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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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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散文。孟子为人耿直豪爽、泼辣大胆,这一性格在《孟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例如,他教导学生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他见了梁襄王之后,对人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梁惠王上》)以上这些语言,“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所以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孟子的形象,这是《孟子》散文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
  语言的高度形象化,是构成《孟子》散文形象性的极其重要手段。孟子不愧是我国古代的语言巨匠之一,《孟子》首先给人的印象是,明白晓畅,深入浅出。例如,孟子劝说梁惠王施行仁政的一段话:“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
  精炼准确是《孟子》语言的另一特色。例如,孟子劝说梁惠王不要好战时,描述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
  这好像是一幅画卷,把2000多年前社会阶级对立的情景再现于我们眼前。《孟子》还特别注意细节的精工镂刻。有一次,孟子和齐宣王谈论管理国家时,他问齐宣王:“假如一个国家的政治搞不好,做国君的该怎么办呢?”宣王被逼得无话可说,《孟子》一书对这种窘境,只用了“王顾左右而言他”七个字,既不写脸色,也不记言语,只用了一个“顾”字,真是画龙点睛。这一描绘,把宣王理屈词穷,只好回过头来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的心理活动,暴露无遗。
  孟子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他的散文创作,并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唐宋时的散文大师,几乎都以孟子的文章为典范。所以《孟子》一书,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孟子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同样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
  六:《商君书》
  先秦法治理论的宣言
  战国末年,秦国所以能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个历史功绩不能不归功于商鞅在秦国进行的两次革新变法。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政策措施是什么,这些答案都反映在《商君书》中,《商君书》是记载商鞅思想言论的资料汇编,又称《商君》、《商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曰:“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或著录《商君书》,或著录《商子》,皆曰5卷。
  未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说“今亡三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说“今亡其一”,可能是他们所见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记的缺佚篇数也不一样。今本《商君书》共有26篇,其中两篇只有篇目而无内容,加上《群书治要》卷36引《商君书·六法》中一段,实际只有24篇半。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我们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著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
  《商君书》侧重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等言论,主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
  《去强》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20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就三是重刑少赏的思想。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是重刑而轻赏的。
  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赏刑》说:“所以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样。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对儒术。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的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七:《庄子》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庄子》一书,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涉及到伦理、哲学、人生、政治、科学、艺术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是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系统结构的,用庄子的观点说,都是统属于“道”的。也就是说,一部《庄子》不外为了说明一个“道”字。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他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时代的人,而较孟子稍晚。他一生视仕途为草芥,除做过看管漆树园的小吏外,不追逐官禄,因而一生穷困潦倒,除讲学、著述之外,有时还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住在“穷闾陋巷”,人瘦得“槁项黄馘”。
  庄子是一位蔑视权贵、鄙视利禄,而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家。他尖刻、猛烈地抨击当时罪恶的社会。什么圣人、王公大人、圣王之法、仁义礼乐,都给他骂得痛快淋漓。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圣人生而大盗起。”他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直接把矛头指向暴君。他生活的宋国,当时宋王偃“射天笞地”,荒淫无道,不得人心,庄子是深有体会的,所以他奋笔疾书,直抒胸怀。司马迁也说过,庄周“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癤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在《秋水》篇中,记述了庄子拒绝去楚国做官的事。楚威王派使者北上邀请庄子,答应给庄子高官厚禄。庄子在濮水边上钓鱼,他对使者说:我听说楚国有个神龟,死了3000年了,楚王把它珍藏在庙堂之上。就这个神龟来说,是愿意死后使它的骨甲得到重用,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土中爬着呢?我看它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土中爬行。庄子婉言谢绝邀请,使者只好南归。庄子用久已死去的神龟被供奉比喻官爵受吹捧,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虚名而已,他宁可像活龟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也不进入官场以示显赫,宁肯生活贫寒,钓鱼维生,也不追逐官禄,这是他对现实不满的超然态度。因此他愤世嫉俗,“终生不仕”。庄子一面鞭笞现实,一面同情劳苦人民。他在《达生》篇中,还记述了庄公为满足私欲,让东野稷拚命地表演赶车技术,而累坏了良马的故事,表达了对东野稷的同情。庄子还赞美过杀牛技术纯熟的庖丁、斫轮工匠、运斤成风的石匠、制锯的梓庆,这些说明庄子和下层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接近。
  《庄子》一书,汉代流传的古本,为10余万言,52篇,内篇7,外篇28,杂篇14,解说3。到晋时,经郭象删定并加以注释的33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这些是不是都是庄子的著作,历来有争论。大多数论者认为,《庄子》一书是庄子及其学派的论文汇编。后人注解《庄子》很多,通行本有晋郭象注、清末王先谦《庄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等。
  《庄子》既是一个学派的著作汇编,那么其思想内容是不会纯一的,但其主体思想,毕竟是庄周的思想,其理论主要是庄周的理论。庄子的哲学,庄子思想的核心,都在一个“道”字上。庄子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所谓“道”,是天地阴阳之间共同的东西。道字在《庄子》中出现过362次,作为道家之道在《庄子》中是什么意思呢?《大宗师》篇描述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庄子看来,道是客观存在的,但其本质是虚无的。他承认物质是运动变化的,如一年的春夏秋冬,“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天道》)他也认为事物可以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他说:“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穷则反”(《则阳》)。可见,庄子具有朴素的辩证法。他还承认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他在《至乐》篇中,讲了一个用待人的方法去养鸟的故事:鲁国国君十分喜欢养鸟,有一次,他得到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小鸟,不敢把鸟放在露天的花园里,而把它迎进庙堂,派人献酒送肉,又命令乐工奏乐曲,搞得鸟儿晕头转向,不吃不喝,第三天就死在笼里。
  但是,庄子却过分抬高了无形的道,贬低了现实的感性世界,他认为生命不过是暂时的存在,是无足轻重的。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无界限差别的,而后来发展到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这使庄子原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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