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巅峰-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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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青藏铁路工地有1万多名建设者。随着工程建设在全线展开，2003年，全线参建人员已达4万人。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提出了“先生存，再生产”的口号，各参建单位坚持“兵马未动，保障先行”，遵循高原生理规律，对所有参建人员进行严格的工前、工中和工后体检，在海拔较低的格尔木和拉萨“习服”一周后，才准许到工地劳动。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要求严格控制作业时间和劳动强度，职工每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免费发放防寒用品和抗缺氧药物，强制性吸氧。
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志坚说：“青藏铁路建设单位在沿线建立了三级医疗机构。第一级是在每个工程项目部都设立卫生所，职工集中居住，生病后在半个小时内可以得到及时救助。第二级是每个工程局指挥部都设立工地医院，目前仅设备投资就达6000多万元，配有高压氧舱、心电图分析仪、彩超等各种精良设备。第三级是在格尔木和拉萨设立一些定点医院，为山上患病人员抢救开辟医疗绿色通道。此外，还在施工沿线设立了一些医疗派驻机构，这些派驻医院的医疗设备都比各工程局的工地医院要好。如在五道梁、沱沱河设立了三级医院的派驻机构。全线建立一级医疗机构115个，二级医疗机构23个，三级医疗机构6个，沿线建立了10个大型制氧站、25座高压氧舱沿格尔木至拉萨一线排开，上场医务人员680多名，确保高原反应比较强烈的人都能得到有效救治。我们还采取分次体检的办法，严禁高原不适应的人上线，对职工建立健康档案，坚持每半年体检一次，如果体检不合格立即送下山。针对脑水肿、肺水肿晚上容易发病的规律，我们坚持晚上查铺，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青藏铁路是鼠疫的多发区，防疫部门对这里进行严格疫情监测，采取投药杀鼠、挖防护沟等措施进行预防。”
各施工单位建立了严格的卫生保障制度，有些工程单位规定，施工点每抬升100米，职工检查身体一次；职工宿舍供应充足的氧气，每天每人强制吸氧两小时，关键地段的人员每天吸氧8小时；抗高原反应药品分发到每一名参建者手里；在海拔4000米－4500米施工的职工每天劳动不超过4小时，铺轨、打隧道4小时一班……一项项得力措施都在付诸实施。
青藏铁路沿线各工地，随处可见高大的彩门、标牌，和多年来全国各地任何大型工程现场一样，书写着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但不一样的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这样的词语销声匿迹了；有“献青春”的字眼，但看不到“洒热血”的词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被“以人为本，保障健康”取而代之。
点点滴滴的细节，无不浸透着浓浓的人文关怀。在青藏线上，生命意识的全面渗透和升华，已是今非昔比。建设者们以伟大的奉献精神正为青藏铁路付出大量牺牲，比如健康、亲情、学业、利益等等，但员工的生命被全力保护。从以往强调超越自然的“人海战术”“人定胜天”到如今尊重科学规律的“以人为本”，这中间体现的正是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正是党和政府对广大职工的爱护，正是尊重和体现劳动者人权的巨大进步，正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进步！
生命的守护神
在青藏线，工地医院是被称作“生命绿岛”，而“白衣天使”就是生命的守护神。他们在恶劣环境中捍卫着“不让高原病夺走一个人”的誓言，让生命阳光洒满雪域高原。
40多岁的丁太环，是中铁四局青藏铁路工程指挥部工地医院护士长。她身材矮小，皮肤晒得黝黑，由于在高原体重急剧下降，瘦削的脸上眼窝深陷。
2002年初，当雁石坪工地刚开工的时候，她和另外几名同志作为先遣人员被派去建点。其中包括她在内的4名医务人员负责建工地医院。工地医院驻址选在唐古拉山脚下海拔4700多米的雪域高原“无人区”，自然条件十分恶劣。
刚来时，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野，无水无电无取暖设施，连睡觉的地方都紧张，丁太环只得与6名男职工挤在一顶不足20平方米的帐篷里和衣而眠。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丁护士长笑着说：“那时候夜里都不敢出去上厕所，既怕冷，又担心被狼吃了。”在特殊的环境下，丁护士长忘记了自己的性别，这样男女“同居”一住就是17天。
同来医务人员有2人发生了严重高原反应，病得不能动。丁太环也有明显的高原反应，但她坚持同另外一名同志开始着手组建医院。他们把带来的几千斤药品一点点从车上搬下来。一天下来，丁太环的嘴唇和眼圈全部发紫，同志们看了都害怕地说：“大姐，你休息休息吧，别把自己也累倒了。”但她根本不听劝阻地工作，直到感觉呼吸困难，头痛欲裂，才去吸口氧气接着干。
之后一段时间里，她忍着像带着紧箍咒一样的头痛，在昏昏沉沉中打扫病房、支病床、搬药品、布置治疗室和药房，她把高原反应严重的同时安置在刚支好的病床上，给他们打针护理，没有办公桌，她就蹲在地上，趴在纸箱上配药、写记录，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次搬药品时，由于劳累过度，丁太环晕倒在地，好一会才醒过来，喝了一支葡萄糖后又干了起来。她说：“医院早一点建好，参建人员的健康就早一天有保障。”凭着这样的信念，她一干就是十几天，一个简陋的工地医院终于被他们撑了起来。
丁太环救过很多人，包括青藏铁路建设者，也包括素昧平生的路人。
2002年4月21日下午，中铁四局管段里发生了货车相撞事故，一死四伤，造成交通中断。工地医院得知后立即前往救护，在对伤员进行简单的包扎后，丁太环果断决定将病人送往西藏安多县医院抢救。
救护车里空间不大，一个伤员躺在床上，一个躺在车厢底板上，护理人员难以插足。为了减轻车辆颠簸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丁太环坐在床沿上，脚抵着门，一手托着输液瓶，一手扶着针头，人像机器一样保持着固定的姿势，身体处于僵直状态。从工地到安多，需要3个小时，她也必须保持这样的姿势3小时。这如同士兵一条腿站立，一条腿抬起绷紧练正步一样，而一般的士兵站不到半个小时就会跌倒在地上。
车快到唐古拉山口的时候，丁太环出现了强烈高原反应，太阳穴剧烈地跳痛。她跟同行的医生说：“我快不行了，给我搞点药吃。”吃完药，丁护士长克服自身病痛，仍然努力保持着姿势。
丁太环说：“在这里，家的含义变得更广。我总觉得大家一起来到青藏线，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不能因为高原病丢下一个人，否则我会遗憾终生。”
徐英，中铁十九局青藏铁路工地医院院长，48岁的她鬓染秋霜，身体娇弱。然而，与她交谈，却能感受到一个女性心中蕴藏的无私的爱。2003年国庆节，我和她相逢在那曲地区中铁十九局青藏铁路工程指挥部工地医院，她讲述了在青藏铁路工地的亲身经历：
“上青藏线是我多年来的愿望，我的父母过去都是铁道兵，全家七口人，个个参加过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建设。当时，父亲任青藏线的指挥。我那时23岁，在连队当医生。由于医疗条件有限，看到不少战友被高原病夺去了鲜花般的生命，我的心里难受极了。从此，我开始关注高原病、研究高原病，从事临床工作二十多年。
“我们局承担青藏铁路83公里的建设任务。工地位于那曲藏北高原，海拔在4500米以上。职工们形象地说这里是‘走路不能跑，说话不能吵，吃饭不能饱，氧气不能少。’我们20多名医务人员要为5000多名工人的身体健康负责。上级规定，高原病发病率不能高于2％，不能有一例死亡病例发生。
为了预防高原病，上场前，我编写了一本《急性高原病自查自救知识手册》发给职工，让他们能自我保护。
“高原病突发性强，平时做好健康监控十分重要，我和同事们坚持24小时巡诊值班制度。
特别是深夜，职工们劳累后睡得较熟，突发高原病难以觉察。我们只能打着手电挨铺地检查。
“上场初期，高原病发病率较高，我们只得经常成天黑夜地抢救病人。记得有一天清晨，我巡诊时发现一名职工神志不清，患者是高热后脑缺氧所致，可能导致脑水肿，甚至死亡。经过紧急处置，半小时后患者苏醒，但病情还没稳定，我不敢离开半步，守在他身边观察病情，午饭也没顾上吃。晚上疲倦地回到医院，突然对讲机响了：一位工人昏迷不醒。我抱着急救箱就往外跑，深夜才回到医院，顾不上洗漱，就瘫在床上了。可睡下不久，值班室门铃骤然响起，有人急促地高喊着：‘大夫，救命哪！’我被惊醒，此时是凌晨2点多。这位急病号经检查诊断为重度肺水肿并脑水肿，体温高达40℃，昏迷不醒，心率最快时达200次/分。我们全院医务人员都投入紧张的抢救中，有的抬担架，有的搬氧气瓶，有的忙输液，大家一路小跑。4个小时过去了，病人仍然神志不清，生命危在旦夕。我焦急万分，像这样的危重病人，在高原抢救成功的例子几乎没有，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我根据多年来临床经验，想尽所有办法，高压氧仓、呼吸兴奋剂等多管齐下，患者慢慢有了意识。这时我全身虚脱，晕了过去，同事们又忙着抢救我。经过8小时奋战，奇迹出现了：患者意识状态改善，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今年5月，我送民工贺勇下高原治病。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颠簸，我感到头疼、头晕、恶心……送病人下山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样艰难。由于高原缺氧，抢救同样的病人，要比内地付出几倍的艰辛。在山下贺勇痊愈了，我却病倒了。他感动得哭了，从口袋里拿出‘全家福’，让我把名字签在上面。‘院长啊，我要让全家永远记着你，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他向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我的父母年事已高，都在东北，患有重病。为了照顾老人，我雇了个保姆。今年七月，父亲冠心病发作，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小保姆在电话里哭着说：‘阿姨，老爷爷不行了，您快回来吧！’一边是急需我照顾的父亲，一边是几千名职工的健康。我权衡了半天，哪一头都重要，心里矛盾极了。我下意识地给父亲拨电话，父亲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小英子，爸爸想你啊，可你不能回来，工地上离不开你，爸爸会好起来的。’听到这里，我泪流满面。我的父亲终生愿望就是修好青藏铁路，如今，我在完成父亲他老人家的夙愿，也许，做好现在的工作，是对他最好的报答。”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许多医务人员很久才回一次家。由于离家时间太长，孩子对母亲的思念变成了揪心的怨恨。护士陈欣3岁的孩子每次都在电话中哭叫：“妈妈，你快从电话中出来吧！我要妈妈……”陈欣把孩子的照片放大24寸挂在床头，孩子过生日时，她买了一辆玩具翻斗车，装上青藏工地的黄土，一同寄给了孩子。
经过医务工作者的努力，高原病发病率极低，远远代于2％的指标，有的工程甚至仅为0。36％，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却是一个不寻常的数字，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数字！为了青藏铁路这一跨世纪伟大工程，医务工作者们无怨无悔，默默奉献者。”
中铁二十局集团青藏铁路工地医院年轻护士张君轲，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作青藏线上的“南丁格尔”。她是第一批进驻风火山施工现场的人员。当我问起她请缨参加青藏铁路建设的起因时，她显得十分激动。她说：“得知我们集团参建青藏铁路世界海拔最高的风火山隧道施工，我激动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便向组织上递交了《决心书》，要求上青藏线。为表示自己迫切的心情和参战的决心，我一连写了三次《决心书》，最后一次在《决心书》末尾，我连着写了三个请组织批准，第一个请组织批准后面加了一个惊叹号，第二个是两个惊叹号，第三个是三个惊叹号。有人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如果我不上青藏线，我想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认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一次次挑战，一次次跨越。”缺氧使从小在内地生活的她高原反应强烈，白白净净的脸庞被强烈的紫外线晒得黑红黑红，她全身各系统功能紊乱，脸肿大，内分泌失调，可她却从未因此耽误过一次工作。在上线的一年多时间里，经她医护的病人达3000多人次。
青藏铁路建设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
青藏铁路开工后，一些国外舆论认为，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设，牺牲了很多铁道兵战士。格尔木至拉萨段建设，中国将再次用血肉之躯“铺设”道路。
但这一预言并没有言中，在被称作“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铁路建设大军创造了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的纪录。
孙永福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青藏铁路工程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在青藏铁路正式开工之前，我们最担心的是建设者的健康问题。如果上高原发生急性脑水肿、肺水肿死亡事故，就会极大地影响队伍士气。当时，我们就提出要保证队伍上得去，站得稳，干得好，目标就是不发生急性高原病亡人事故。这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是难以实现的。经过三年的实践，由于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从上到下高度重视，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防治措施，取得了明显效果。”
三年来，全线抢�
