周佛海说：“很抱歉！不能奉陪了。”周佛海听说是蒋介石找戴笠，立即站起来送戴笠，并用非常恳切的语气说：“见到委员长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戴笠见周佛海满脸的忧虑，连忙说：“那当然！你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员长是不会不重视，也是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你们了，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放心好了。”戴笠说完走了，周佛海望着他的背影好久没有坐下来。此刻，周佛海怎么也不会想到，戴笠此时离去并不是去见蒋介石，而是为了摆脱周佛海，他事先安排好让那个秘书进来说的。
过后，戴笠再也没有直接与周佛海见面过。
戴笠安顿好周佛海后，把肃奸的注意力放在了平津地区。
此时，平津的局势不同于京沪地区，表面上看似已稳定，实际上却像个火山口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这一方面是华北地区的汉奸和伪军不甘心束手就擒，仍然蠢蠢欲动企图制造事件；另一方面则国民党军不顾已签的“双十协定”，不断地进犯华北的解放区，结果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被歼灭不少，有的还带部队投向了解放区。这些，都使戴笠对平津的肃奸行动乐观不起来，而且只能谨慎行事。戴笠到北平后，就拜访了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等人，以求得支持和协助。然后，戴笠通过关系暗中说服了伪财政总长兼伪华北储备银行总裁汪时璟，让他协助搞好肃奸工作，以“将功折罪”。此时的汪时璟，能抱住戴笠的大腿是求之不得，那敢不尽心尽力呢！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戴笠在北平沿用在上海肃奸时的老办法，借李宗仁北平行营前进指挥所的名义，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一号汪时璟的公馆内举行盛大的宴会，向北平五十多位大汉奸发出了请柬，其中就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和伪华北政委会顾问曹汝霖等人。当晚被邀请的人到齐后，戴笠当即宣布：“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你们送进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戴笠说完，拿出已经蒋介石审定的名单宣读了起来。这名单还没有读完，近旁的王克敏因为精神紧张的缘故，当即倒在沙发上不能立起。戴笠宣读完名单后，走近王克敏说：“你有病，可以不进监狱，在家听候传唤。”此时的王克敏不明白戴笠说这话的意思，神情上显得更慌张了，犹豫了好一会后说：“这祸事是我自己惹出来的，还是一起进去吧。”王克敏出生于官僚家庭，一生好嫖还吸毒，早把身体给搞垮了。在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的任上，因为身体的原因而去职。由于王克敏甘当汉奸，戴笠曾在一九三八年就指示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对王克敏进行制裁。后陈恭澍在北平煤渣胡同里对王克敏进行伏击时，由于目标不明确只打死了王克敏的日本顾问，而王克敏自己带伤逃离。此事过后，戴笠才从宋子文那里知道，原来王克敏投降日本人前，曾致电宋子文并转向蒋介石请示。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宋子文即复电王克敏：“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王克敏字）维持。”所以，这次戴笠来平津之前蒋介石就吩咐，对王克敏要有所关照。也正因为如此，戴笠以身体为由让王克敏在家听候传唤。可没有想到王克敏还是愿进监狱，戴笠也只好随他去了。不过，王克敏被关押后不久，即服毒自杀于狱中。
当天晚上，戴笠也找了曹汝霖。他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可不去监狱，但不能回家，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汝霖也许是没有想到，他向戴笠鞠了个躬后表示谢意。曹汝霖在日本人筹建伪华北临时政府时，曾被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因为有过在“五？四”期间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不敢再给自己加上卖国的罪孽，为此下决心不在伪临时政府里任职。后来是王克敏的拉拢，只好在伪政府里挂了个“最高顾问”的虚衔。后来王克敏当了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后，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头衔。但这两个头衔曹汝霖都没有到职做事过，蒋介石对此对曹汝霖有过赞许之言。日本人投降后，曹汝霖即给蒋介石打了电报祝贺抗战胜利。蒋介石接电后，也马上给曹汝霖回了电，表示对个人的慰问。所以，当戴笠把平津地区要逮捕汉奸的名单交给蒋介石最后审定时，蒋介石把曹汝霖的名字从名单里划去了。但戴笠并没有按照蒋介石核准的名单办事，仍把曹汝霖请到了东城兵马司一号汪时璟的公馆里。曹汝霖的儿子曹朴得知父亲被捕后，托人找到了正在北平视察的蒋介石，当面陈述了曹汝霖在华北沦陷期间未任伪政权的正式官员，不能负正面的责任而要求蒋介石能放人。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很是诧异，对来人说他在核定名单时未列入曹汝霖的名字。蒋介石非常恼火，当即把戴笠找来查问原因。戴笠没有想到，在曹汝霖的事情上蒋介石会这样的认真，只好以还没有关进监狱为由进行搪塞。蒋介石根本就不听戴笠的解释，要他立刻放人，并要戴笠亲自送曹汝霖回家。第二天，蒋介石又要戴笠赶往曹汝霖的家，要戴笠代表他向曹汝霖表示歉意和慰问，搞得戴笠有些难堪。其实，戴笠在曹汝霖的问题上并没有大错，蒋介石尽管没有把曹汝霖放到该逮捕的汉奸的名单里，但并没有说曹汝霖不是汉奸，可以不经法院审判就能过关。再说，戴笠只是把曹汝霖请到东城兵马司一号汪时璟的公馆里，既没有逮捕也没有关押，只是一种限制外出自由的居住。可见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如此地做文章，表面上看是对曹汝霖的敬重，实际上是发泄内心里对戴笠的不满。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就在戴笠软禁了曹汝霖以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许惠东也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决定。于是，他致电给蒋介石，要求将曹汝霖释放。许惠东发电时，蒋介石刚好到北平来视察，并在北平时已将曹汝霖释放归家。待蒋介石回到重庆，见到许惠东的电报后，提笔在电报上写了“昏馈”两字。接着，许惠东因这份电报被政敌以“包庇汉奸”而触“总裁震怒”的罪名加以攻击，并被国民党中央免职。蒋介石绝不是个健忘的人，何以数日之内对曹汝霖的态度发争了如此大的变化呢？话说到底，蒋介石当时就是想用曹汝霖来敲击下戴笠，至于曹汝霖是不是汉奸和要不要关押都不是主要的。其实，曹汝霖诶释放回家后也是心情不安，他害怕蒋介石会改口。于是，在曹朴的一手安排下，曹汝霖将在北平的家里的所有家具和古玩变卖后到天津居住去了。不久，曹汝霖转道上海去了国外。后来的几十年里无人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一九六六年才有消息说曹汝霖死于美国的底特律市。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敲击戴笠呢？自从戴笠掌握了肃奸大权后，由于他的独断专行和弄权作势，早已引起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不满，不时地向蒋介石告状。对戴笠警惕和戒备着的蒋介石，神经马上又紧张了起来，也就在此时曹汝霖的事撞了上来，蒋介石也就顺势利用起了此事。戴笠是否清楚蒋介石在曹汝霖事上的用心不得而知，事后他只对身边的人说：“我可能在吴绍澍的事上得罪了委员长，他好像不想放过我。”戴笠说的这个吴绍澍何许人呢？吴绍澍是江苏松江人，最早为陈立夫的部属，后又拜杜月笙为师。抗战前夕，他借重杜月笙的力量，以一千块大洋顺利被选为国大代表。不久，吴绍澍因与杜月笙有关系而失宠于陈立夫，杜月笙便把他介绍给戴笠，在忠义救国军里任职。没有过多少时间，吴绍澍返回重庆，通过老关系又重新博得了陈立夫的信任，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抗战刚胜利，吴绍澍就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市副市长，同时还捞取了三青团书记和上海社会局局长。顿时，吴绍澍成了上海滩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于是，吴绍澍决定要向杜月笙开刀了。
当杜月笙从淳安返回上海准备重整旗鼓之际，吴绍澍派人去火车站贴满了“打倒黑势力”和“打倒杜月笙”的标语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杜月笙。本来杜月笙要在上海北站下车，接受门徒和金融界的老朋友的欢迎，当得知了吴绍澍的行为后，只好在上海的梵皇渡车站下车。下车后，杜月笙连家也不敢回，住进了把兄弟顾家棠的家中。杜月笙对吴绍澍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很想能见到吴韶澍问个明白。过了好多天，吴绍澍总算上门来了。不过，他是一脸傲气，与过去是判若两人。而且不等杜月笙问话，就推说有公务在身匆匆离去，使杜月笙相当的尴尬。杜月笙门下的人都有气了，建议杜月笙找出当年吴绍澍的门生贴子，公布于世后再找吴绍澍论理。谁知，吴绍澍早已买通杜月笙门下的人，将他的门生贴子偷走了。杜月笙听后气得要命，暗中将此事告诉了戴笠。戴笠本来就对吴绍澍不满，又见他如此的反目无情，便决定找茬来整治他。
不久，军统局上海站发现吴绍澍曾接收了上海巨富邵式军在爱棠路的豪华住宅，并将其改为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场所。据邵式军的老婆说，她们家在该住宅内有四个大保险箱，除一个箱子装的是已失去价值的日本债券和老头票，其它三个箱子分别装有价值数亿的金条、美元和珠宝。她还将每只箱子的清单全都列给了军统的人，同时还告诉说，吴绍澍与她丈夫邵式军有约，那些箱子全归吴绍澍后就让邵式军逃走。戴笠得知此消息后，让毛森连夜带人搜查了在爱棠路上的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结果在该处的地下室里真的发现了四只保险箱，其中三只已被破坏里面什么也没有了，另一只完好无损。毛森让人炸开了那只没动过的保险箱一看，发现里面全是日本债券和老头票，而且数目与邵式军的老婆所列的清单是一致的。戴笠据此认定，其它三只箱里的价值数亿的财产已被吴绍澍窃为己有，便立即向重庆的蒋介石作了汇报。吴韶澍得知后，吓得天天到杜美路去求见戴笠，而戴笠又拒之不见。吴绍澍欲乘飞机去重庆求人讲情，戴笠知道后，马上让手下的人通知航空公司，不得售票给吴绍澍。被戴笠逼得无路可走的吴绍澍，只得用电话要重庆的朋友帮忙到蒋介石面前疏通。蒋介石对此事本来就将信将疑，就让人通知吴绍澍来重庆说明，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吴绍澍的身影。蒋介石以为吴绍澍是害怕了不敢来见他，就下了手令撤了吴绍澍的上海副市长和兼任的社会局局长的职务。过后，吴绍澍到了重庆，当托人说明情况后，蒋介石才清楚了戴笠的做法。据说，当时蒋介石沉默了好久，说了句“娘希匹！”后，对吴绍澍的事再也没有多问一句话。显然，蒋介石心里不舒服，那话也是骂给戴笠听的。后来这话果真传到了戴笠的耳朵里，当时他愣了好一阵，觉得对蒋介石的心事越来越不明白了。所以，戴笠在曹汝霖的事上受到蒋介石的指责后，自然而然把吴绍澍联系到了一起。
就在戴笠心绪不好时，宋子文到北平来了。
抗战胜利后，全国敌伪资产的接收工作完全处于一片混乱状态。除京沪地区之外，其它沦陷区的接收工作最初是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由陆军总长何应钦任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主任，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和外交六个接收小组。就在这六个小组的特派员及各省接收委员会的委员进入各沦陷区前，原沦陷区内的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早己勾结汉奸和伪军暗中抢劫了大部分的金银财宝。随后，许多拥有交通工具的军事机关和前线部队，又以极快的速度进入沦陷区后抢占了大量的钱财，接收情况已十分混乱。此时，隶属于行政院的许多部门，均不愿受陆军总司令部的管辖。于是，行政院的宋子文向蒋介石呈文，要求把属于行政院范围内的接收处理工作，全部划给行政院负责。蒋介石很快批准了这个呈文，同意由行政院负责接收有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敌伪资产，而陆军总部只负责接收有关军事方面的资产。为此，行政院正式成立了一个“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并把全国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
当时，河北平津区的敌伪产业处理局设在北平，局长由资源委员会的孙越崎担任。可是，早已抢先接收了敌伪产业的北平行营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等军事单位，根本不把敌伪产业处理局放在眼里。同时，还联手向蒋介石提出呈文，要求将他们已接收到的钱财和日常用品拨给他们，作为部队驻地的各县民众救济之用。接着，平津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府也给蒋介石呈文，要求将日本人办的工厂拨归地方经营，以便早日开工减少失业及设备损失。从表面上看这些呈文都有道理，蒋介石搞不清楚其中的奥秘，便一一批上了“可行”的字。这下可急了孙越崎，他也向蒋介石呈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